从1912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史上的北洋军阀政府和继之而起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建立在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投降列强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他们豢养大批鹰犬，推行特务政治，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特务机关，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手段之毒，技术之新，诡计之奸，危害之烈，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民国特务政治是中国特务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本书介绍了赵秉钧、陆建章、康泽、徐恩曾等民国十大特务头目。十大特务的活动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国的特务政治史，了解和研究中华民国特务史，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把握中华民国史。

本书介绍的十大特务头目是：

赵秉钧 民政部右侍郎、内阁总理、步军统领。

陆建章 军政执法处处长、北京卫戍总司令、陕西督军、陆军上将。

康泽 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复兴社书记长、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徐恩曾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戴笠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陆军中将。

郑介民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毛人凤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唐纵 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常委。

丁默邨 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

李士群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

十大特务的活动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国的特务政治史，了解和研究中华民国特务史，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把握中华民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笔者编写了这本关于十大特务头目的专著。

前言

赵秉钧

 创办巡警

 侦破五大臣遇刺案

 民政部右侍郎

 随主子下台

 逼宫的先锋

 策划“兵变”

 内务总长

 跃登阁首

 上海站的枪声

 真相大白

 杀人灭口

 炮制所谓“血光团”案

 专操特务旧业

 兔死狗烹

 天理报应

陆建章

 跟随袁世凯起家

 收买汪精卫

 军政执法处处长

 诛杀张振武、方维

 毒杀林述庆

 李统球血案

 乱斩“皇亲”

 为帝制开道

 囚禁章太炎

 横死津门

康泽

 屠夫之子

 黄埔三期生

 留学苏京

 蒋介石的侍从参谋

 筹备复兴社

 别动队魁首

 率队人川

 与周恩来、博古等谈判

 三青团干将

 反共“高手”

 “18年努力一笔勾销

 出任司令官

 国民党宣布：康泽殉难

 文史专员

徐恩曾

 第五任调查科长

 借顾顺章叛变而得宠

 建立特工总部

 “安内攘外”的血腥措施

 “侦破”汪精卫遇刺案

 中统局的真正老板

 在日伪占领区“撒蚯蚓”

 与朱家骅争权夺利

 抗战第二，反共第

 脚踩两只船

 与戴笠比高低

 最后的表演

 独一无二的特务手腕

戴笠

 浪迹沪杭

 南下黄埔

 密查组组长

 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策反“高手”

 反共第一

 诛除异己

 制裁汉奸和逃将

 诛杀日酋与日谍

 主仆之间

 军统的恶性膨胀

 机毁人亡

郑介民

 投奔黄埔

 留学莫斯科

 第一件特工“杰作”

 在广西的特务活动

 出任特务处副处长

 “制敌机先”

 制裁张敬尧

 捕杀吉鸿昌

 晋见希特勒、墨索里尼

 收买两广空军

 屈就主任秘书

 著书立说的“儒特”

 挂名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

 “料事如神”的“军事外交家”

 “唇枪舌战

 出任军统局局长

 第一任保密局局长

 升任国防部次长

 作风、性格种种

 孤岛上的“国家安全局”局长

毛人凤

 戴笠的同乡、同庚和同学

 军统局的“后起之秀”

 破例结婚

 击败郑介民、唐纵

 班底大调整

 毛人凤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

 上台后的几个反共“硬”招

 铲除马汉三集团

 弹炸何思源

 以假保密局应付李宗仁

 杀害杨虎城

 刺杀杨杰

 与陈仪算总账

 阴谋杀害李宗仁

 大屠杀、大破坏

 逃往台湾前的布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谋炸周恩来

 特酋的黄昏岁月

唐纵

 黄埔六期生

 南京办报

 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驻德助理武官

 重回特务处

 蒋介石的少将参谋

 极力讨好蒋介石

 与戴笠的区别

 军统局帮办

 蒋介石的中将参军

 执掌警政大权

 反共急先锋

 与李士珍斗法

 处理“李、闻血案”

 大伤脑筋的“金都血案”

 制造“五二○”惨案

 逃往台湾

丁默邨

 共产党的叛徒

 与戴笠、徐恩曾并列为处长

 随李士群下水

 日本大本营训令：援助丁默邨一派

 疏通周佛海

 与汪精卫讨价还价

 “76号”魔窟

 枪杀茅丽英

 挫败刺汪密谋

 中了美人计

 与李士群的争斗

 秋后的蚂蚱

 毙命南京刑场

李士群

 叛共投蒋

 叛国投日

 三管齐下

 与日本军部挂钩

 招降纳叛

 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当汉奸就要当个痛快！”

 青岛特工战中的赢家

 挖军统和中统的墙脚

 横行霸道在租界中

 撕掉了方液仙这块肥票

 出任伪警政部长

 出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

 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

 与唐生明斗法

 毒毙吴四宝

 众矢之的

 步了吴四宝的后尘

作者后记

杀人灭口

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赵秉钧心慌意乱，便想出一个诡计，企图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二十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三月九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二十日执行。”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凭空捏造出来的假文章。把梁启超、汪荣宝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列为“陪客”，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赵秉钧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混淆事实，就能够使人们相信上海真有一个这样的暗杀机关，这个机关不但与国民党领袖为敌，而且与其他政党的领袖为敌，还与政府的总统、总理为敌。

赵秉钧终因做贼心虚，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不得不提出引嫌辞职。但袁世凯毕竟比他更老练，认为一个人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会越洗不清。因此，劝他改辞职为请假。后来，他一再续假。

就在这时，袁世凯向帝国主义五国大借款的消息已流传出来。国民党完全知道这是袁世凯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因而对五国大借款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孙中山呼吁停止五国大借款的要求置之不理，五国大借款终于成立。4月26日，称病请假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忽然不药而愈。他带领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两人，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跟等候在里面的5国银行团代表们见了面，双方不声不响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合同上签了字。这件事情，国民党方面早有所闻，一批国民党议员守候在汇丰银行外面，阻止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内阁阁员进去签字。赵秉钧也早作了准备，他派来一批警察特务，恶狠狠地将这批手无寸铁的议员赶走了。

五国大借款成立、袁世凯作好了向国民党进攻的军事准备后，袁世凯才下令调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随后，又任命他担任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命北洋将领段祺瑞继任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谈话，把他自己描述为宋教仁的最要好的朋友。他说：“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十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五千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他在谈话中，否认洪述祖是他的私人，而说是前任总理唐绍仪“介绍到内务部来的”。他谈到自己时，不胜感慨地说：“我四十岁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五十岁更成为一个厌世主义者。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我不能不出来帮他的忙。”(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166页)他表示，洪述祖与应桂馨来往函电他从来没有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与“影射”，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因此，不能因为涉及到密码，就与刺宋案有关。他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4月16日，会审公堂把应桂馨和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由南京到上海，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察手续。

武士英自被捕入狱以来，就受人指使，把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有人对他许愿：将来自有解救之法。因此他一口咬定此案无人主使，拒绝吐露实情。在他移送中国法院后的第八天，他突然在狱中暴死。武士英死得不明不白，使人不得不想起中国历史上常有的一篇叫做“杀人灭口”的老文章。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使人一望而知。谁都可以明白，一定是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在里面做了手脚。

此时，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他公开要求抽鸦片烟，法院怕这个人证也死掉，于是破例允许他公开吸食。后来，袁世凯、赵秉钧感到应桂馨在狱中终究不是个办法，万一此人把整个底都兜出来，那就不好交代。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拨出专款，指使一帮流氓特务，将应桂馨从狱中劫出。

至于洪述祖，早在3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就电请国务院予以拘留。可是，就在这天早上，袁世凯、赵秉钧对他通风报信，他立即潜逃出京，回到了天津宿纬路老家。赵秉钧的副手、内务部次长兼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拖到28日，才装模作样地派侦探侯德山等5人前往天津缉拿，下午又加派秘书潘毓桂、探访局长李寿金续往追捕。

可是，洪述祖在28日上午就已逃往山东济南，然后又到了青岛。他把胡须刮去，更名王兰亭。胶州德国总督因洪述祖是全国闻名的杀人同谋犯，将他扣押起来。国民党和上海地方检察厅分别要求政府派员，请德国租界当局予以引渡。狡猾的袁世凯竟派内务部次长、洪述祖的亲戚言敦源与内务部秘书、卷入刺宋血案的程经世前往办理。袁世凯、赵秉钧表面上是要把他提回北京，实际上胶州总督将他释放后，就以“查无着落”了事。洪述祖也就安然寄身于青岛。不仅如此，洪述祖于5月3日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与北京政府开脱罪责。

炮制所谓“血光团”案

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秉公执法，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请北京地方检察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到上海候质。在上海地方检察厅的催促下，北京地方检察厅也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

但是，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北京地方检察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赵秉钧致岑春煊等函》，载《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第11页)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时报》，1913年5月27日)就是小小的内务部秘书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

袁世凯、赵秉钧做贼心虚，是根本不可能出庭对质的。因此，袁世凯支持赵秉钧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秉钧：“智庵放心住医院就是了。”(《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21日)

但是，一味拒绝出庭也不是个办法，这必然显示出袁世凯、赵秉钧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为了对付上海地方检察厅的传票，还必须想一个别的办法。恰在此时，赵秉钧又捞到了一根稻草。

宋案发生后，参议员谢持、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以及宋教仁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3000元，由上海潜往北京，企图谋杀袁世凯，为宋教仁报仇。但是，周予觉到北京后，在赵秉钧、陆建章手下特务的严密追踪下，贪生怕死，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天津的一个女学生周予敬出面，自称为“女子暗杀团团长”，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她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携带了40000元到北京来进行政治谋杀。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赵秉钧导演的。他故意对此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

第二天，即5月17日，赵秉钧、陆建章派特务逮捕了参议员谢持，指为“血光团团员”，并搜查了他的住处。“血光团”这个名称，立刻飞扬在外，众口喧腾，处处哄动，人人谈虎色变，好像社会上真有这样一个秘密的杀人组织。袁世凯还煞有介事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员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故意弄得人人自危。  P29-31

特务，古代称为间谍，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形式，推行过特务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政治特别残酷。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无一不借助特务政治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锦衣卫和东、西厂是明代统治者实行特务政治的特别专政工具，不仅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受其监视，就是街坊道途的民间隐私也在其侦探之列。特务机关“专务排除异己之人”，“屡兴大狱，冤者相属”(《明史·宪宗本纪》)，弄得小人弹冠相庆，冤狱遍于国中。

从1912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史上的北洋军阀政府和继之而起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建立在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投降列强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他们豢养大批鹰犬，推行特务政治，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特务机关，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手段之毒，技术之新，诡计之奸，危害之烈，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民国特务政治是中国特务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民国史上的主要特务机关有：

军政执法处

京师警察厅

步军统领衙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处(特工总部)

复兴社特务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

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

国防部保密局

内政部调查局

内政部警察总署

本书介绍的十大特务头目是：

赵秉钧 民政部右侍郎、内阁总理、步军统领。

陆建章 军政执法处处长、北京卫戍总司令、陕西督军、陆军上将。

康泽 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复兴社书记长、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徐恩曾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戴笠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陆军中将。

郑介民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毛人凤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唐纵 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常委。

丁默邨 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

李士群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

十大特务的活动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国的特务政治史，了解和研究中华民国特务史，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把握中华民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笔者编写了这本关于十大特务头目的专著。由于笔者水平所限，掌握的材料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赐教、指正。

袁南生

1995年12月于长沙蓉园

此书初版于1999年，10余年过去了，关于间谍战，关于特务史的新书出了不少，然而本书的价值不仅仍在，而且从某种角度上看，其价值显得进一步突出。这是因为，该书没有戏说，没有演义，而是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严肃的研究性著作撰写而成的。也就是说，我力图把该书作为信史来写。这是本书与许多同类题材的书一个最大的区别。同时，又注重书的可读性，努力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真实的事情，使书既可信，又可读。中国文史出版社嘱我将此书加以修订，以便再版，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的初版和再版都得到我在北京大学的学友高芳女士的帮助，谨致谢意！

袁南生

2009年8月24日于北京武圣北路6号和谐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