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有关人生哲学的文集。作者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秘书长、文学院院长。

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阐旧邦以辅新命，下篇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25年起，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秘书长、文学院院长。

本书为其著作，是有关人生哲学的文集。

上篇 阐旧邦以辅新命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泛论中国哲学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之贡献

从中国哲学会说到哲学的用处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

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

哲学在当代中国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中国哲学中所说精神动员

从哲学观点看艺术

论民族哲学

儒家哲学之精神

先秦儒家哲学述评

宋明儒家哲学述评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孟子哲学

孟子浩然之气章解

老子哲学

浪漫派——道家

名教之分析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甲) l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乙)

下篇 极高明而道中庸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人生成功之因素

论命运

一个新人生论(上)

一个新人生论(下)

中国之社会伦理

新旧道德问题

青年的修养问题

我的读书经验

论大学教育

大学与学术独立

历史与传统

教育与政治

乐观与戒惧

理想与现实

关于真善美

论信仰

说思辨

论信念

论知行

再论知行

论风流

论“唯”

论“比较中西”

论‘天下为公”

“贫穷的哲学”

论救国道德

北大怀旧记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怀念梅贻琦先生

怀念闻一多同志l

对《中国青运》记者谈五四

大人物之分析

势力之分析

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

中国的官气与美国的商气

大人物之分析

我此所谓大人物乃指一切大人物；不专指政治上的大人物，更当然不专指某大人物。

一人之成为大人物，至少要有两个资格：(一)要有特别的才能；(二)要别人相信他是大人物。第一资格之必须有，是大家所都承认的，不过其必须有之程度，却因机会而异。因为往往有人，只要头几件事做得好，如程咬金所砍之头三斧，便可得别人之相信，此别人之相信，便可为其以后成功之大帮助。以后此人竟可专靠第二条件以维持其大人物之声价。以后砍的不济者，固然也常有露马脚，但也有不露的。至于砍罢三斧即死的人，别人更不能发现他的斧是否只头三斧厉害，三斧以后，统通不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若使熊克武亦与黄花岗诸人同死，他的名字，岂不与七十二烈士，同为革命之“烟士波里纯”？何至受反革命之名，而被捕于广州？若使蔡锷不死，安知他不如今日之唐继尧？闲话少说，总之一人之成大人物必要特别的才能，但此才能，是否只能砍头三斧之才能，则不一定。有些人或只能砍头三斧，而亦能成大人物。此我所以说此第一资格之必须有之程度，因机会而异也。但程咬金之头三斧亦系经神人传授，能砍头三斧亦自胜于《晨报副刊》所谓“其砍岂其砍乎”者，故第一资格终不可少也。

现在我们说大人物第二资格。上文说一人之成为大人物，须如别人相信其为大人物，此相信即能为其将来成功之大帮助。因为在人事中，往往“信仰能使其自己成真”belief makes itself true。如两军交战，兵力不相上下，而一方之兵，自信必胜，一方之兵，自信必败，其结果必自信胜者胜，自信败者败。人对于一人，既有信仰，则其信仰即能助此人成功。此人既成功，则其信徒之信仰愈坚，其信徒之信仰愈坚，于是其成功更易，于是其人物愈大。所谓之prestige及influence，即是一人所得别人之信仰。

我们皆知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群众易于激动，易于使相信某事。此其原因，在于群众之互相刺激，互相影响(此杜威先生说)。在社会中，人之互相影响者甚多。前年冬的开封，当吴佩孚初退，胡景翼未来之时，人心惊慌异常。忽有一人因事在某街行甚速，别人即疑有乱而大跑，其人见别人大跑而亦大跑，于是满街之人皆跑。跑者愈多，其跑更甚。究竟何为而跑，皆不知也。一大人物之得人信仰，亦是如此。有人见其有特别才能而信之，别人见其信而亦信之，此人见别人之信而更信之，信者愈多，其信更甚，于是此大人物之第二资格成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社会中事，如此者甚多。我这话并不是“幽默”，也不是“射他耳”，更不是“国骂”。人实是动物之一种；人与别种动物特别不同之见，现在已经公认为不对了。我们因此说人性之低固可。若嫌此话不好听，我们也可说，这不是由于人性之低，这是由于兽性之高。

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时候，一般人把许多与他本无直接关系的事，也归附于他。于是此大人物即成一个神秘，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如大禹之于治水，耶稣之于耶教，释迦之于佛教等皆是。有人疑释迦之果否有其人；顾颉刚先生疑大禹之果否有其人。我以为此等人诚已变为一串事物的象征，但未可因此即谓其人之不存在。近来中山亦渐成中国革命之象征，但中山之人之存在，固吾人之所知也。

大人物之成大人物，犹如拉车夫。车初走时，车夫要大费气力，至于走开以后，车有自己向前之势，于时车夫用力反小，只随其势而自走。车走愈快，其向前之势愈大。此犹大人物愈大，其做事更容易。不过这当然必先假定车夫之继续随车势而跑。若车夫自己不走，专靠车之向前之势之推之使走，则犹之程咬金的斧，虽能哄人，终危险也。

1926年3月13日，北京

(原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七期，  1926年3月20日)

势力之分析

前几个月《现代评论》来要点儿东西，我送去一篇《大人物之分析》。在那篇中，我说：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除了他至少能砍三斧头之外，就靠别人之相信他是大人物。现在我要以同一观点，分析势力。势力或可以叫人敬，或可以叫人畏，或可以叫人敬而且畏。现在我先就势力之可以叫人畏之一方面说一点。

照普通的说法，我们怕势力，因为他有势力；其实倒不如反过来说：势力有势力，因为我们怕他。据武术家说，善武术的人之能打几十人几百人，乃一个一个而打之。他打倒一二个人，其余自然“望风而靡”；他以后的工作就只是“追奔逐北”了。兵家利用“先声”以“夺人”；亦正如此。势力之造成，大概亦如此。造势力者能叫人怕他，以后他的势力，就靠人之怕他而维持，而增长。人愈怕他，他的势力愈大；他的势力愈大，人愈怕他。间或有反对他者，刚一道个“不”字，他就把他先制住了。人多观望而不敢反对势力者，即因此故。但是反对他者，若能支持至相当的时间，则与反对他表同情者，都起而附和反对。其结果或可把旧势力推倒。但旧势力既倒，新势力即成；此新势力构成之程序，又与旧势力同。

某大帅仿汉高祖入韩信营而夺其军之故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免去某司令本兼各职。某司令及其手下人物，事前既无布置，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先道个“不”字，于是只好俯首听命。而大帅之威望，又因大家之俯首听命而增加不少。前清末年，革命党对于皇帝不断地道“不”字，而武昌举事又能支持至相当的时期，于是对于反对皇帝表同情者一齐起来，一部分全凭虚声，就把清室推倒。势力之大部分是纸老虎，只一戳穿，就万事大吉。

从前替皇帝制定宫殿仪仗及其他制度之人，大概都有见于纸老虎之重要，所以特为皇帝制定了许多能助威的东西。我们试想一个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摆开全副仪仗，其威严大概比前清知县大老爷坐大堂的威严大的多罢。——其实前清知县大老爷坐在大堂上，摆开全副仪仗，其威严也就不小了。无怪乎“入君门”的人，都自然要“勃如战色”，“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了。据说溥仪复辟时，现在某司令补授长江水师提督。在引见的时候，某司令奏对几句下来。“咫尺天威”，只把他唬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他以为“天子自有真”，真龙自与凡人不同。他哪里知道他不是被溥仪个人压倒，而乃是被历代帝王制度压倒了呢？

宗教的庙宇教堂，也在建筑上讲究。他那建筑的伟大，叫你一进去先就自己短了半截。那大风琴——就耶教的教堂说罢——半空中发出的声音，又叫你自己短了半截。所以不等牧师开口，你已先觉得一种势力的压力了。

以上是一月多的中间，又有许多事情发生，其中不少可以给我们以上所说的作例证的。“长江为界，两军兴兵”；胜利只能属于一方面；而往两军同报胜利。其所以如此宣传者，因胜利能叫人相信胜利者的势力大；人若相信他的势力大，他的势力就更大。反之失败能叫人相信失败者的势力小；人若相信他的势力小，他的势力就更小。得武汉者，除了实际上能统治武汉外，尚得有更大的声势。失武汉者，除了实际上不能统治武汉外，尚失了许多声势。

据报载大帅督战，叫大刀队在后面，见退兵就杀。有一群退兵不服，对大帅的花车放了一排枪。大帅只得开车就跑。这可见人若不怕势力，势力就化为无有。所难者是大家同时一齐都不怕而已。

1926年9月，北京

(原载《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九十三期，1926年9月18日)

P378-381

哲人其萎遗范永存

张岱年

在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哲学界有几位著名学者努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识论》，意图改造佛学，创立融合儒佛的新体系。金岳霖先生著《论道》，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来建立自己的形上学体系，又撰写《知识论》，提出自己的论证详密的认识论学说。与此同时，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建立了以“真际”与“实际”两个世界为基本观点的形上学体系，又撰写《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这几位哲学家都自成一家之言，达到很高的哲学成就。熊先生著作包含许多佛学术语，金先生著作接近西方的思路，都比较难懂，因而影响不大。唯冯先生的著作明白晓畅，因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冯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中虽包含许多玄虚之说，但充满了对于民族复兴的信心、对于祖国未来的希望。如《新事论》的结语云：“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新世训》的自序云：“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1946年夏，冯先生应邀赴美国讲学，1947年暑假回国。当时国内战局渐趋明朗，但冯先生毅然回国，于1948年冬以诚挚的热忱迎接了清华园的解放。他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他看到民族复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取得的，所以他真诚拥护马克思主义，不惜放弃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这正表现了爱国哲人的胸怀。

冯先生多次引用宋代张横渠的几句名言，如《新原人》的《自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一个哲学家的抱负。也表明了冯先生为民族复兴而追求真理的态度。在《三松堂自序》中，叙述40年代末思想的改变云：“新理学虽不是临摹柏拉图和朱熹，却也犯了他们的错误：那就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现在我开始认识到，理在事中是正确的。”这也表明，冯先生的思想转变完全是高度自觉的。他肯定了“理在事中”，这是他的哲学思想方面的晚年定论。

冯友兰先生胸怀宽阔，涵养有素。他既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能容忍不同的意见。30年代之初，在撰写《新理学》之前，他发表了《新对话》，主张“共相潜在”之说。当时友人张荫麟先生著文提出诘难。我也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写了《谭理》一文，我的观点与张荫麟接近，不同意“共相潜在”的观点。冯先生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对于我的不同意见亦不以为忤，表现了宽厚的态度。

冯先生在《新理学》、《新原人》等著作中，强调提高精神境界。从他的态度、言行来看，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态度谦和宽温，待人接物，从无急言厉色。50年代，他虽然表示赞同唯物主义，但仍多次受到批判。他坦然夷然，从无愠色。当时对冯先生的批判实有过“左”之处。例如冯先生提出哲学命题含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的观点从而谈到继承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被有些人称为“抽象继承法”加以指责。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能表示冯先生的本意，而且思想史确实有一些命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是不应一律抹煞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更受到猛烈的冲击，当时冯先生表现了类似“见侮不辱”的超脱态度。

冯先生写有《三松堂自序》，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其最后一章《明志》，表明自己的愿望。《明志》引《庄子·养生主》“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这些话正是冯先生平生治学运思备历甘苦的恳切自述。他的平生著作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