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位心气始终不平的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看法是憋不住的，文章不便于写的，他借译作充分予以表达了。我想，他的译作倾向性之所以这么明显、影响之所以这样深远，就是因为他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场。这大概是作为翻译家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主因。他就是董乐山！

本书分为美国作家谈创作、知识分子写真、书话三则这三个部分对其作品进行了收集。

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最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本书文集收录了关于美国作家谈创作、我小说写的以观察到的人生为基础、狂人卢梭、代拟退稿信数则等。

Ⅰ．美国作家谈创作

 关于美国作家谈创作

 我小说写的以观察到的人生为基础

 我是一个回到黑暗时代去的作家

 作家最痛苦的莫大于不能再写作

 我为自己和文学而写作

 写个好剧本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读者

 我的一生是个退避者的一生

 作家顶多只能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

Ⅱ．知识分子写真

 约翰生的《知识分子写真》

 狂人卢梭

 透明度下看萨特

 斯诺家书

 今日红色中国

 红星照耀世界

Ⅲ．书话三则

 代拟退稿信数则

 古今禁书

 翻译家如是说

记者：这是不是说你不区别小说和非小说？

考：对。问题不是你写什么，而是如何写。你的作品以事实或以想象为基础其实并不重要。这两方面的不论哪一方面你都可以成为好作家。或者两方面都成为好作家。使用语言就是写作，最后重要的是你使用语言使用得多么好。非小说从文学意义上来说可以写得像小说一样动人。

记者：你说亨区的课程是作文课。你在大学里还上过什么文学课吗？

考：我选过一门英国文学课，但中途放弃了，因为教授一直在讲些亨利·詹姆斯那样成就的人，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所及。我也选过“华兹华斯研究”这门研究生课程。我记得只上过半个学期的课，这时教务长把我叫了去说，“我收到开华兹华斯课的教授的一个问题，他想知道你是怎么混到他的班上去的”。原来我曾对那教授说，我不喜欢华兹华斯，也不喜欢他的诗，因此他向教务长提了意见。反正，这就是我在大学里选英国文学课的经验。我想，问题是我当时的兴趣不在华兹华斯或詹姆斯上，而是在构思一篇从来没有人写过的小说，而我自己就想写这篇小说。

记者：你的大学课程除了英国文学课以外，还有什么课程对你写作的成熟有帮助吗？

考：有社会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两门是人生的基础，所以我选读了。但是对于这两门学科，我并没有你可以称为思想水平上的兴趣。它们只不过是出发点而已。

记者：出发点？

考：我想了解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是那样，以便我可以写人生，但是我在小说中写的更多地以我观察到的实际人生为基础，而不是以理论为基础。例如，我对经济学的了解其实是从我在威尔克斯一巴尔一家廉价商店地下室中打工时学来的，是从我在华盛顿每天早上三点钟送牛奶时学来的。我观察这些事情，知道了人们经受的苦难。

记者：但是有些读者认为你的作品对南方表现了一种歪曲的而不是现实的观点。例如，他们说你在《烟草路》中夸张了吉特·莱斯特一家的困境。

考：许多南方人对这些人的故事和状态不表示同情。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极端的贫困，即使看到过也不注意。当有人说这是存在的现实时，他们就马上否认。不过，这是他们的权利。我在佐治亚跟我父母一起生活时，瑞恩斯镇外有三四家人几乎过一阵子就大清早前来，他们坐在我们家的廊前，乞讨吃的东西。从老奶奶到怀中的婴孩，他们整个上午坐在那里，当家的伸着手，嘴里还哼哼唧唧，因此这些事情是存在的。有人说不存在，我就要上火。

记者：编辑呢？他们有没有叫你做一些删改？

考：我从来没有遇到出版商或编辑说“这得删掉”。相反，他们从来不改我写的东西。在我写作初期，斯克里勃纳书局编辑马克斯·潘金斯就鼓励我要对写作保持忠实的态度。从此以后我从来不要别人来叫我删改，也没有人叫我这样做。

记者：没有人来打扰你，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异常幸运？

考：是的，但是在潘金斯告诉了我以后，我认为自己是配得上的，因此不感到脸红。我确信自己能对付。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能写要写的东西，按自己的想法来写。

记者：这样说没有人指导过你的写作？

考：不过，我不想称自己不犯错误。当我妻子弗吉尼亚开始当我的编辑助手时，我得逼着她挑错，找出哪个字哪句话可能有毛病。因为我在《新美国文库》的出版商维多·威布拉特告诫她不要改动我写的东西。因此我得教育她对我的作品抱挑剔的态度，如今她对我很严格。

记者：你写作时需要与外界断绝来往吗？  考：我喜欢一人独处。以前在纽约能非常廉价地租一房间，我有好几本书是在租来的房间中写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干扰。我可以在床上放一台打字机，坐在对面椅子中，整日整夜地这么写作。

记者：你在早上是不是需要克服惰性才能写作？

考：不，换了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有时可能有不知干什么好的感觉，我有时可能为此担心。但是我还是能坐下来。你瞧，这首先是我要做的事，因此我有把它做完的要求。我想，要做作家，才华只是一个条件。你还得要有发挥才华的欲望。

记者：你有没有长期思路枯竭的时候？

考：没有。你总是能够写一些什么的。你写打油诗，写情书，做些使你恢复写作习惯的事，把那种欲望重新引起来。

记者：你一边写一边修改得多吗？

考：我的废纸篓总是全市最大的，一天完了就塞得满满的。我写了三四行，感到不满意，就送进废纸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人生没有完美或者接近完美那么一回事。因此我不断地把写好的丢掉，想改得好一些。

记者：那么你一天工作进行得好时能产生多少文字？

考：哦，也许一天结束时，有两三页值得保留。你知道，不少于三页就不少了。为了这值得保留的三页我可能写上四五十页。整天坐在打字机前什么也没有写好也不是罕见的。但是如果你站了起来，你就肯定什么也没有了。

记者：你在这样写完了第一稿以后还有许多修改要做吗？

考：一般来说，是的。但写《上帝的一小块土地》时我随写随丢在地板上，一直到写完才捡起来，放在一起就成了书。没有修改。但一般来说我写完一本书后，要连续重写，多到十几次，因为我总是不满意。

记者：在后来修改稿中你增添多吗？

考：不多。我有时标进一两句描写房子或什么的话，但修改不宜过多。你可能脂肪过多，该瘦的地方却肥了。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收。

记者：你的书出版后你还读不读？P011-013

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什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画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

——巫宁坤《董乐山和(一九八四>》

他的连续出版的一本又一本的译作足以说明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在译介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上的巨大贡献。……在乐山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翻译家逐渐转向一位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批判家。……这些文章不只文笔犀利——正像乐山的性格——而且总是能击中要害。

——傅惟慈《牌戏人生·狷介一书生》

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最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李辉《<董乐山文集>编后随感》

董先生具有高度自觉的翻译意识，他的每种翻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存在偶发性，随机性，却有着惊人的稳定性。“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当代中国，谁是斯通？论翻译界，我知道的是，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林贤治《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他是位心气始终不平的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看法是憋不住的，文章不便于写的，他借译作充分予以表达了。我想，他的译作倾向性之所以这么明显、影响之所以这样深远，就是因为他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场。这大概是作为翻译家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主因。

——潘晓松《前辈风范——董乐山和他的名山事墅》

我总是说，董乐山先生是我在翻译上的一个偶像，说是人生上的偶像也不过分，因为现在翻译可不是我的很大一部分人生么。董先生是那种翻译者的原本形象——普罗米修斯式偷火者，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单纯的个人爱好而翻译，而是着眼于通过介绍具有思想价值的作品，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着人性、理性、文明的方向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豆瓣网友lu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