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一个诡谲莫测的军统特务？一个毫无人性的冷面杀手？一个满怀柔情的丈夫与父亲？……《我的父亲沈醉》由沈醉女儿沈美娟书写传奇父亲离奇的多面人生。其中，不乏老人在世时无法尽道的内心情感和隐衷。

《我的父亲沈醉》是沈醉女儿沈美娟对父亲的回忆录。提示了沈醉生活与政治风波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真实感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沈醉的人生历程。

《我的父亲沈醉》按照时间顺序，书写了沈醉的多面人生，以及老人在世时无法尽道的内心情感与隐衷。

父亲和我(代序)

第一章 儿时的秘密

 懦弱无能的祖父

 顽童的觉醒

第二章 决定命运的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之一人生起点的“引路人”余乐醒

 关键人物之二主宰其命运的戴笠

 关键人物之三 良知的导师——沈母罗群

 关键人物之四“以怨报德”的毛人凤

 关键人物之五“成也卢汉，败也卢汉”

 关键人物之六新生后的指路人——周恩来总理

第三章 艰难痛苦的思想转变历程

 破罐破摔以死相拼

 知罪认罪接受改造

 脱胎换骨改恶从善

第四章 爱情与婚姻

 初恋爱人——莫耶

 一生的至爱——雪雪

 晚年的老伴——杜雪洁

第五章 爱国之心赤子之情

 我从北京来我回北京去

 为书统一史持笔待明天

 一生经沧海春秋育后人

第六章 著书立说的喜与忧

 《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内幕》

 《我这三十年》轰动海内外

 家父的第二本自述《魔窟生涯》

 笔调轻松的《战犯改造所见闻》

 得来不易的《沈醉日记》

 最后的著作《人鬼之间》

 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冤家路宽》

第七章 多姿多彩的晚年

 书法广交天下友

 运动垂钓乐盈盈

 结束语

附录

访沈醉

和沈醉先生相见

沈醉南行之前

我所看到的沈醉日记

历史在这里沉思

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晚年的沈醉先生

访沈醉

特殊的普通人——沈醉

沈醉先生与书画

沈醉近事

沧海沉浮

沈醉走完他的传奇人生

父亲去世已经多年了。无论我在内心深处如何痛苦地呼唤，无论我走遍天涯海角，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音容笑貌，再也不可能听到他朗朗的笑声，再也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父亲奇迹般地“死”而复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走得那样安详，又走得那样的无牵无挂。也许他真的累了。在他那漫长而又短暂的82个春秋里，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经历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电闪雷鸣，又承受了那么多有形无形的荣辱褒贬、悲欢离合。他是真的累了，一句话也没说，就头也不回地撒手而去，把我这个与他相依为命几十年、遍尝人生苦果的女儿，推进了不知所措的痛苦深渊。

在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上，父亲“死”过三次。他的每一次“死”都无形中把我的生活和命运重新作一番“安排”。不过，他这一次的死，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小，但心灵上的震撼和创伤却是最大。

父亲的第一次“死”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六人旅居香港，听说父亲在云南参加了云南省主席卢汉领导的和平起义。母亲估计父亲很快就会到香港接我们一家返回大陆。孰料左等右等，竞音讯全无。情急之下，母亲决定让年仅24岁的舅舅带两个孩子先回大陆，寻找我父亲。找到后，她再带着其他的四个孩子回来。最初，母亲准备让舅舅先带比我大一两岁的三姐和四姐回来。可是命运弄人，正在这节骨眼上，三姐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四姐和我们一起外出买泡泡糖时，被汽车撞断了胳膊，也进了医院。剩下的四个孩子中，母亲最爱聪明伶俐的二姐和年仅一两岁的弟弟，随舅舅回大陆寻找父亲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有些弱智的大姐头上。那时我四五岁，大姐也才十一二岁。我只记得有天夜里，母亲从睡梦中把我抱起来，亲吻了一下，随即我们便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我们那时都太小，只觉得一切都很新奇，特别是火车过隧道时，一会儿车窗外一片漆黑，一会儿光明如昼，很有趣，根本想不到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们回大陆不久，就传来了父亲被“镇压”的消息，据说父亲的灵位也摆进了台湾的忠烈祠。母亲自然不敢再回大陆，而大陆也开始了“镇反”运动，带我们回来的舅舅被当成潜伏特务枪毙了；弱智的大姐在无人照顾且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病、饿而死。年仅四五岁的我顿时成了无父无母、举目无亲的孤儿。若不是善良的伯外公、伯外婆收养了我，供我读书，或许我早已落到了大姐的下场。幸亏我那时实在太小，孩子的天真、懵懂帮我渡过了那十几年缺衣少食，且无父爱母爱的童年。加上对父亲毫无印象，所以父亲的“死”对我心灵上造成的阴影并不严重。

1961年初冬之际，我的一位表舅突然兴致勃勃地来到伯外公家里，指着一张《人民日报》上的特赦战犯名单说：“您看，五妹子的爹还活着。这名字、这官衔不是沈三哥是谁？”

伯外公眯着老花眼瞅了半晌，对在一旁糊火柴盒的我说：“你爸还活着，你以后就不用跟着我们受罪了。”

伯外公原是日本留学生，解放前家父曾介绍他在湖南铁路警务段当过一个时期的文书，加上解放后，我那被镇压的舅舅从香港回国就带着我们住进了他家，所以他被打成坏分子，一直没有工作。我小时候，伯外公和伯外婆去建筑工地捶石子，帮人家洗衣服来糊口度日。后来，伯外婆去烟厂当工人，表舅舅也从卫生学校毕业，参加了工作，伯外公才留在家里，带着我糊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我每天放学回家就跟伯外公一起糊火柴盒。伯外公为了让我不打瞌睡，常常边干活边给我讲故事，《三国》、《水浒》、《红楼梦》里的故事，全是伯外公当年讲给我听的，我后来对文学的爱好，也是得益于伯外公的言传身教。当时，我对伯外公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甚至对“沈醉”这个名字都感到十分的陌生。所以，我对父亲的“死”而复活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激动。

不久，父亲从母亲寄给他的信中得知了我的下落，即写信跟我和伯外公联系，并要我暑假去北京相见。父亲当时正在北京红星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为了见我一面，他自己节衣缩食，从每月60元的工资里攒出一些钱，寄到湖南，给我当赴京的旅费，同时寄去一件用他自己睡裤改制成的小短袖衬衣，让我穿着他亲手做的这件蓝白相间的小衬衣去北京，作为我们父女接头的标记。

那年我刚刚15岁，正在上初中。首都北京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在北京站下车时，我努力地想象着父亲的模样。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应该是一个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中年人，所以，我在人群中寻觅着想象中的父亲。当旅客都走得差不多时，突然一个身材高瘦，皮肤黝黑，穿着塑料凉鞋、西式短裤和白布短袖衬衫，像个乡巴佬似的中年男子喊着我的小名，从月台的另一头向我跑来。我一下子愣住了，心想：这个黑不溜秋的老头，难道就是我的父亲？“孩子，我是爸爸！”父亲跑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激动地看着我，黑色眼镜框后面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理智告诉我，他确实是我的父亲，我应该叫他一声“爸爸”。但是“爸爸”这个词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了。我怯怯地望着他，嘴唇蠕动了半晌，才轻轻叫了一声“爸爸”。

我看见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地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出了车站，父亲把我领进了附近的崇内旅馆。那次，我在北京只待了七天。这七天里，父亲尽量让我吃好、玩好，他陪我去游览故宫、北海、天坛等名胜古迹，带我去吃我从未见过的西餐、北京烤鸭和其他北京风味的食品，甚至冒着酷暑赶回旧宫大队给我买来刚摘下的西红柿和西瓜……在这短短的七天里，我深深感受到了父爱的温馨，对父亲也有了一份感情。不过，我在七天后返回湖南时，仍然是兴高采烈的，因为我对伯外公及湖南的思念，远远胜过与父亲的离别之情。多少年之后，我才从父亲当时的日记中得知，他为了能见上我一面，为了让我在北京能吃好、玩好，一连几个月都在节衣缩食，并起早贪黑地撰写文史资料，为的是节省下粮票，多挣些稿酬，让我到北京来食、用。他同时也一连七个星期天没有休息，好存下假期来陪我。其舐犊之情真是发自肺腑。惭愧的是，我当时根本不能体谅父亲的一片苦心。P2-5

人人都说家父沈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倒是一点都不假。1932年初，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湖南长沙只身前往上海，一心想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不料却误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当时，他刚刚18岁，是一个初中都未毕业的毛头小子，但在此后的十年内，他凭着自己的胆大心细，精明能干，深得特务头子戴笠的宠信，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黄埔学生如云、曾有过十万之众的军统局脱颖而出，28岁便晋升为军统局八大处长之一的少将总务处长。抗战胜利后，由于戴笠突然坠机身亡，他又巧妙地周旋于军统局的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之间，同时得到三人的信任，成为军统局改组后，唯一继续留任的总务处长。此后，他虽然在三巨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成功地帮助毛人凤挤走了郑介民，夺得了军统局局长的宝座，但却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当他识破了毛人凤的把戏之后，便急流勇退，主动请调偏远的云南，暂时避过了毛人凤的魔爪。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毛人凤心怀叵测地命他死守云南。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前夕，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家父在卢汉的枪口威逼下，签字随卢汉起义，成为起义将领。不料由于卢汉先生的一念之差，他被当成国民党战犯，关进了战犯改造所，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他由抗拒、反省、认罪、忏悔到自我改造、脱胎换骨、改恶从善。1961年12月终于被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特赦后，他在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导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著书立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反面教材，教导后人，撰写了不少文史资料。“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多次受到恐吓、威胁，最后被“四人帮”再次关进监狱，长达五年之久。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得以平反出狱，恢复工作。1981年，历尽坎坷的他得到政府批准，到香港探亲访友。在这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他毅然谢绝了亲友挽留的好意，只住了一个月就回到北京。同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6年3月18日逝世，他一直都在积极热情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奔走……

他的一生确实是曲折离奇，非一般人可比。人们往往看到的，津津乐道的也就是他一生中的传奇色彩。但是我作为他在大陆的唯一的至亲骨肉，所看到的，则往往是笼罩并影响着他一生的悲剧色彩。由于他的少年得志，由于他看似乐观、开朗的性格，也由于他的风趣、健谈，无形中掩盖了始终未能摆脱的自卑感，也掩盖了他因婚姻、家庭不幸而带给他的难以言状的悲哀和痛苦。而我在他解放前后日记的字里行间中，在他平时对我讲的只言片语中，早就感受到了他那无法摆脱的自卑感及无法与外人道的孤独和痛苦。

他自卑感的产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原因。解放前，他的自卑感来自两个方面：学历和他本身的职业。由于他连初中都未毕业，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历文凭，在集聚着大学生、留学生及黄埔生、警校毕业生和各式各样特训班的军统局，他常常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老板(指戴笠)什么时候才会想到我这个什么学历都没有的人啊？……”或者写道：“……老板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让我到高级军官特训班去学习几年啊！”……总之，你不难从当时的日记中看到，他一直对自己学历低的事情耿耿于怀；在军统局他虽然平步青云，但他很清楚这个职业是“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也是永远洗不清自己的”。

家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自卑感带给他的不是消沉、气馁，而是一种自律、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他在1941年1月7日这样写道：“……我知道这类工作是永远洗不清自己的，我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拟成一部分关于工作上应遵守的法则，更进一步地希望能训练一班干部，去把中国几千年来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工作去改良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在充实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这段话就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看法及他那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在战犯改造所里，虽然都是战犯，但家父总是自认为比其他的人矮一头。因为其他人大都是领兵打仗的，不像他们搞特务工作的，与共产党人有着直接的个人恩怨，同时，他在云南被迫起义时，提供了逃到昆明的几个军统局少将周养浩、徐远举等人的地址，原打算是让他们跟自己一同起义。可是，卢汉抓到他们后，统统把他们关进了监狱，甚至连同家父本人都被当成被俘战犯关了进去。在周养浩等人面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一种愧疚和自卑感。因此，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恭谦，干活时，他总是抢着去干脏活、累活……

当然，以上这些自卑感并非构成他悲剧色彩的主要因素，我认为他主要的悲剧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生涯，一是个人的婚姻、家庭。在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时代中，政治人物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而且也并非他一个人的，而是他所隶属的那个政权、那个阶级的成千上万人的悲剧，而婚姻、家庭的悲剧则完完全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是对他的后半生影响最大、打击最大，令他最痛苦的。这痛苦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统战政策以及他本人开朗、豁达的性格，使他的晚年生活较为愉快、较为多姿多彩。特别是．1981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及《我这三十年》一书风行全国之后，他的生命就如同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样。他的，自卑感渐渐引退，自尊、自强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为了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厚爱，他一方面竭力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奔走呼号；一方面积极地撰写回忆录，先后为后人留下了200多万字的宝贵的历史文献。

1996年3月18日，家父因患结肠癌在北京肿瘤医院去世后，就有朋友建议我写一本《我的父亲——沈醉》的书，可是那时我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只有父亲临终前后的种种情景。但我清楚，这本书迟早得由我来完成。因为父亲曾在他的日记及遗嘱中都写道：“我的传记得让我的小女儿来写。”这是父亲对我的偏爱，也是父亲对我的信任。不过，我曾经帮父亲整理、撰写的《魔窟生涯》和《我这三十年》，这两本回忆录几乎就是他的自传，我还能写什么呢？如果重复他自述的内容，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我从悲痛中走出来，认真地阅读了父亲留给我的几十本日记，重温了我和他一起生活的岁月后，我觉得能写的东西太多了。父亲的回忆录反映的大多数是他的生活经历，而我要写的主要是父亲内心世界那深层次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心灵历程。只有这样写，才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也只有这样写，才对得起广大的读者和我自己。至于我的写作能力是否能如愿地达到这一目的，那就只有留给广大读者去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