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文学作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仇恨》中以首相被杀的事件揭示了即时在一个最为平和的国度一样存在着人类普遍都有的利益和敌意。但是，理想的旗帜依然在前路招引，哪怕有仇恨，有谋杀。

《仇恨》是“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一，是其创作的经典作品之一。

这是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长篇系列小说继《失忆》、《误解》、《蔑视》和《忠诚》后的第五部：《仇恨》。《仇恨》主角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在断断续续的意识流动中，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

你可以靠近点啊。摸摸我吧。你不用害怕你的手指会沾上血——我们这种死了有一段时间的人，少了的就是血这种商品。有什么活着的人不时来摸摸，这是很要紧的。慢慢地我们也就灯干油尽了。你实际上就像一个活人，在所有这些稀少的奢侈品中间，几乎是不透明的了。你混杂在这些玫瑰和菊花的光泽里，在家禽啊奶酪啊鱼啊蔬菜啊等等的闪光里，真是一块没有意识的固体，就在这些过剩的光泽和香味中间，你还真是一个活人呢。

你来看我，其实是一种羞辱。别动，别缩回去。我一点也没有斥责你的意思。羞辱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活人能看到我在这个食品商场里成了一个囚犯，而且还是一个堆满了富人们要买的东西的地方——就这一点也就够损人的了。让你看我这个样子，没有了我平常的重量，也是够让人难堪的。我就像是被一阵突然的风刮走了，后来无能为力地滑倒在洒了水的地板上。我流失了很多血，这个你是肯定知道的，不过让我变得这么轻的还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的自主权被人用某种方式偷走了，然后被人扔在这里，就和那些被剥皮的动物身体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的话：就和我们左边那些动物身体的潮湿的光泽一样。可还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通过我这一死，我倒变得更加重要了，对啊，就是要等我死了以后，我才可以在现实里扮演一个更意义重大的角色，也许在国际舞台上都是如此呢。

我想，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要询问我这次谋杀的事情。当然是因为对于这次谋杀的调查进入了僵局。不，不是进入了僵局，而是成了永久的秘密了：调查组成了像教廷那样的中央政府管理的官僚机构，要在所有将来的时间里继续监管那些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要牢牢保守住那些机密，要严禁一切偏离方向的解释，还要为红衣主教位置的设立争论不休。为的是不时地能把一种洞察内幕的兴奋感或者是一种黑色的怀疑传遍整个社会。

不过，你不属于这个其实没什么权力的权力组织，而是出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好奇心，有一种更加坚决果断的固执劲头。你是准备好了来听我讲的。感觉到了。我就是没想到，一个调查员怎么可以像你这样自由活动。得了，你就别说什么。你采介绍你自己是什么人。我必须和你保持一种清晰的距离。要不然的话我的脑子就不好使了。我做不了那些零碎细小的事情。要是你耐着性子听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你自己当然一直都很清楚，我从来没看到那个凶手。或者说那几个凶手。捅刀子的人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脸朝地面趴下了。就算是从我前面来攻击我'那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不会看清楚凶手的面孔，用我这双眼睛是看不清的。不过，你也不是就来了解什么一般的情况介绍吧。你肯定很清楚，谁握着刀子其实是次要的事情。不会比了解刻在刀柄上的那个工厂的名字更重要。重要的是搞明白，为什么这把刀子一定要插到我的身体里搅动，愿意握住这把刀柄的手肯定是足够多了。不过，你要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必须把我杀死。而这个问题既不是。不管你去想多少那些个别的给你感官印象的东西，面孔啦，气味啦，事件啦，照片啦’脚印啦，血迹啦等等——可你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在这堆东西里有什么刻意的模式，因为我们是牛活在一个失忆的时代。我是一个政治家，看问题当然是从大的方面看的。我能看到那些结构，那些隐蔽的诅咒人的关系，我能看到那些强制性的模式，不过我看不到哪怕是一张面孔，一个手势或表情，听不清一个人的声调，甚至闻不到一点特别的气味。要是你能把你的感官借给我，那我就能把我看问题的角度借给你。

我自己当然是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过，等我开始说能时候，那些词就落到我舌头上了，就好像我还是记得什么东西。也许就是我讲的事情本身就会把事情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我开始做一次演讲的时候，慢慢地就会被一种奇怪的不属于我自己的激动情绪控制。那时候其实就不是我在演讲，而是演讲本身自己在演讲了。就像是在我滔滔不绝雄辩的时候，在我卖弄修辞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也知道得微乎其微。我知道的就是，这得说出来。而这点好像是很真实的。P1-4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2012年9月

《仇恨》的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出任过瑞典首相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乌拉夫．帕尔梅。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间，帕尔梅携夫人外出看电影，也没有任何警卫随行，电影散场后准备坐地铁回家，在地铁入口处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这个事件曾经震惊世界，因为瑞典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富裕最和平安宁的福利国家之一，发生这样残忍的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令人难以置信。

事件发生之后，瑞典政府曾成立专门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调查，并重金悬赏能帮助破案者，但事过二十八年，这个谋杀案依然没有破案，谁是真正的凶手依然还是一个未解的谜。案情扑朔迷离头绪繁乱，有的线索指向国际的背景，涉及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政权或者南美洲的新独裁者，也有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独立党到前苏联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等等；有些线索则指向瑞典国内的极右翼分子，甚至事件发生的当晚警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电话通讯都非常可疑，更给人某种政治阴谋的味道。而某位主持调查的官员又曾言之凿凿地宣布，这次谋杀背后没有发现任何组织背景，纯粹只是某些仇恨帕尔梅的个人一时性起的丧心病狂的行为，个别嫌疑犯因此被捕，但最终都因为缺乏证据而释放。

《仇恨》的作者从一个文学家的视角出发，以独白小说的形式，对这次事件的人物命运和内在逻辑做出自己的大胆解释：仇恨。失忆的年代中唯一还具有记忆的是仇恨。仇恨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人性的弱点，是人自身构成的地狱。在作者的解释中，帕尔梅的强烈个性已经导致对他个人的强烈仇恨，是仇恨包围了他，最终也吞噬了他的生命。这种仇恨可以来自各个阶层，也可以来自各个方向，可以来自不同利益集团也可以来自不同信仰团体，可以来自政治右翼也可以来自自己的政党内部，可以来自国家政权也可以来自个人，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作者甚至写到，由于帕尔梅的个性导致社会民主党民意调查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连社会民主党内都有人要摆脱他，那么他的死甚至是符合本党利益需要的必然结果。难怪小说发表之后曾引发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作者的强烈抗议，在瑞典社会也引起激烈反弹。对此，作者曾辩解说，文学虽然描述政治，但文学不是政治本身，文学家有自己的想象和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对生活做出自己的结论。

简言之，《仇恨》描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帕尔梅毫无疑问是个理想主义者。正如小说的描写，他本来出身于瑞典名门望族，属于富有的上层阶级，却成了他那个阶级的反叛者，面对贫富的差距，他感到自身阶级的罪责和耻辱。小说开始写到他砸毁家里地下储藏室里的食品的行动，是这种反叛的开始。而他所爱的佃户女儿因贫病而死，也导致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批判。一个挪威难民对他的教训，让他懂得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因此，他要致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而且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种起源于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因此放弃了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甚至成了社会民主党领袖，为这个党通过议会道路连续执政立下过汗马功劳。帕尔梅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或者如小说中说的，是个“煽动家”，有一个政治家需要的卡利斯玛魅力，能动员群众跟着他走，所以曾两度赢得大选，出任瑞典首相(1969-11976和1982—1986)。此外，帕尔梅在国际上也非常活跃，敢于对抗超级大国的势力，既带头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又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帕尔梅总是站在弱小贫穷者一边，因此得到很多人的爱戴，但也招来很多人的忌恨。

了解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其实是从共产党里分化出来的，其思想资源基本是相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北欧势力一直非常强大。我到北欧留学并定居下来也近三十年了，而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都会在奥斯陆或者斯德哥尔摩的街头看到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游行队伍，而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领袖们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到处红旗招展，到处是镰刀斧头的符号，到处有人高唱国际歌。这种工人游行的场面在我的祖国都已经见不到了，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重温旧梦。

当然，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共产党，他们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走议会道路，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掌握政权。瑞典就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最早通过大选当政的国家。在经济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主张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正。如果说，共产党是杀富济贫，那么社会民主党人是劫富济贫；如果说共产党人是要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有产者，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联合起来。所以帕尔梅有一句名言：“从来就没有他们，只有我们”，用中国旧式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当然美好，但是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巨大，也难免和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用小说主人公的一位女朋友的说法，这种理想主义者承担了太大的责任，实际上是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那么失败乃至毁灭也是必然的，这既是一个个人的悲剧，其实又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是一个政治的悲剧。在作者的结论里，帕尔梅的死亡似乎偶然，似乎是个孤立的事件，其实又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仇恨帕尔梅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爱戴他的人也很多，虽然他被刺已经二十八年了，他的墓地上至今还是鲜花不断，而且多半还是代表了社会民主党的红玫瑰。

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失败，可能毁灭，但理想在人类社会总会存在，这也可能是悲剧还将不断重演不断发生的必然原因，对此译者不得不唏嘘不已。

万之

2014年3月15日完稿于斯德哥尔摩

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一个福利天堂为何同时又是“失忆”和“仇恨”的地狱?作者无意就此图解政治和国策。相反，战争、难民、性、左派、殖民主义、党派政治、道德立国、社会分裂与市场高压……这些超规模的话题，都进入了一种卡夫卡式的编码，被编入一种个人化寓言，呈现为飘忽不定的细节、故事、隐喻、幻象、嘲讽、嗅觉或触觉，还有“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一类血腥的视野定格。附体于一个幽灵，一位既充满自疑和又悲怆问天的殉道者，作者的感觉一再溢出理念的河道。密集的美学打击重申了文学的理由，即大于任何主题的宽广精神辐射。

“当夜风吹拂过我脸上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这几乎是一句当下飘游各地并有待揭破的世纪性秘咒。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