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辞赋总集！

《楚辞》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本书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无论正文或注释、译文，均采用简化字，个别沿用已久的异体字在正文中不予改换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楚辞中较多今天不常见的冷僻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有差别或易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不做改动，使读者据此能窥见原文风貌。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初放

 沉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哀时命

九怀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叹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题解】

关于“离骚”的解释自古以来就歧义迭出，大致分为以下九种：

一、遭受忧患说。汉刘安《离骚传序》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说为司马迁采纳，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序》的内容，并称：“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汉班固《离骚赞序》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如颜师古、朱熹、钱澄之、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均持此说。

二、离别的忧愁说。汉王逸《离骚经序》称：“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明汪瑗《楚辞集解》、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亦持此说。

三、散去的忧愁说。宋项安世《项世家说》卷八称：“《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为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左氏传》卷六亦同此说。

四、离为卦名，代表火与光明。明周圣楷《楚宝》称：“离，明也；骚，扰也。何取乎明而扰也？离为火，火在天则明，风则扰矣。”

五、牢骚。清戴震《屈原赋注初稿》称：“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游国恩同此说。

六、楚古曲名，即《劳商》曲。游国恩《楚辞概论》称：“《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而异其名罢了。”郭沫若《屈原研究》、何剑熏《楚辞拾沈》赞同此说。

七、远离忧愁说。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称：“‘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八、骚为楚地名，即蒲骚说。李嘉言《<离骚)丛说》一文称：“‘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就是离开‘骚’那个地方。”其引《左传·桓公十一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认为“骚”即汉水之北应城县境的蒲骚，并由此推断屈原住在汉北时很有可能住在蒲骚，本篇则是离开蒲骚时所作。

九、离骚即离疏说。徐仁甫《楚辞别解》称：“疏骚双声，有方言读此二字同音者可证。知骚离即疏离，则离骚即离疏，而此作品之时期可考。《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史记》本传说甚明确。”

虽然“离骚”释义异说纷呈，但为学界广泛认同的并不多。因此，在新材料发现之前，本书认为汉司马迁的离骚犹离忧说、班固的明己遭忧作辞说、王逸的离别忧愁说等比较符合实际。

《离骚》可分十二章。依次追述家世、姓名的由来，历数上古圣王、尧、舜、桀、纣等人的为政得失，申述作者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的迫害，对社会政治的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幻想中的美政理想境界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此篇集中反映了屈原追求自身价值及社会理想的坎坷过程和最终美政理想破灭却忠于故国、独立不迁的人格，以及志洁行廉、上下求索的傲岸情怀。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本篇的写作时间应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后；而司马迁《报任安书》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则当在楚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至今尚无定论。

《离骚》以其无与伦比的思想艺术价值得到千百年来文人学者的推崇，并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例如扬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班彪《悼离骚》，梁竦《悼骚赋》，应奉《感骚》三十篇，挚虞《愍骚》，黄祯《拟骚》，黄道周《謇骚》、《续离骚》、《丛骚》，张灿《拟离骚》二十篇等，清人嵇永仁甚至还作有杂剧《续离骚》。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篇》评价《离骚》对后世的影响说：“屈原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远，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辞。上陈王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钜丽，佳制闳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作为与《诗经》并称的文坛双璧，《离骚》及其他优秀楚辞作品必当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缤放出永恒的艺术魅力！P1-3

当我们穿越时空来到战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无法不为这个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所惊叹、所倾倒。那正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段，那绝对是一个大动荡、大沉沦、大崛起的时代，多少动人心魄的历史妙闻，多少让后人恨不起死从之游的先贤，中国各种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学术均在此期间喷射而出。这期间，出现了一位凝聚中国文人精神的世界文化伟人——屈原以及让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之沉醉的一种文体——“楚辞”。

一

楚辞，一般被认为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诗人所创作的一种文体，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选辑成集并命名为《楚辞》，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在某种意义上，楚辞又是屈、宋诸人作品的专称；经过后世文人的研习、模拟和歌咏，楚辞二字又凝聚了在痛苦和挣扎中对高洁情操与理想坚守不屈的屈原精神。“楚辞”之名是汉人对楚地文学作品的泛称。《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子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此段之意，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助、朱买臣都曾经作楚辞，而刘向所集《楚辞》中不见载，于是可知楚辞的概念范畴不但包括刘向所辑《楚辞》，还包括其他楚地作品。“楚辞”在西汉初期曾一直是称呼具有楚地特色作品的泛称。又，《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代皇帝为楚人，好楚声，所以朱买臣等文学侍从之臣以楚地文辞作品取悦帝王，未必皆是屈原等悲愁之言，而很可能包括一些像汉大赋那样具有愉悦君王性质的作品，屈、宋作品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然，君王何以“甚说之”？“楚”，表明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辞”，乃是先秦及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篇属文之泛称。《荀子·正名篇》曰：“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王先谦注曰：“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犹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说亡实之名，以论公即位之一意也。”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辞是指组合能够表示不同名实的字而成文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辞”在先秦是个泛称，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直到南北朝时萧统选编《文选》才将“辞”单列一目、成为一体的。所以“楚辞”二字连在一起最初还没有文体之意，而仅是指具有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而言。直到西汉刘向将屈、宋诸人作品集而题之为《楚辞》——他当初也许是只给整理出来的这一类文献贴个大家所熟悉的标签而已，“楚辞”从此便由一个泛称而逐渐变为以屈骚作品为核心的一个专称。

我们现在基本上将楚辞等同于骚体，实则楚辞原本是一个比骚体更为宽泛的范畴，骚体也许才能更好地说明我们今天称之为《楚辞》的什物。汉人将屈、宋诸作皆目之为赋，于是楚辞、骚体、屈赋便长时间在人们的观念中模糊不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清理：楚辞，能够更好地说明《楚辞》的语言质材来源——楚地言辞；骚体，对《楚辞》在体式和精神性质上的定位——是以《离骚》的体式和精神为核心而得名；屈赋，则是汉人对《楚辞》这类作品在文体类别上的界定——属于赋。

……

五

楚辞在先秦直到汉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只是单篇流传。西汉刘向领校群书，将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诸人的拟骚作品，再加上自己所作的《九叹》，统编成十六卷，并题名曰“楚辞”。这应该是《楚辞》的第一次结集。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自西汉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历代笺释、评论楚辞之作，林林总总，亦殊夥矣。

东汉时，王逸作《楚辞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淮南王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贾逵均曾为屈赋作解，皆在王逸之前，但均已失传)。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汉安帝元初中(117年左右)，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卷八○《文苑传》。《楚辞章句》以世传刘向所编十六卷本《楚辞》为底本，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序)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王注保存了不少字词的古义，同时由于他生长于楚地(湖北属楚)，时代又近古，故于《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此较熟悉，并能于注中一一指出，这对于后人理解楚辞助益匪浅。此后至唐代这一段期间内，研究《楚辞》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的著作较多，基本上都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篇目为核心，但都已不存。

宋代有两个重要的注本，就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徽宗政和(1111—1117)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忤秦桧而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楚辞补注》十七卷先列王逸原注，而后补注于下，逐条疏通证明，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该书注释详明，而且敢于破除旧说、自立新解，又征引浩博，并且所录楚辞异文极多，是一本很重要的楚辞著作。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别称紫阳)，安徽婺源人。是宋代大儒，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事迹见《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宋元学案》卷四八《晦翁学案》。《楚辞集注》八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但对前人《楚辞》篇目的选编不甚满意，他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都是无病呻吟之作，便将这四篇都删去，将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收了进去。他将这些楚辞作品分为两部分：将屈原的五卷命之为“离骚”，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将非屈原作品皆命之为“续离骚”类，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哀时命》、《招隐士》。随文诠释。《楚辞集注》一书在义理方面多所阐发，强调其“忠君爱国”思想，文笔简洁明快，无诘诎苛碎之病。此书不以注释阐发楚辞为唯一目的，另外还寄寓着作者对当时政治斗争的积极态度。书后附《楚辞辩证》两卷和《楚辞后语》六卷。该书以它不同于《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的面貌，奠定了它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以后，楚辞研究著作甚多，重要的有：明汪瑗的《楚辞集解》八卷(附《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十四卷、清戴震的《屈原赋注》七卷(附《屈赋通释》二卷、《屈赋音义》三卷)、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清胡文英的《屈骚指掌》四卷、近人马其昶的《屈赋微》二卷等。到了现代，楚辞研究著作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六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无论正文或注释、译文，均采用简化字，个别沿用已久的异体字在正文中不予改换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楚辞中较多今天不常见的冷僻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有差别或易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不做改动，使读者据此能窥见原文风貌。

本书在题解和注释时，参考引用了众多历代学者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能出注者均直接在诗篇中标明，或有一些引用而未能逐一注出者，在此特别说明，并致以衷心的谢忱！希望此书在弘扬中华经典文化、传承爱国主义传统、激发民众学习热情等方面，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林家骊

2010年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