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晚钟(插图本)》由张建伟著，以史家胆识小说笔法，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晚清辛亥历史。

全书共十章，包括：桃子熟了、如日初升、新官制、屠官北上、宠臣锋芒、大参案、刀出鞘、冷血杀手、最后一击、同归于尽。

《世纪晚钟(插图本)》由张建伟著，讲述的是：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进行了性质完全相同的两场改革：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领导的，康有为是旗手。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而这一次，旗手却是“戊戌告密”的“叛徒”袁世凯。历史竟是一个圆么？或者像尼采说的，是“永劫轮回”？

《世纪晚钟(插图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修订版总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桃子熟了

 1.政治赌徒来到了北京

 2.盼望改革的人们

 3.杀机初现

 4.隔岸观火的枢臣

 5.政治动物的含义

第二章 如日初升

 1.到西方去学点改革的招儿

 2.警察制度的诞生

 3.“伟大的军事学家”

 4.一幅政治家的肖像

 5.废除科举制

 6.“伟大的教育家”

 7.新政中心

第三章 新官制

 1.五大臣回来了

 2.一个越俎代庖的计谋

 3.政治天际凝集起乌云

 4.官员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5.泄密的人

 6.反对改革的人们

 7.中国的政治裁判员

 8.紫禁城里的改革会议

 9.“原来这就是改革!”

 10.袁世凯患了流行感冒

第四章 屠官北上

 1.双方只打了个平手

 2.病虎出山

 3.仇恨在心要发芽

 4.政治家的危险不是渎职

 5.官场无正义，官员无朋友

第五章 宠臣锋芒

 1.自己在明处，敌手在暗处

 2.政治之外的政治

 3.和皇太后一起聊天意味着什么?

 4.第三次“人对”

 5.一枚威震北京的政治信号弹

第六章 大参案

 1.为御史画像

 2.又一个御史出场

 3.金钱和美女都为权力服务

 4.在政治地狱里的感觉

 5.乱云飞渡仍从容

 6.釜底抽薪之计

 7.丢卒保车也可能是一步臭棋

 8.“娘打孩子”

 9.一首官场叙事诗

第七章 刀出鞘

 1.袖底裙边来的消息

 2.一个政治决战前的休止符

 3.深夜：专列从天津驶向北京

 4.决战的沙盘

 5.谁是最有权力的人?

 6.杀手借来一把刀

第八章 冷血杀手

 1.秘密武器

 2.苦肉计上吊着一个离间计

 3.“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权力距离

 4.怎样找到一条又忠诚又会咬人的狗

 5.等待天明

 6.罢相

 7.特立独行的政治家

第九章 最后一击

 1.当一个官员没了信念的时候

 2.一张照片要了一个人的命

 3.罢官的理由

 4.最后的挣扎

 5.神仙·老虎·狗

 6.长袖善舞难盖棺

第十章 同归于尽

 1.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宫廷的陷阱有多深

 3.死人抓住活人

 4.足疾

 5.人心的黑暗

 6.桃子烂了

立宪改革大事记

参考引用书目

一部鲜活的现实历史报告(代后记)

1.政治赌徒来到了北京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距戊戌变法失败整整7年以后，1905年7月1日，桃子熟了的季节，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

此时此刻，尚无人能领会他的人京觐见意图，那份揣在他怀中的改革奏折，不过是这个冷静清醒、目光如炬的政治干才既可用于伟大善举也可用于万恶勾当的一种道具，更深刻的背景深藏心中，绝不会在观众可见的舞台上张扬。这种背景是一个赌徒的幻想，政治家唯一的刺激物，但从表面上看，那却是一个堂皇的想法，一个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命运的设想，唯一的不同是，这个设想必得依靠那个乐于扼杀任何改革思想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而它真正的动机又隐藏幕后。

昨天，6月30日，袁世凯得到大内信息：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开去了军机大臣差使，而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人直中枢，已经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而今天，徐世昌又被任命为政务处大臣。一夜之间，两度迁任，袁世凯仿佛听到了报春的鸟啼声。

在官场上，朋友升迁便仿佛自己下降，朋友碗里多了一勺羹，便仿佛自己身上给剜掉一块肉。但这是一般规律。袁世凯坚信，他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朋友，徐世昌更不是。他们患难与共，是生死之交。

史书上的袁世凯有“滥交”之名。其意是说袁世凯交朋友，不限流品、不管贵贱，见过面，就滥呼为友。这似乎很像当时人所记载的(译文)：

袁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自其少时，即好为游荡。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倾刻而尽。后来有了地位，更加顾盼恣睢，有炙手可热之势。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只要宴客，便是山珍海味，一席之资，差不多要花去10户中等家庭的收入。内外大臣趋之若鹜。其横绝古今，为许多奸雄所不可企及的，是他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还有，他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所以小人都乐于为他效力。

但翻遍正史野史，找不到袁世凯如此这般的交友证据，史书中也没有记载过他的朋友哪一个是“小人”，有的倒是他交友的豪爽、真诚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事迹。

在袁世凯的一生中，可以引为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有一颗不忘友情的灵魂。他的朋友都经过考验，而凡是经过了考验的朋友，他便再也不会丢弃，从此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朋友一旦飞黄腾达，就什么也记不得了的忘恩负义之辈。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人。世态炎凉，人生残酷，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对朋友有莫逆之交的真情洋溢，仿佛精神方面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能时刻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于是老在心里牵挂着，直到有一天，自己有能力为朋友舔愈他悲伤的创口，显示出友情的深度。在袁世凯的青年时代，他这样的朋友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徐世昌。

那是在他18岁的时候，考不上功名、辗转流离的袁世凯回到他的老家河南项城。仍是不喜欢读书，但却好出风头。于是不喜欢读书的袁世凯便联合了许多读书人，组织了两个读书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屋，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的生活。读书社所需用的房屋、费用都由他一体筹办，而他本人，被公推为这个读书社的负责人。一时间，墨海书香，诗酒风流，“声光灼乡里”，邻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了袁世凯的名字。

这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做着塾师的营生，听到这个消息，专程前来拜访。看门的不认识他，便阻拦，且大声呵斥。徐世昌仿佛没听见，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袁世凯读书所居。徐世昌人室，见一人正执卷朗诵，正是袁世凯。徐世昌向之一揖，袁世凯起立还揖，延之上座，惊讶地问：“客从何处来？”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竟是十分融洽，互相倾服。尤其是二人反对八股文，意见完全一致，更觉相见恨晚。于是摆案熏香，称兄道弟，结为至交。从此，徐世昌见人就说：“我认识了一个人，总有一天必成伟业丰功。”问何许人也。徐世昌大声说：“袁世凯也！”

从此，二人常来常往。忽有一日，袁世凯见徐世昌闷闷不乐，赶紧问询。徐世昌很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心迹。原来——徐世昌说——他和袁世凯，在反对八股文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却不能反对科举制度，因此，虽然他们观点相同，他还是要进京应试，走那条写八股文而科举荣身的道路。现在，京试的时间又快到了，他得赶紧上路，可是盘费不够，竟是举足不得，奈何？袁世凯一听，哈哈大笑：菊人(徐世昌的号)兄啊，这么点事，干吗绕那么一个大弯子，你没钱，我有呀！我的钱还不就是你的钱！然后，倾囊资助，使徐世昌顺利地前往北京，竞中了进士，做了京官。此后徐走文途，袁就武道，二人攀比着互相进步，竟是袁世凯走在了前头。于是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将徐世昌调入军队，但又知道他不是个武夫的料儿，便不断保举之，并花钱买路，终使徐世昌走进了北京的政治中枢。

官场如市场。如此交情，要伸出手去，交换点什么东西，当不是难事。关键在什么时候伸手——这才是政治交情的最大学问。幸运的是，袁世凯生来就是揣摩风向的行家：徐世昌不仅走进了军机处，而且主持了政务处！这才是政治的晴雨表！政务处，这是大清朝近几年新成立的部级衙门，专门主持政府的改革事宜。要改革啦——这才是不得了的事情！仿佛一潭死水微澜，袁世凯立刻感到紫禁城内早晚会爆发的政治风潮。这风潮将使中央政府天翻地覆。关键时刻！快点去！可别落在别人后头！于是，这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天才，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扬起了时代的风帆。

他去摘桃子。P001-004

有时，历史就像人的命运，玩弄突变的技术。它的车轮忽然转得那样快，以至于难于辨别一次变化和另一次变化之间的距离，昨天和今天的联系。

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进行了性质完全相同的两场改革：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领导的，康有为是旗手。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而这一次，旗手却是“戊戌告密”的“叛徒”袁世凯。历史竟是一个圆么？或者像尼采说的，是“永劫轮回”？

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人们不愿相信。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作品的涂抹，历史人物早已被装进了“好人”和“坏人”的框框里。仿佛很自然，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他们喜欢的好人有污渍，他们厌恶的坏人有优点。或者保守反动，或者改革维新，或者德才兼备，或者无才无德，道德之剑一旦砍下，忠奸立判，泾渭分明。德与才不可分割，破与立不可同列，保守就是保守，改革就是改革，是则是，非则非，狗总是狗，狼总是狼，一点不能含糊。逻辑就这样遮蔽了历史。

或许，评价其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以宽容些，但晚清的历史似乎已经定型。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改革怎能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改革相提并论？前者既然是坏人，其改革肯定可疑，即使真的实行，不过鬼魅伎俩。他们的改革之手肯定是肮脏的，不过套上了一付丝绒手套；他们的改革动机肯定是自私的，不过罩上了一种仪态万方的外表。把自己油漆得再亮，内里也是一根朽木，孔雀虽然有时开屏，转过身就露出屁股。道德就这样涂抹了历史。

但逻辑和道德都不能代替历史。

逻辑当然雄辩，但也往往太过主观，使得一种判断的理由太过充足。我佩服在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改革精神，更佩服康有为梁启超们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坚持秀才造反的劲头。但劲头与精神自可以悲壮成戊成六君子的血色黄昏，但却很难成为他们的改革内容、改革方法和改革策略，一定适宜的证明。逻辑的推论可能是卓越的推论，但却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在戊戌变法中，历史的事实被逻辑的鲜血染红了，要发见真相，需要把鲜血淘洗掉。这很残酷。但，凡是真实的东西不都是很残酷的吗？

道德当然美好，但却属于伦理学范畴，与历史学往往无缘。我知道慈禧的反改革和搞改革都是自私的，我更知道袁世凯的忽而反动，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改革，不过全凭时代的需求，仿佛台上的戏子，摇身一变，就成了天才的优伶。但“成者王侯败者贼”是历史的真实和无奈。毫无办法，历史的道德只在这无奈的跑道终点闪光。康有为们是思想家，一切思想家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头脑之中。袁世凯们是实干家，一切实干家则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上。他们各自会成功到什么程度，在伦理史和历史中的答案各不相同。有人不学有术，如袁世凯，不学有术者搞的改革，未必全不足道。有人学而无术，如康有为，学而无术者搞的改革，未必尽可称道。这样相反相成的现象，我们在残酷的历史中，看得还嫌少吗？

就这样相互映照着，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康有为们和袁世凯们，双双走进了我的视境。我用纪实的手法，向读者报告这样两场改革。按照历史叙述时间，关于头一场改革的历史报告，以《温故戊戌年》命名，已经较早地与读者见面了，并在1997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但我还是希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一下这后一篇历史报告。两篇报告讲了两场改革，一场是上个世纪末的一锤暮鼓，一场是本世纪初的一声晨钟。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宿命吗？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愿读者从我的书中，不会得出我在歌颂什么或者批判什么的结论。当代人重述过去人的历史，歌颂什么与批判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想弄明白点什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完成此书时，正值一个新的世纪末。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改革，无论暮鼓还是晨钟，都已是历史的回声了吧。

于是命名为《世纪晚钟》。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一部鲜活的现实历史报告(代后记)

——评张建伟《世纪晚钟》

李炳银

历史是过去生活的存在。后人或许永远也无法还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文学家总是以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认识评价历史。因之，在某些历史学的著作中，历史生活的客观性就时日寸地受到影响，历史的面貌有时也变得扑朔迷离了。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到底谁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史德”的高下和“史识”能力的大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对于不讲“史德”的人，对于“史识”短浅的人来说，可能他整日地在史料中打滚儿，但也许他永远还是个历史的门外游客，进不到历史的厅堂。

张建伟是一位有作为的新闻记者。可是，近几年间，他却突然对晚清的历史生活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披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之后，他竟然不能自抑地写出了这部历史的报告文学——《世纪晚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走向了历史的领域。克罗齐曾以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观点自有其合理性。所谓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恐怕与此观点也不无相通之处。而报告文学，天生就有着现实性的要求。所以，历史的报告也往往是现实报告的别一表现。张建伟的著作在报告文学和历史生活之间实现了对接，其实也是现实思考判断与历史的沟通。因之，它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

《世纪晚钟》把清王朝晚年的那次“立宪”变革作为审视和报告的对象，真实生动而又深刻形象地描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动及其矛盾斗争状况，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上那翻云覆雨的一页。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心理的生动形象性使作品有很强的阅读快感。而作家在拨理了多种历史的尘垢与后人芜杂的误识之后，对历史及历史人物所作出的真实描述和公正准确判断，更使这部作品以其新颖独到并不乏深刻的见识引人重视，给人启发。我以为这是一部对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人们对于历史的误识往往来源于对历史复杂性把握认识的不足，来源于主观的功利性和学术研究上的惰怠因袭作风。张建伟的成功正在于他摆脱了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弊病。所以，他在面对历史时就显得敏锐而凌厉。大清王朝晚年，内忧外患，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复杂多变。要认清并准确地把握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以这次“立宪”变革来说，在光绪皇帝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骨干的戊戊变法运动，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而被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刚过了五六年的时间，面对国势日衰的局面，慈禧自己却有了变革的念头。而首先捕捉到慈禧这种心理的恰恰又是袁世凯这位此前变革运动的“告密者”。

瞿鸿禨、岑春煊都是慈禧太后宠爱的重臣，一为军机大臣，一为封疆大吏，均有君子行为，大儒风范，为政清廉，治国有方。瞿鸿禨甚至还三次冒犯慈禧威严举荐仍在通缉中的康有为出山。然而，正是瞿鸿禨、岑春煊这两位此前并非亲密的人在新的改革运动刚刚展开之时，立即结成联盟，坚决且不遗余力地反对。他们以抵制袁世凯为口实，推行扼制改革的活动。这既是一次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也是一场宫廷内的政治搏杀。它势均力放，激烈而又残酷无情。序幕是从袁世凯秉承慈禧旨意编制“新官制”的构想开始的。当袁世凯突然上书慈禧力主改革，邀得慈禧重用之后，瞿鸿禨马上就从袁世凯的锋锐劲厉情形，意识到了自己权力削减、可能失宠的危险。权力的危机使瞿鸿裰这位向来儒雅的军机大臣完全变了模样，阴冷而凶猛。他驰书召岑春煊秘密进京后，二人密谋策划。很快，一次震惊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大参案”突然出台。昨天还被慈禧视为心腹重臣的首席军机大臣庆王奕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一下子就被弹劾得引起了主子的猜疑，吓得魂飞魄散，龟缩一隅，只图免于杀头，求得生存之计。然而，时过不久，袁世凯又窥测到了机会，他联合奕勖以重金收买了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巧施手段，突然反参一本，弹劾瞿鸿禨，离间了瞿、岑联盟，大清王朝宫内又生飓风，风云再变。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慈禧先是外放了岑春煊，开缺了瞿鸿褛。过不多时，也开缺了岑春煊。瞿鸿禨、岑春煊都从高高的官位上摔了下来。若不是早年有功于慈禧，说不定全都掉了脑袋。这场政治斗争与权力争夺博杀终以袁世凯、奕勖一方获胜而结束。主张改革的一方胜利了。可是，因为这样一场上层人物的争斗较量，于改革毕竟是一个大损伤。从此，改革因权力的争夺转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了改革的大清王朝也气数已尽，很快就走向末途。

历史就是如此的复杂多变，人们若是死死地抓住慈禧当年扼杀戊戌变法的罪恶不放，认定了袁世凯只能是出卖变法者的奸贼，而看不到社会的变化与人的变化，就很难认识和理解这一次以慈禧起念，以袁世凯为积极参与者的“立宪”改革活动。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慈禧、袁世凯过去曾有过的反动行为而抹煞否定他们今天图新改革的积极意图和努力。即使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而推行有限的改革，相对于几乎封闭、僵死的过去来说，毕竟也是一种显示着进步的积极举措，应当给予历史的公正评价。张建伟的作品，自然是重在报告大清王朝晚年的一场夭折了的政治变革情形，而不是特意去为慈禧、袁世凯作什么翻案文章。但是，因为他对这一事件的洞明和对人物准确的认识把握，为人们在认识历史和人的复杂性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启示。对于瞿鸿禨、岑春煊，作者也不想为他们做个终身的结论，但对于他们在这场重大变革中因为仇视袁世凯进而联手反对改革的态度和行为分明地给予了历史性的否定。对历史上的具体事，具体人采取的客观态度和分析方法，使张建伟一下子跳出了大多数人难以摆脱的历史惯性，变得自由，变得冷静和聪慧了。因此，他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臧否，就显得准确而有说服力，从而也就更加接近历史的原本面貌。

作为报告文学来看，这部作品在述事写人方面，简约且纹理清晰，深刻而又生动。其实，大清王朝最后推出的这次变革努力，本来也许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可惜的是，由于政治家的自私，贪欲，在它提出不久，事实上就已变成了瞿鸿禨、岑春煊与庆王奕勖、袁世凯进行的权力角逐搏杀。当双方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有关权力利害乃至身家性命的角逐已经展开时，几乎都是义无返顾，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开动了一切可能启动的政治机器，运用了一切可以奏效的手段，或公开，或隐蔽，或光明正大，或非法无耻。总之，凡是一切可以置政敌于死地的伎俩全都被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了。在这里，人们会看到政治较量的冷酷和人在权力诱惑面前可能出现的扭曲变态以至疯狂的情形。但是，如此激烈的矛盾和血肉般的拚杀，表面上却声息甚小。一切凶狠的手段都策划于私下，一切恶毒的阴谋都形成于暗室。真是，只觉天地震动，却不闻风雷之声；这一切在当时属于隐秘的斗争活动，今天被张建伟完全透彻地报告述说出来，让人们在阅读时或许会有某些紧张阴冷的感觉，同时却一定会有煞是好看的兴味。

张建伟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围绕着一次较大的政治事件写活了慈禧、瞿鸿禨、岑春煊、奕勖、袁世凯以及李莲英和两位被当作工具使用的宫廷御史赵启霖、恽毓鼎等人的心理与形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个性化程度和呼之欲出的立体感，实在是许多虚构性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所不及的。在这场改革活动中，慈禧自然是唯一可以左右局势、掌握天平平衡的人物。她虽然生出改革的心思念头，可在袁此凯积极推行政改方案时，她却对瞿鸿禨、岑春煊婉转地提示她袁世凯正在借政改之机驾空她的话上了心。紧接着，御史赵启霖在瞿鸿禨、岑春煊的策划支持下，殿前弹劾庆王奕勖，向庆、袁发出重型炮弹。慈禧立即就对奕勖和袁世凯生出了更大的戒备之心。虽说未直接对二人下手，却毅然罢免了奕勖儿子载振的官，撤销了袁世凯心腹部属段芝贵黑龙江巡抚的任命。让奕勖、袁世凯几近失魂，直感到末路来临。可是，在袁世凯再施手段，迅速从载振处撤出妓女杨翠喜，反过来参劾赵启霖所言不实：加之，瞿鸿禨又透露了太后有撤换军机大臣奕勖意图的消息，令慈禧非常不快，这位手执朝柄的老女人，立时又对瞿鸿禨生出了疑心，很快又扬袁抑翟，置瞿鸿禨于仕途危境。在这种左右逢源、独掌舵柄、坐山观虎斗的过程中，慈禧那种专权、果断、猜忌、阴冷的心理行为表现得真是入木三分。当然，作者报告和描写最充分的还是在政治舞台相互绞杀的当事人物袁世凯、奕勖和瞿鸿禨、岑春煊。尽管袁世凯这一次的行为十分占理，有不少成分可以被作为进步的改革行为肯定下来。但是，袁世凯毕竟是个政治舞台上的演艺高手。他的见机行事，闻风而动；他的对人(尤其是对官场上人)的认识和利用；他目光长远心狠手辣：他玩弄权术的娴熟(如在瞿鸿禨以载振纳妓女杨翠喜为主因弹劫庆王奕勖时，他星夜从京城把此女接回天津，重金贿赂，使杨翠喜作谎的计谋)等，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阴谋化了的人物。这样的人，他的言行，心理情感，乃至举手投足的细小动作，都完全政治化了。利害左右着他的一切，为了自身的利害，他可以杀人不动心，也可以趋利不惜命(但他若是有了权还是会干出不少有益社会的政绩的。袁世凯在天津就在教育、电讯、警务等方面有许多建树，为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他是一个职业的政治赌徒、又是一个唯权力是从、没有多少常人生活感情的政坛杀手。在玩弄权术方面，奕勖尽管官居高位，身为皇亲，但却比袁世凯差得很远。奕勖尽管也处于这场政治权力的格斗中心，可他不过是袁世凯借用的工具，是袁世凯的影子。大的举动，阴暗中的活动与各样的计谋，全为袁世凯所为。最能表现他性格的也许是在赵启霖殿上弹劾他之后，他被这突来的打击吓得几乎瘫倒，从此不敢动作，只作坐以待毙状的软弱情形了。而这种情形与袁世凯那种尽管恐惧，却以退为攻(交出北洋许多兵权，自求免去一些职务)，时时窥测风向，以图再起的诡秘心理和顽强性格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与袁世凯、奕勖对阵的瞿鸿禨、岑春煊也不是等闲之辈。瞿、岑两人，尽管其性格言行不像袁世凯那样外露，咄咄逼人，然而，他们在儒雅的外表背后，却同样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官场历练的实践。他们静若处子，动则风雷。凶狠相坚毅的结合，使他们显得更加奸猾与阴毒。为了权力的加强，为了置政敌于死地，他们在此前过从甚少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结成联盟，并且一见如故。岑春煊借慈禧召见“入对”之机私售其奸。瞿鸿禨谶一改多少年君子之风，暗召御史，许以官禄，使其为己卖命；他几句话，一个动作，就挑起吏部、翰林院等部门许多官员对新官制的不满，从舆论上为自己做好了“倒庆屠袁”的准备。然后又抓住庆王奕勖之子载振纳妓、袁世凯亲信段芝贵贿官的把柄，突然出击，一下于给庆、袁沉重打击，使之几近绝灭。这些地方，都很能表现瞿鸿禨的老谋深算，外柔内刚，长于权力角逐的性格行为。不管为政一生，在历史上做了多少为人称道的业绩，留下了多少好的口碑，但在这一次改革与反改革，在一次重大的权力争夺较量中，瞿鸿禨与岑春煊相互勾结，协同厮杀，确实是表现了他们与时代潮流的背离，表明了他们对自身权力的看重和维护权力时的自私与疯狂。不多年后，岑春煊又依附到袁世凯的身边。这些都充分地表现了政治家的贪婪欲望及行为易变的习性。

在这样小的篇幅中能够把这么多历史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失本质地把握并描写报告得如此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富有性格力量和心理深度，真可以说是非同凡俗。因之，《世纪晚钟》的出现，不只在历史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同时也为报告文学涉足历史生活、报告历史人物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和经验。它深化了历史研究，也提升了报告文学。

还非常值得看重的是，结合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的报高，作者在不少地方所阐发的感受文字，有些确不失为很有穿透力的精辟之见，对于读者断史识今，考人论事都会有相应的参考价值。诸如：“人人以为当朝者最有力量，可有谁体会当朝者的软弱？专制不是人的专制，而是法典的专制；专制的力量并非源于人，而是源于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的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愤怒的人往往怜悯冒犯过他的人；仇恨者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怜悯。愤怒者想让对方为其所为而受苦，而仇恨者则要对方不再生存！仇恨在心要发芽，仇恨的心只有蓬勃生长的需要，没有任何一种理智的药饵可以把它治疗。”类似的文字俯拾皆是，它表露着张建伟的睿智，更会给读者不少的启迪和思维的诱发。这种富有理性内蕴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能够更充分地表现自己性格特征、发挥社会人生效能的成功实践。这样的实践，在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已属少见，在张建伟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是此前少有过的现象。

或许历史学家会对张建伟这部作品提出这样那样肯定和否定的说法，指出它的某些偏失和不足，可谁也难以否认，张建伟毕竟以他的卓识和鲜活的文字树起了一块历史与文学的碑石，让从事史学和文学的人遇到它时都不会轻易地绕开。因为，这是一种带有指向姓的存在物，不管你是否要沿着它的指向走，可对它都不该忽视。

[注]本文作者李炳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1998年3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