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当尼古拉斯·卡尔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赫赫有名的那篇封面文章巾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启了人们热切渴望的期盼源泉，让人急于弄清楚互联网是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卡尔同时也明确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牺牲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吗？

“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当尼古拉斯·卡尔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赫赫有名的那篇封面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启了人们热切渴望的期盼源泉，让人急于弄清楚互联网是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卡尔同时也明确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牺牲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吗？

现在，卡尔把他的论证扩展到最具说服力的探索研究上，针对互联网导致的智力后果和文化后果，他阐述了迄今未见公开发表的观点结论。娓娓道来，叙述得引人入胜。

卡尔让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印刷图书如何让我们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从而促进深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相比之下，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也是一套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的伦理——如此说来，互联网正在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我们。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在《浅薄》一书中，有智能技术的发展历史，有大众科学的普及知识，有文化批判的真知灼见，全书处处闪耀着令人难忘的智慧之光，这些内容恰似对我们现代人的心智状态所做的全面而深远的拷问。

这本书必将永远改变我们对传媒和大脑的思考方式。

推荐序一　传媒即思维

推荐序二　挡不住的“浅薄”

序言　看门狗与入房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

1　我变成了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

2　我们的大脑如何被改变了

3　大脑的工具：技术一直都在塑造着我们的大脑

4　我们大脑的力量：从图画的演化说开去

5　互联网的超凡魔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

6　图书依旧：互联网改变不了的事实

7　网民的大脑：被重塑着，被折磨着

8　谷歌是上帝还是恶魔

9　记忆哪里去了：做互联网的奴隶还是看客

10　面对互联网：我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后记　计算机的智慧

地图和钟表为描述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隐喻，从而间接地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还有一些智力技术可以实际改变我们的听说读写方式，因而对我们语言的改变更加直接、更加深刻。这些技术可以扩大或压缩我们的词汇，可以修改措辞规范和词序，可以支持或简单或复杂的语法规则。因为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意识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所以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古典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Ong）指出：“技术不只是外在的辅助手段，也是内在的意识转化，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语言发展史也是头脑变迁史。

语言本身不是技术，它是我们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已经进化到能听能说。小孩不用专门教导就能学会说话，就像羽翼渐丰的小鸟能学会飞翔一样。读和写在我们的身份和文化中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很容易把读写能力当成内在的天赋。但是，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读和写是非自然的行为，只有通过有目的地开发字母符号以及其他多种技术，才有可能学会读写。我们的大脑必须经过教导，才能学会把看到的系统化的符号转换成能理解的语言。读写能力的获得需要我们接受学校教育和实践练习，那是一个有意识的大脑塑造过程。

在很多神经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大脑塑造过程的证据。实验显示，学者和文盲的大脑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不仅表现在如何理解语言上，还表现在如何处理视觉信号、如何进行推理、如何形成记忆等方面。墨西哥心理学家菲戈·奥斯托斯基一索雷斯称，研究显示“学习阅读的过程对成年人的神经心理系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大脑扫描结果也显示，使用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的人形成的阅读神经通路，与使用表音文字的人的相应神经通路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塔夫斯大学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在她有关阅读神经学的著作《普鲁斯特与鱿鱼》（Proust and the Squid）中解释说：“虽然在所有的阅读活动中，都要用到大脑额叶和颞叶的某些部分来组织和分析字词的发音与含义，但是表意文字会激活那些区域中极为特别的部分，尤其是与运动记忆有关的部分。”在使用不同表音文字的读者当中，大脑活动的差异也已得到证明。例如，比较英语读者和意大利语读者可以发现，前者的大脑活动区更侧重于与可视化形象解析功能相关的部位。人们相信，这种差异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发音经常大相径庭，而意大利语单词往往是严格按照发音拼写。

读写活动的最早例证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早在公元前8000年，人们使用刻有简单记号的小泥块来表示牲畜及其他货物的数量。即便是解析如此原始的记号，也需要人脑内部新的神经回路出现重大发展，从而把大脑视觉皮层与附近的感觉形成区连接起来。现代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有意义的符号时，沿着这些通路进行的神经活动两倍或三倍于看到毫无意义的涂鸦时的情况。正如沃尔夫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读懂那些记号，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能够把基本视觉区和负责更加复杂的视觉处理与概念处理的邻近区域连接起来。”人们在教导孩子使用那些记号的时候，相应的神经连接就会由孩子传承下去，从而形成用于阅读的基本通路。

大约在公元前40世纪末，书写技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那个时候，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即今天伊拉克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使用楔形文字，而在其以西数百英里的地方，埃及人用以代表物体和思想的抽象的象形文字也日益发达。因为楔形文字系统和象形文字系统把很多音形兼顾的字符结合到一起，不仅表形而且表音，所以较之简单的计数符号，它们对大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者要想搞清楚字符的含义，必须分析这个字符，领会其用法。按照沃尔夫的说法，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需要发展形成的神经通路简直就像在大脑皮层中“画十字”，连接起来的区域不仅涉及视觉和感觉形成区，而且还涉及听觉区、决策区及空间分析区。随着这些音形兼顾的文字系统不断发展，字符量逐渐增大，记忆理解这些文字开始变得困难，因此文字的使用只能局限于拥有充裕时间和过人脑力的智力精英。为了让书写技术继续进步，超越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使用模式，从而成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使用的工具，这一技术必须进行大幅简化。

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人类语言才得以大幅简化。在希腊字母出现之前也有很多字母系统，尤为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在此前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字母系统。不过，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希腊字母是第一个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希腊人对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加以分析，仅用24个字母就代表了这些音素，使得希腊字母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有效读写系统。沃尔夫写道，“字符的经济性”减少了文字符号“快速识别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更少”。最近的大脑研究表明，阅读由表音字母组成的字词时，大脑活跃区显著小于理解速记符号或其他图形符号时的情形。

希腊字母成了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罗马字母。希腊字母的出现标志着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始：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头文化转变到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是一场革命，最终将会改变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头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一转变，起码一开始不是。

公元前4世纪初，写作在希腊仍然很新奇，而且充满争议，柏拉图在那时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和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Phaedrus）。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雅典市民斐德罗，他和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一起散步，二人在乡间小河边的一棵树下展开了一场迂回曲折的漫长谈话。他们讨论了讲话的要点、欲望的本性、疯狂的种类，还有不朽灵魂的旅行，最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书面文字。苏格拉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道：“写作中的恰当与不当一直成问题。”斐德罗对此深表赞同，苏格拉底接着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多才多艺的埃及神明特泰和国王赛穆斯之间的一次会面。在特泰的众多发明当中，就包括埃及字母。

特泰向赛穆斯描述了书写的艺术，并提出应该允许埃及人分享这一福祉。他说，写字将会“让埃及人更有智慧，并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因为写字“为记忆和智慧提供了诀窍”。赛穆斯不以为然。他提醒特泰，一项发明的价值大小，发明者本人不是最可靠的裁判：“噢，多才多艺的人呀，让一个人去发明创造，让别人去评判发明为其使用者带来的利弊得失吧。对你也是一样，由于你的子孙后代会对写字更加关注，其真实效应将与你所说的截然相反。”埃及人应该学习写字吗？赛穆斯继续说：“那样会把健忘注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记忆训练必将就此止步，因为他们过于依赖书面记录，不再依靠自身记忆而是依靠外部符号去想事情。”书写出来的字词“不是记忆的诀窍，而是提醒的妙法。你为自己的弟子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靠阅读获取知识的人“貌似知识渊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头脑将会“装满对智慧的自负狂妄，而不是装满智慧”。

显然，苏格拉底和赛穆斯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诉斐德罗，只有“头脑简单之人”才会认为书面记录“胜过同样内容的见闻和回忆”。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远胜过用墨水写下的字词。苏格拉底承认，书写“作为抵抗老年健忘的助记手段”，具有捕捉人的思想的实际益处，但是他也提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而且不是让头脑变得更好。他说，书写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让我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阻碍我们达到能够带来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的智力深度。

P54-58

看门狗与入户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

1964年，正当英国甲壳虫乐队向美国电视广播大举入侵之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理解传媒：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并迅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变身为大名鼎鼎的明星。这本书犹如神灵的训谕，充满着玄妙的格言警句，读起来有种梦幻般的感觉。在那个距今已很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迷幻之旅盛行，人类登月成功，太空自由进出，这本书堪称那个年代的完美产物。《理解传媒》一书实质上是种预言，它所预言的是线性思维的消解。麦克卢汉宣称，20世纪的“电子传媒”——电话、广播、电影、电视——正在打破文本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官的绝对统治。千百年来，我们封闭于印刷文字的个人阅读，人人都是孤立的，就像一块块的碎片，如今正要再次变成一个整体，整个地球正在融合为一个村落。“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

即便是在《理解传媒》一书的名声如日中天时，人们也是谈论得多，阅读得少。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文化遗迹，留给大学里的传媒专业作为学习课程。但是，作者麦克卢汉在出风头方面丝毫不亚于作为学者的成就，他是驾驭辞藻的高手，书中的一句话成了流传甚广的名言：“传媒即是信息。”在我们不断重复这一格言的过程中，有一点被遗忘了：对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变革威力，麦克卢汉不仅仅是予以承认和赞扬，他也对这种威力带来的威胁以及我们对这种威胁浑然不觉而产生的风险发出了警告。他写道：“电子技术已经登堂入室，对于这一技术与活字印刷术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又聋又哑，浑然不知。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活字印刷术得以形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麦克卢汉明白，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一种新兴传媒，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其带来的信息——“内容”——裹挟其中。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广播中播放的音乐、电视上演的节目、电话线另一端身处远方的那个人说的话，人们都会关注、在意。不管传媒技术多么令人惊叹，它总是会消失于流转其中的各种内容之后，比如真相、娱乐、教学以及谈话。当人们为传媒产生的效应是好是坏争论不休（正如他们一贯的所为）时，他们争辩的其实是内容。支持者欢呼雀跃，怀疑者大张挞伐。回溯活字印刷术催生图书出版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有新的信息传媒出现时，人们争论的内容总是出奇的一致。支持者以其充分的理由，对新技术开闸泄放新内容形成的洪流赞赏有加，并把它视为文化“民主化”的信号。怀疑者的理由同样充分，他们对内容的粗鄙大加谴责，将其看做文化“粗浅化”的信号。一方的肥沃乐园正是另一方的荒凉沙漠。

互联网是引发这种争论的最新传媒。20多年来，互联网支持者和怀疑者之间冲突不断。许许多多的著作、文章，成千上万的博客网站、视频短片，一如既往地分化为两个极端，前者为大众参与、人人有份的新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后者为庸才当道、自我陶醉的新黑暗时代的开始而悲叹。有争论固然很重要——争论什么内容不要紧，但是，因为争论是以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趣味偏好为转移的，因而这场争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两种观点都走向了极端，甚至涉嫌人身攻击。“勒德分子！”支持者嘲讽怀疑者。“粗野村夫！”怀疑者回敬支持者。“没人相信的预言家！”“盲目乐观的自大狂！”

支持者和怀疑者双方都没有注意到麦克卢汉看到的事实：从长远来看，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如传媒本身重要。由于我们的窗户既朝向世界，也朝向自己，我们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到，都由大众传媒决定。到头来，如果我们对传媒使用得足够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都会被传媒改变。麦克卢汉写道：“技术带来的效应不是出现在观点或观念层面。”更确切地说，它们“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感知模式，并且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为了表明自己的论点，麦克卢汉或许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不过这个论点完全站得住脚。媒体本身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施展魔力或者造成伤害。

把关注焦点放在媒体传播的内容上，会让我们对这些深层效应视而不见。我们忙着制定规划，关注即将进入自己头脑的内容，结果搞得自己眼花缭乱、心绪不宁。到头来，我们假称技术本身无关紧要。我们告诉自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技术。在这种狂妄自大的自我安慰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仍然掌控一切。技术只是工具，在我们拿起工具之前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我们放下工具之后又会归于沉寂。

麦克卢汉在书中引用了传媒大亨大卫·沙诺夫（David Satnoff）的声明。沙诺夫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率先引进无线广播，又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率先推出电视节目。1955年，沙诺夫在美国圣母大学发表演讲，拒绝接受人们对他赖以建立自己的帝国和财富的大众传媒所作的批评。对于大众传媒产生的负面效果，他为传媒技术开脱得一干二净，而诿过于受众：“我们总是把技术手段当做加害者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麦克卢汉对此观点大加嘲讽，指责沙诺夫是在用“梦游中的声音”演讲。麦克卢汉明白，每一种新传媒都会改变我们。他写道，“我们对所有媒体的常规反应就是科技白痴表现出来的麻木姿态”，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

即便是麦克卢汉，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在我们面前摆下的盛宴：佳肴一道接着一道，一道比一道丰盛，简直让我们“口不暇接”。随着联网计算机不断变小，逐步瘦身成iPhone、黑莓手机，这场盛宴已经变成移动宴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家中，在单位，在车上，在教室，钱包里，口袋中，盛宴随时都有。就连对互联网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保持警惕的那些人也不会让自己的担心影响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和享受。电影批评家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观察总结说：“面对媒体确定不移的声音，怀疑意见显得软弱无力。”他说的是电影，不过他的感受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敏感性，不仅可以投射到屏幕上，也可以投射到我们这些全神贯注、百依百顺的观众身上。他的评论用在互联网上更有力度。电脑屏幕以其丰富和便利吓退了我们的怀疑。我们的这个仆人，看起来就是要蛮横无理地宣告，它也是我们的主人。

计算机的智慧

2009年年底，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之时，媒体上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报道让我大吃一惊。英国最大的职业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爱德思宣布，他们即将引进“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作文评分系统”。计算机评分系统可以“阅读并评判”英国学生在语言技能考试中所写的作文。据《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报道，爱德思公司发言人解释说，该评分系统“具有人工评分的准确性，同时又能消除阅卷疲劳、主观倾向之类人为因素”。一位考试专家告诉记者，计算机评阅作文将是未来教育领域的主要手段。他说：“不能确定的是‘何时’，而非‘是否”’。

我很想知道，对于那些并非因为能力不济，而是因为才华出众而打破常规的特殊考生，爱德思公司的评分软件怎样甄别呢？答案我知道：软件无法甄别。正如魏泽鲍姆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按照算法规则运行，它们无法自己作出判断。软件消除了主观倾向，给我们带来了死板的套路。早在几十年前，魏泽鲍姆就已发出警告：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并依赖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必将难抵诱惑，而把“需要智慧的任务”托付给它们。这则新闻恰好说明魏泽鲍姆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而且，一旦我们那么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在执行那些任务时，计算机软件将会变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技术带来的诱惑难以抵挡，身处这样一个即时信息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认为速度和效率的好处是绝对的，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是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抱有希望，祈祷我们不会进入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程序员给我们编写演出剧本的时代。即使我们不去理会魏泽鲍姆的言论，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损失是什么。“人为因素”都是落后过时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思想，尤其是当这种思想正在成为滋养孩子们头脑的养料时，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爱德思采用电脑评分系统的新闻报道再一次在我的记忆当中激起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时的那一幕。20世纪70年代，我在同龄小伙伴当中第一个观看了这部电影。自那以后，那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那一幕如此难忘、如此怪诞的是计算机在大脑遭到拆解时所作出的情感反应：随着一段接一段的电路断电，它陷入绝望，向宇航员发出了孩子般的恳求——“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我很害怕”，它最终进入一种只能被称为空白的状态。哈尔的情感流露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毫无感情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宇航员做事效率极高，简直就是些机器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以照本宣科的感觉，好像他们就是遵循算法步骤按部就班地执行一样。在《2001太空漫游》这部影片表现出来的世界中，人们变得跟机器如此相像，最主要的人类特征反而表现在一台机器身上。这正是导演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本质所在：我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智能黯然失色，最终沦为人工智能。

这是一本值得耐心读完的书，它可以矫正那些对互联网未来走向的迷思。卡尔异常清醒的头脑，横跨了书写的历史、记忆的历史和文明传承的历史。看上去万能的互联网、海量的信息，正在悄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之源“专注力”，让这个大脑日益变得空洞、浅薄。

——段永朝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常务理事

这本书的作者让我们明白：传媒即是信息，简单即是深刻，互联网让我们不再假装深沉，唯有此在与当下，才是事物本身。

——姜奇平 《互联网周刊》主编

有个玩笑说，互联网把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变成一直都在快速前移的空降兵先遣队，让我们像傻子似的无法进行深刻的思考。卡尔强调指出，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他的说法让人叹服。

——《华尔街日报》

就在卡尔为自己专注阅读时间的不断缩短而哀叹的同时，他也十分谨慎地指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推动作用。我们可能被迫进入智力上的浅薄地带，不过这些浅薄地带会跟海洋一样宽广。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