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笔记》由阎长龄和赵敏主编，收录了我国惟一刊登杂文、随笔、小品、漫画、讽刺小小说、杂文学术文章，转载其他报刊杂文精品，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杂文类综合性杂志——《杂文月刊》中的作品。尖锐、泼辣、幽默，乃其独特风格；可读、可信、可亲，因而雅俗共赏。

《杞人笔记》由阎长龄和赵敏主编。

《杞人笔记》收录了《杂文月刊》中的经典作品，具体有：流沙的《有多少公权成了“福利”》、魏剑美的《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王龙的《李自成为何走不出历史怪圈》、张达明的《笑容不是用来表演的》、鲁先圣的《想起那些不肯做官的人》、李启咏的《公权该怎样“介入”》等。

有多少公权成了“福利”

流沙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魏剑美

李自成为何走不出历史怪圈

王龙

笑容不是用来表演的

张达明

想起那些不肯做官的人

鲁先圣

公权该怎样“介入”

李启咏

蔷薇叶子（之五）

邵燕祥

我们为什么一再被忽悠

郑连根

现代版的“庸医治箭伤”

刘秀品

杜鲁门的信仰

周彪

对付谎言的艺术

陈仓

蔷薇叶子（之四）

邵燕祥

人才、官才与奴才

思晨

公民情怀离我们有多远

周彪

全民福利社会不是梦

江德斌

五花八门的足球

商子雍

人大代表的媒体标准语言

三郎

倒过来做事的奥妙

林奇

小公务员工作方式素描

陈宏波

随感录

李兴濂

没有道德痛苦的现代人

潘国本

房价、民生与“鸡的屁”

孔曦

领导坐哪儿

周彪

吴梅村的玩物丧国论

乐朋

乱翻书之鸡零狗碎

徐强

被规则的人

李建国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毕星星

蔷薇叶子（之三）

邵燕祥

反腐败就是反影响

刘诚龙

奥巴马读过《为人民服务》吗

汪强

少正卯的幽灵仍在游荡

宋志坚

高贵其实就是一种超越

魏剑美

藏在民间的马

包光潜

俗人

晏建怀

怎样才算了解中国

孙贵颂

杞人笔记

任蒙

我们怎样有尊严地活着

含辛

“信访不信法”，谁之过

彭劲秀

晚年陈独秀的沉痛告白

王龙

饭局与政局

刘诚龙

蔷薇叶子（之二）

邵燕祥

半吊子改革

游宇明

质疑英雄

杨建业

天下为公

郭树荣

“测不准定律”

郭振亚

贪官多“能吏”的冷思考

周英杰

苏联人和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预测

王幼辉

端方重教的悲剧况味

华夫脱

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张雨生

我的土地谁做主

张心阳

“瑜亮情结”与“敌戒思维”

安立志

聪明的犹太人

许家祥

厉以宁一得奖，中国人就“笑”了

邵道生

“奉旨骂人”的喜剧

黄波

绪论“文人相抬”

孙焕英

今日国民党为啥不挂蒋介石的像

刘吉同

鲁迅状告教育总长胜诉感言

彭劲秀

蔷薇叶子

邵燕祥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能够做得到吗

钱渊

简说盛世危机的几种表现

包光潜

被颠倒的爱国

梅桑榆

财富问题散论

乐朋

“成功人士”杂咀

许家祥

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常识

晏建怀

贝多芬的政治信念

李志远

最缺位的是思想大师

房连水

我为何不关心“国进民退”

黄波

媒林拾叶

安立志

党性不是挡箭牌

周士君

单兵突出的“改革”

侯志川

用什么标准看“有趣”

陈大超

浅薄无知的反腐论调

陈仓

拿什么来对抗体制性遗忘

杨耕身

敢问理在何方

刘兴雨

“悔其少作”

李恩柱

“公权”的傲慢

秦海

俄罗斯姓什么

杨学武

不必与“复制某国模式”太较真

潘多拉

被夸大了的“陌生人恐惧”

周英杰

孙猴的“官瘾”是如何打造的

陈鲁民

储安平确实是“右派”

汪强

“战略”断想

思晨

创造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

徐迅雷

鲁迅“撤退”没什么大不了

丁辉

“另类”尊重民意游戏

凡夫唐

学术腐败的根本在于权力通吃

魏剑美

胡干扰

侯国平

教科书上看不到的史实点评

王峰

白胜的历史遗留问题

姜钦峰

与客论尧舜禅让

赵宽宏

蔷薇叶子（之五）

邵燕祥

·“苟……时代”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复杂多元，概括也难。比如中国人对历史好以治乱分期。所谓“治世”与“乱世”，这是最基本的标杆。什么“清平之世”、“太平盛世”等，不过是治世一说的延伸。外国人指称特定的时代，“黑暗的中世纪”、“极端年代”云云，备有千秋。

老人好说古，有位老朋友说起，一个上层社会苟且、苟得，中层苟合、苟安，底层苟免、苟活的时代，可以叫做“苟时代”，一个这样的社会，可以叫做“苟社会”。

循着老朋友的思路，倒也觉得不无道理。我说，只是容易引起谐音的误会，比如被好调侃的人念叨成“狗时代”、“狗社会”。好在，我们今天至少也达到了狄更斯那段名言说的，“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我们前面万物俱全，在我们前面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狄更斯在这里并列出两幅图景，两种前途，不是很符合辩证法的吗？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合力。能不能摒除坏的选择，就看我们能不能在好的愿景一边加重砝码的分量了。

我归根到底是个乐观派，不然就自杀去了。我总是愿意相信我们的一切努力不会白费。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走出一块新天地来。中国的传统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嘛！我说，区别于老朋友说的“苟时代”，我们不妨说这是“苟日新时代”。

旁边却有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插话：“那一不留神儿不成了‘狗目的时代’！”

一场闲话，以老人告诫年轻人“好好读经”而告终。没上过私塾的不懂得“非礼勿言”！

·钓鱼何须“考”

传媒报道上海“钓鱼执法”，于是就有考据家从史书上找出“钓鱼执法”的先例。其实，从古到今，先例无数，何须考来考去。

我宁愿相信我们执法部门的公务员，都是高举伟大旗帜的。在整整一个时代奉为经典著作的思想武库里，就明明白白写着“钓鱼”二字，而且强调钓大鱼，甚至是钓鲨鱼。不止钓鱼，还要“引蛇出洞”，创造条件，把牛鬼蛇神诱发出来，让群魔乱舞，毒草竟放，然后一举而歼灭之！那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岂是像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抓几个人罚款可比！

那时钓鱼，是以“帮助党整风”的革命伦理，加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传统伦理为饵，上钩的都是竭诚相信各时代伦理规范的“老实头”（上海叫戆头，北京叫傻瓜）。而真要兴风作浪的鱼龙们，不管名为革命，还是止于造反，都是要突破一切伦理规范甚至现存道德底线的，何尝会来吞你的钓钩！

作为行政执法中“钓鱼行为”之冰山一角，。偶被曝光的交警钓鱼，则是利用驾车人或有的恻隐之心，导演假病人拦车，制造违反交规的口实。执法为名，钓鱼是实，钓的自然也是同情弱势者，或凭良知不忘“做好事”的傻鱼，找准好欺负的敲诈勒索而已。说这个钓鱼故事取法于伟大的经典战略行动，似乎有些拔高了。

前些年在北京（不在上海），就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情：一个骑车夜行的人，路遇一女子在路边呻吟求助，便扶她上车，准备送往医院。这时忽被一把拦住，拦车人指控骑车人要对他老婆强行不轨，图谋讹诈。情节跟上海的“钓鱼执法”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宵小作案，不借公权力执法之名。虽与上海的事近似，但已不止是钓鱼，已经迹近栽赃诬陷了。

比起经典的“钓鱼”战略，这些当然都只是初级的伎俩，未必经过认真“读书学习”，也许只是口口相传或无师自通，属于行业的“潜规则”罢了。但从历史上看，市井中的流氓赖皮行径，同样会见诸衙门里的皂隶官差，凡是读过些公案小说、看过些古装影视剧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然则经典亦是来自民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在社会基层日常自发事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伟大的战略战术和策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至于上海有关方面的执法人员（执的哪家之法？只是应该指在执法的人员），是从伟大经典，还是从古装影视，抑或只是从普通的诈骗犯那里“有所学习，有所发展”，倒是需要有大量调研数据才能考证清楚的。

·与劳动有关  劳动，按我们的实际情况和语言习惯，首先指的是体力劳动。

“劳其筋骨”的劳动，在诗里是一个样，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样。我曾经信服高尔基，要在诗歌里表现劳动的美，我这样写了，似乎让劳动富有了诗美的色彩。

在马克思描摹的共产主义蓝图里，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当然，他在别的地方还谈到了那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已经合而为一。那是美的，闪光的，令人无限神往的。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

而生活总是现实的。生活中的劳动——体力劳动，不管在“广阔天地”间，还是吵闹的车间里，劳动总是跟现实的经济以及政治发生着联系，劳动者面对的只有繁重吃力的、琐屑劳神的各类“活儿”，为了谋生，非千不可的苦活儿累活儿，没有升华为诗美的单纯的劳动。

比如，工资，计件还是计时？同工，是否同酬？加班费怎么落实？……如果说千体力活儿也不能不动脑子，歇下来时，这些更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遇到问题——不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而是硬碰硬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找谁去？在国有企业，找党政工团？在个私或合资、外资企业，找谁去？找劳动仲裁部门？找工会？管用吗？不管用时怎么办？

我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跑工厂矿山基建工地，跟工人接触较多，后来多年不去，逐渐隔膜了。80年代有一阵听说工人有意见无从表达，经常采取怠工的方式宣泄不满。记得一次与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的同仁们聊天，我说我以为与其怠工不如罢工，怠工虽说不动声色不声张，但使问题久拖不决，工厂工人双方都受损失；罢工好像“明火执仗”，动静大了，而正好迫令有关方面及时依法依理解决问题，反倒会达到双赢的效果。他们说，你把这个意思写给我们吧。后来不记得因为什么，这篇小文没有写，当然，我也从而免于一个“煽动罢工”的罪名。

这么多年，除了就矿难等发过一两次言以外，我已绝少谈有关工人的事。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所有制、各种产业，纷繁复杂，没有亲历亲经，单凭二手、三手的传闻，也许说来说去只能是些空话。

近年来，却发现我们的劳动人事制度中，因同时有“铁饭碗”的老职工和开始实行合同制的新职工两类，许多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最突出的是同工不同酬。合同工明显地比“铁饭碗”兢兢业业，早来迟走，认真完成任务，但待遇悬殊，令人心寒。有些国家级的事业单位，“铁饭碗”享受着固有的级别待遇，包括医疗和明文的或灰色的“奖金”，临时工只能望望然而去之。时间久了，有些同一班组、同一科室的临时工，竟成为替“铁饭碗”干活的当然“催把儿”，某些“铁饭碗”居然成了“包工头儿”。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衍生的不平等，竟在人事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形成一种新生的人际矛盾。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吧。

这令我想起，1966年“文革”初起的时候，各地的临时工是最先造反的一部分群众。江青曾经有对临时工的讲话，极尽煽动之能事。江青自有她挑动群众的政治目的，所谓“别有用心”，但你不能不承认，她也确实掌握了一些长期积累的不公不平的事例，否则空口白话，当时的临时工也不会就从经济要求一下子跟着她去参与政治抗议的吧。

今天，上距“文革”伊始已经4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30多年，经济政治形势迥然不同。然而《劳动法》虽早颁布，有法不依所在多多，《工资条例》依然难产，证明这是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这里不过就其一端，提一小醒，有关方面再不能当甩手大掌柜了。

·想起了许地山

新叶还没长出来。两树之间，空空旷旷的。记得去秋树叶没落的时候，曾有一只蜘蛛，把丝从这棵树吐到那棵树的枝头去，织成一张网。我散步到那里，总要仰头一望。头两天在，过几天还在，几乎要成为半永久性的了。忽然一夜风雨，打掉了，但下午来，却见那蜘蛛又在半空惨淡经营了。

我想起小学《国语》上的一篇课文，说的是古罗马或什么别的国家，有位帝王打败了，很灰心，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看到一只蜘蛛在树枝上织网，风来了，吹断了，它又重新来，这样反复多次，终于把网织成了。他从这里获得了启示，重整旗鼓，最后打败了敌人。

可是我同时又想起了“缀网劳蛛”四个字，像是一句成语似的，让我记了许多年。原来这是初中《国文》课本上介绍课文作者许地山时，说他出过两本散文集子，一本《空山灵雨》，还有一本就是《缀网劳蛛》。我都没读过，书中未必写到蜘蛛吧，但两个书名，都带着佛家色彩，用世俗的话说，就是消极了。  同样是蜘蛛缀网，在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眼里，看法也各不相同。

据说许地山思想上受到佛家的影响。那么他悲悯“劳蛛”，也正是悲悯“劳人”的为生计而辗转，受造化的播弄，并且包含自我悲悯，如鲁迅少作中说的“劳生无计日奔驰”吧？

但我们当时课本里选的许地山那篇文章，却一点也不灰色，而是朴实、温暖、积极的，好像一直到1949年后还选到新编的语文课本里——题为《落花生》，以花生这种作物的一生，比喻一种人生态度，是父亲和儿女们共勉，也是作者的自勉——老师告诉我们：许地山就曾用过“落华生”这个笔名。

许地山先生在1949年以前就去世了。因他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第一套二十本“新文学选集”里，就有他的一本选集。但他毕竟不是左翼作家，也终究只属于过去的时代了。

如果不是他有一篇散文《落花生》，恐怕今天六七十岁以下，又不治现代文学史的人，真就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不论是许地山还是落华生了。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重又看到综合性的杂志和文摘报刊提到许地山，却是说到他某个女儿的一段身世。这位大姐，算起来该是生于20年代。她随父亲住在香港上小学时，加入过一个基督教组织（可能是“救世军”吧，北京以前也有过“救世军”，旧址即在灯市口西口迤北的王府大街路东，到80年代初还保存着尖顶楼宇的旧貌）。1949年后她在内地上学和工作，不得了了，说不清了，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下放偏远农村，直到“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才恢复公职，返城工作。详细情况我也记不清了，突出的印象是，记者报道她在长期下放的年月里，与一个文盲的老农结婚，仿佛意在表扬她返城后也没有提出分手，云云。写到这里，我想请许大姐原谅，我在这里无法回避地提到您的私人生活。我只是想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负责“审查”者的无知和草率，使错误政策得以雷厉风行，给无辜的人们带来难以逆料的厄运。

这位大姐应属我的同代人，记得小时候看《落花生》一课的插图，觉得就像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一起在听父执的教诲，分外亲切。许地山写此文，即使有艺术加工，多半也有生活原型的影子。他善良而淡泊，与世无争，甚至在佛家思想影响下“勘破世情”，但他想象中儿女长大后的生活，该是另外的样子吧。  P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