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秘使唐生明》由沈美娟所著，记述四十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投靠日寇，认贼作父，中国处于危难之际。唐生明受蒋介石、戴笠派遣，作为特使前往沦陷区上海、南京等地从事秘密活动。表面上，他与日寇、汉奸勾结，为他们做事，暗地则奉命拉拢汉奸，保护营救被捕的国民党军统人员。凭借着他特殊的身份和过人的胆识，周旋于日伪中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上海、南京做好准备工作。

本书以真实的笔触，从一个侧面再现历史！

唐生明湖南省东安县人士，唐生明是国民党中将，也可能是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曾任长沙警备区代理司令，常桃警备区司令，国民党中将参军等职。在日本侵华期间曾奉蒋介石之命卧底于汪伪政府，并在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末期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使湖南和平解放等。唐生明是一个性情中人，解放后文革时期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被恢复政协委员原职。

194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总统，在南京成立总统府，这才想起给他一个中将参军的闲职；后来随着解放战争中，蒋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委任他为第一兵团副司令。但他已看到蒋家王朝这艘破船必然覆没的命运，决心弃暗投明。与此同时，他想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陈赓等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关心和教诲，觉得应尽己所能，为共产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才对得起这些良师益友。

1949年4月，唐生明积极参加了策动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并成为湖南和平起义协议上的签字人；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同年赴香港经商，并对“两航”起义做了许多促进工作。

1956年，唐生明举家迁回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及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唐生明可实在是一个“福禄寿考”样样齐全的人。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

《风流秘使唐生明》由沈美娟所著，以真实的笔触，从一个侧面再现历史！

电报频传

特殊使命

智斗李士群

杀鸡焉用牛刀

假戏真做

暗中较量

恶人自有恶报

日、伪、蒋联合反共

视察丑剧

危机四伏

大难临头

瞬息万变

策反伪酋

营救吴开先

李士群的末日

伪廷将倾

胜利前后

后记

与广西接壤的湖南东安县城郊此时正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

一辆沾满黑黄泥浆的绿色军用雪佛莱小轿车如同醉汉般在东安县东山甸的乡间泥泞小路上摇摇晃晃地行进着。车内坐着位30来岁风流倜傥的中年人，他面颊丰腴而白皙，疏淡的眉毛，光润丰隆的鼻子，一张棱角清晰厚厚实实的四字型的嘴巴，双眸虽不很大，却是流光飞彩，若不是他身着中将军官制服，人们都会认为他只是个养尊处优、极会保养玩乐的公子。

此时，他正懒懒地斜靠在宽敞舒适的后车座上，心事重重地衔着外国进口的高级烟斗，神情漠然地望着车窗外，一下一下地吸着烟。远处那连绵起伏驼峰般的山峦被雨雾掩映得若有若无；近处那沟埂纵横的阡陌田野里，农人们都戴笠披蓑地忙着春耕。有人挽着裤管、赤着脚在路边水田里挥鞭扶犁地吆喝着水牛，翻耕着稻田或弯腰插秧；有人挑着箩筐或推着吱吱溜溜的独轮车在小路上来来往往。汽车驶过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停住脚步或手中的农活，既谦卑又恭敬地赔着笑脸，冲汽车行注目礼；有人还讨好地冲着汽车里的人打招呼：“哟！四老爷回来啦！是回来看望唐老太爷的吧？”

此人正是东安县著名乡绅唐承绪的四儿子：当时国民党湖南常桃警备司令唐生明。他对问话的农人点点头，然后低声地吩咐坐在司机旁边的副官：“把车窗关上。”便靠在坐背上，微微闭上眼睛，并挪了挪略胖的身子，让自己坐得舒服些。他知道东安县方圆百十里的地方没有人不知道他们老唐家的。以往他还乡时遇到这种情况常常也友善地冲村民点点头，扯两句闲话，装装样子，但今天他却没这份闲心。

十几天前，他的稽查处长沈醉送给他一封急电，电报是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内容是：“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当面商议……”

唐生明不知戴笠找自己有什么事，但还是复电说，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接到电报之初，唐生明还颇为高兴。因为他早已厌倦了常德这穷乡僻壤的乏味生活。这里没有歌舞厅，没有大饭店，也没有大戏院，甚至连合适的牌友都很难找到。可是没两天，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突然下达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却未对唐生明的职务作出安排。他匆匆结束常桃警备司令部后，便赶往长沙见司令官薛岳，询问自己日后工作安排。

薛岳却含糊其词地答道：“这我不清楚。委员长已来令，要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啦，你还是早日安顿好家小，赶快去重庆吧！”  唐生明只好赶回常德吩咐家人收拾行装，准备先把刚生贵子的妻子徐来送回东安老家。在此期间，唐生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弄不清蒋介石和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到底为什么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又为什么急着让自己赶往重庆。按说戴笠与自己是多年老友，关系密切得无话不谈，吃喝不分彼此，甚至可以滚在同一个女人的床上。他夫人徐来的女秘书张素贞曾经就跟戴笠如胶似漆地打得火热，而今戴笠的情妇余佩恒也是他唐生明介绍的。戴笠应该是了解自己的，决不至于对自己不利，但如果是蒋介石授意的话，戴笠也就难说了。他反复思索，自己在常德期间到底有哪些事违背了老头子的意愿呢？突然一个情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他不由紧张得出了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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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先生是抗日名将唐生智的胞弟，也是家父沈醉的老朋友，老上司，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听家父说，他2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唐伯伯。当时，家父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的情报组长、行动组长兼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侦察员；而唐伯伯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了，他跟特务头子戴笠关系极佳。唐伯伯每次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戴笠总是让家父好好接待他，因为唐伯伯好玩，常常会玩出格，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家父就得出面去帮他处理，因此，他非常信任家父。抗战初期，家父在湖南特训班任教官时，唐伯伯在湖南常德当警备司令。当时，唐伯伯为了要一个精明能干的稽查处长，硬是把一个警卫连送给戴笠，作为借调家父去当常德稽查处长的条件，直到1940年，唐伯伯辞职去渝，家父才重新回到戴笠身边。此后的几十年间，尽管家父和唐伯伯的处境和遭遇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很好。

1962年，家父被人民政府特赦后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周恩来总理为了让家父他们这些特赦战犯能安度晚年，特许他们把尚留在大陆的家属接到北京。当时，我母亲和姐弟均在香港和台湾，只有我留在了湖南长沙的外婆家中，刚刚初中毕业。于是家父便把我接到北京。记得那时候，在家父的老朋友中间，除了常陪我们父女外出游玩的杜聿明伯伯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唐伯伯和唐伯母了。唐伯伯和杜伯伯两家都住在北京东四五条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家父常常带我去他们那里串门。唐伯伯白白胖胖笑起来像尊弥勒佛，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他讲一口地道的湖南话，那浓郁的乡音使我倍感亲切；唐伯母徐来却讲一口吴依软语，听上去像越剧中的道白，非常好听。她是30年代著名的被称为“标准美人”的电影明星，她那时已年近半百，依然风韵犹存。每次去他们家，我总爱翻看她早年的那些影伯为了要一个精明能干的稽查处长，硬是把一个警卫连送给戴笠，作为借调家父去当常德稽查处长的条件，直到1940年，唐伯伯辞职去渝，家父才重新回到戴笠身边。此后的几十年间，尽管家父和唐伯伯的处境和遭遇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很好。

1962年，家父被人民政府特赦后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周恩来总理为了让家父他们这些特赦战犯能安度晚年，特许他们把尚留在大陆的家属接到北京。当时，我母亲和姐弟均在香港和台湾，只有我留在了湖南长沙的外婆家中，刚刚初中毕业。于是家父便把我接到北京。记得那时候，在家父的老朋友中间，除了常陪我们父女外出游玩的杜聿明伯伯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唐伯伯和唐伯母了。唐伯伯和杜伯伯两家都住在北京东四五条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家父常常带我去他们那里串门。唐伯伯白白胖胖笑起来像尊弥勒佛，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他讲一口地道的湖南话，那浓郁的乡音使我倍感亲切；唐伯母徐来却讲一口吴依软语，听上去像越剧中的道白，非常好听。她是30年代著名的被称为“标准美人”的电影明星，她那时已年近半百，依然风韵犹存。每次去他们家，我总爱翻看她早年的那些影自言自语般地望着照片说，目光中充满了思念和爱意。

“真想不到，嫂夫人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家父感叹道。

“嗨！还不是江青那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唐伯伯愤愤然地骂了一句，接着说：“江青这家伙最恨两类人，一类像我们这样清楚她底细的，一类就是周总理那样反对她和主席结婚的。”

早在30年代，唐伯母名噪影坛之际，江青只不过是一名三流演员。按唐伯伯的话说，当年他们打麻将的时候，江青只有站在一旁端茶点烟的份，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后来江青当了第一夫人之后，唐伯伯他们表面上称她“江青同志”，内心深处依然瞧不起她。而江青却总想依仗主席的声誉压他们一头。有一次，陈赓大将邀请唐伯伯去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正赶上主席和江青都去了。陈赓大将把唐伯伯带到主席坐的第一排，向主席介绍说：“主席，他就是当年秋收起义时给我们送去100多条枪的唐生明。”

主席笑着紧握唐伯伯的手对陈赓说：“你不用介绍，唐生明，唐老四嘛！他是我的学生，我在湖南师范小学教书的时候，他跟我在一个屋里睡了一年多，晚上我不知给他盖过多少次被子呢！”

一番话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主席自己也哈哈大笑。唐伯伯想不到主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时的事，既高兴，又感动，但他不善说客气话，只是一个劲地憨笑。不料江青却不识时务地大声说道：“唐生明，你原来是主席的学生呵，那你应该叫我师母喽！”

唐伯伯的犟脾气上来了，不管不顾地顶了她一句：“师母？狗屁师母！”把江青说了个大红脸。这自然加深了江青对他的怨恨，所以“文革”中江青给他们夫妇扣上了“特务”、“汉奸”的帽子，投进了监狱。

我自回京后，一直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听到唐伯伯这些叙述之后，情不自禁地说：“唐伯伯，没想到你的经历这么奇特。你要是能写一本回忆录，一定很有意思。”

“季公，你是该写本回忆录了。自己写出来，总比百年之后任别人胡乱杜撰要好得多啊！”家父也在一旁劝道。

唐伯伯赞同地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最近听说湖南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花花公子特使》，胡编乱造的。我是该自己写回忆录了。老沈，还是你来帮我写吧。”原来，家父在“文革”前曾帮唐伯伯写过一篇有关他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经过的文史资料，当年家父不到50岁，而此时，家父已经年过古稀了，但在唐伯伯眼里，家父永远是“小”字辈。

家父笑着摇摇头说：“我可不行喽！我这几年出版的两本回忆录还是我女儿帮我写的呢。让她帮你写吧。”

“哦！我们这个湖南的细妹子这么有出息了？”唐伯伯不无怀疑地笑道，也许在他心目中，我永远是他第一次见到我时的那个16岁的黄毛丫头。

家父笑道：“她可不是细妹子喽！她的两个儿子都十五六岁了，她帮我写的《我这三十年》和《魔窟生涯》还蛮畅销呢。”

“唐伯伯，您就放心吧！只要您肯给我提供素材，我一定能帮您写好。政协文史办公室也一定会同意我帮您来整理回忆录的。”我对唐伯伯的经历非常感兴趣，便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

“那好，你就帮我写回忆录吧。我抽时间跟你聊聊，过些日子，我送你唐伯母的骨灰回东安老家，你跟我一起回湖南，让我六弟也帮我回忆一下。有些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唐伯伯痛快地答应了。此后，唐伯伯断断续续地跟我谈了一些他的经历。我也跟单位说好了，将来跟唐伯伯一起回湖南收集资料，为他写回忆录。

不幸的是，就在唐伯伯准备回湖南之际，他突然生病住院了，开始听说是心脏不好。可是，当我和家父去医院探望他时，才从他儿子的嘴里得知，唐伯伯患的是肺癌。3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了。我和家父都非常难过。值得庆幸的是，唐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都参加了告别仪式并赠送了花圈；《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唐生明生平》，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列举了他在北伐期间，“四一二”以后，以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重大历史关头与共产党人的友谊和对共产党朋友的支持和援助，及解放前后所作出的种种贡献。总之，唐伯伯一生中所作的一切贡献，党和人民一件都没有忘记，全部公布了出来，给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和传奇色彩。

前两年，唐伯伯的长公子唐仁巍和女儿唐仁葳、唐仁平先后从海外回京向家父和我了解唐伯伯的历史，我们尽己所能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资料，但总是不尽人意。为此，我多方收集资料，决定写一本比较能全面系统反映唐伯伯一生的传记文学，以完成唐伯伯的遗愿，也了却自己的心愿。不过唐伯伯给我谈的事情实在有限，能查阅的资料也不多，只好以唐伯伯抗战期间的经历为主线，运用穿插、倒叙的手法，再现他的生平；以及与周恩来、陈赓、蒋介石、戴笠、汪精卫、李士群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风流潇洒且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以告慰唐伯伯在天之灵，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和唐伯伯的亲友能够满意。

沈美娟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青岛飞往上海途中，正遇上了南京、上海一带气候恶劣，雷雨交加，他乘坐的专机失去了控制，一头撞在南京近郊的岱山上，机毁人亡。

戴笠一死，唐生明的海军参谋长职位，周佛海等大汉奸为重庆立下的“汗马功劳”，全都化为泡影。更令唐生明不安的是：戴笠一死，曾为蒋介石立过大功的大汉奸一个个被处死，甚至连曾在南京、上海做策反工作的彭寿、程克祥、周镐等人也被冠上了“侵吞日伪财产”的罪名，被关押起来。最初，周佛海也被判处死刑，后来还是杨淑慧到处送礼、求诉，通过陈布雷的关系见到了蒋介石，在蒋面前跪求哭诉，这才使周佛海由死刑改为了无期徒刑。

唐生明知道，蒋介石为掩盖自己那段企图与日本人和谈的事实，随时都可能翻脸不认账，给自己冠上“汉奸”的帽子。为了以防万一，他不得不四处奔走，通过老朋友，要求政府公开取消过去对他的“通缉令”。结果，有关人士查来查去，根本查不到“通缉令”的档案，只有当年戴笠假唐生智之名，刊登在《中央日报》上的那则启事。在唐生明的坚持下，国民政府只好公开发出这样一道命令：

抗战期间，唐生明被派往沦陷区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时，为掩饰敌人耳目起见，曾由唐生智先生呈请通缉在案。现对日战争已取得最后胜利，任务业已完成，前项假通缉应予以取消……

这道命令公布之后，唐生明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但是他的工作，蒋介石却迟迟不予安排，直到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才给他保密局设计委员这样一个虚职。通过这件事，唐生明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对他不再抱任何幻想。

194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总统，在南京成立总统府，这才想起给他一个中将参军的闲职；后来随着解放战争中，蒋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委任他为第一兵团副司令。但他已看到蒋家王朝这艘破船必然覆没的命运，决心弃暗投明。与此同时，他想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陈赓等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关心和教诲，觉得应尽己所能，为共产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才对得起这些良师益友。

1949年4月，唐生明积极参加了策动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并成为湖南和平起义协议上的签字人；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同年赴香港经商，并对“两航”起义做了许多促进工作。

1956年，唐生明举家迁回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及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唐生明可实在是一个“福禄寿考”样样齐全的人。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

1966年11月，唐生明夫妇被江青等人打成“汉奸”、“特务”，关进监狱。徐来病死狱中，唐生明被关押七八年之久。但是这并未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三中全会后，唐生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港澳和大陆之间，为改革开放，促进对外贸易而贡献力量。

1987年10月24日因病逝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