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治，就没有未来

没有创新，经济就无法长盛不衰

没有信任，创新就无法蓬勃发展

没有法治，信任就无法滋生壮大

法治能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创新者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象征信任与永恒的所罗门之结一旦缺少法治国家就可以掠夺私人企业或者对它们重税盘剥黑帮与恶棍就可以从财富创造者那里攫取财富公司内部人士也可以偷盗公司的资金与点子。罗伯特·库特与汉斯-伯恩特·谢弗探求神奇的所罗门之结理解法律与国家繁荣的奥秘为您带来《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穷做什么？》

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创新——无论这种创新是源自硅谷的尖端软件，还是源自四川的改良组装流水线，或是一个面向斯威士兰皮革的出口新市场。创新需要资金，而资金需求又引发信任问题：创新者需要放心地将自己的点子透露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则需要放心地把自己的钱交托给创新者。罗伯特·库特与汉斯-伯恩特·谢弗将此称为“发展的双边信任困境”。这种困境在欠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国家由于无力从困境中走出来而陷入经济发展停滞。　　在《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穷做什么？》书中，库特与谢弗提出了一项经济发展的法律理论，详细论述了有效的财产、合同与商事法律如何促成资本与点子的结合。同时，他们也说明了无效的私法及商事法怎样成为今日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离开激励创新与创业的法律制度，意图刺激经济发展的其他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第一章 谈的就是经济

第二章 世界经济的前景

第三章 发展的要诀：双边信任困境

第四章 创造还是攫取

第五章 创新的产权原理

第六章 财产法：我造故我有

第七章 合同法：一诺千金

第八章 金融与银行法：尊重信贷

第九章 公司法：为秘密融资

第十章 破产法：坚持还是放弃

第十一章 腐败：毁基之蠹

第十二章 事故责任法：贫困是危险的

第十三章 学术混客与过时经济学家

第十四章 多数如何战胜少数

第十五章 结论：将自由付诸法制

翻译术语英中文对照索引

在富裕国家中，筹会、合作银行之类的组织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在贫困国家中，它们至今依然在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贫困国家有超过20％的人口的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日均收入不足两美元。假如这些人有能力借贷，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投资农业、小生意或者教育等回报率较高的领域。然而，最贫困人口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因为他们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财产可以用做担保，他们生活在正规的银行体系之外。根据最近的一项估计，大约有50％到85％的拉美人口生活在银行体系之外，无法获得银行信贷。

最贫困人群只能依靠筹会之类的非正规组织获取信贷。筹会最初是由朋友、亲戚自发形成的，没有国家的批准、鼓励和补贴。控制筹会的原本是社会规范，而非国家法律。这些组织运用人际关系及集体责任来回收债务。服务于最贫困人群的未经注册的筹会依然不受印度的法律监管，也不知其确切数量。这种初级阶段的筹会类似于第二章描绘的硅谷的关系性融资。

为了创造更多的信贷，印度的筹会进一步演化，它不再限于朋友之间，而拓展到相互认识的人之间，这样一来，坏账风险就增加了。为了控制风险，筹会的成员们形成了一个俱乐部，对申请入会者的信用度进行筛选后方才允许其人会。这种俱乐部也可以支付佣金，雇用专业人士来组织、运营筹会。与专业经理人打交道就需要合同。因此，筹会由朋友结合体向俱乐部的发展就如第二章提到的硅谷企业由依靠关系性融资向依靠私人性融资的变化。

不过，筹会的发展并未止于俱乐部的形式。在印度，组织筹会的公司规模发展到了与商业银行相当的程度。这些公司提供不同条件的各种筹会资金，评估申请人的信用度，收取佣金，并为欠账的成员承担还贷责任。当筹会发展到涵盖陌生人的时候，就出现了法律来对其进行监管。大的筹会必须注册，并遵守国家的监管措施。筹会由俱乐部发展到有监管的市场这一过程，正如第二章提到的硅谷从私人性融资进入公众性融资的过程。理想的监管措施通过抑制欺诈，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来提高筹会的质量。2005年，印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占金融行业总资产的6．5％，其中，已注册的筹会占据了重要比重。

与筹会十分类似，19世纪欧洲的小型合作银行也起到了汇聚资金，为发展融资和分担责任的作用。最为成功的合作银行之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的来福森(Raiffeisen)银行。福里德里赫·来福森(Friedrich Raiffeisen)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曾经担任普鲁士数个村镇的镇长。1846年到1847年的冬天，饥荒袭击了这一地区，其中包括来福森担任镇长的魏埃尔布施(Weyerbusch)。为应对饥荒，他利用慈善组织的捐款成立了一个面包合作社，后来又改建为合作银行，并取得巨大成功。从1885年的几百家银行开始，到1910年发展到在德国农村拥有一万四千五百多家分支银行的巨大网络，其中许多银行至今依然存在。

每一家来福森银行都是由老会员选定新会员的合作社。会员们认购银行的股份并交付存款，随后就可以开始借钱了。如果银行倒闭，其会员个人要负担银行的全部债务。这种对债务的集体责任以及利润共享的机制让每个会员都会去筛选人会申请，监督贷款发放和债务回收。来福森中央银行汇聚了各成员银行的资金，并作为最终的贷款发放人，它还邀请外部的专业人士对成员银行进行监督和审计。

为发展成大型网络，来福森银行需要两项法律创新。第一项创新是要允许慈善组织接受存款并有偿借贷给穷人。这一创新使得慈善活动由单纯扶贫转向商业借贷。第二项创新则涉及责任问题。原先每个会员都对集体的债务承担责任(“无限连带责任”)，第二项创新则以个人对部分债务承担责任代替了集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合作银行依赖于集体责任——筹会及其他多数形式的关系性借贷也是如此。来福森银行在德国乡村地区取得了成功，因为那里人与人之间持久的关系令集体责任具有可行性。而在人口具有更大流动性和彼此更为陌生的德国城市里，则大多失败了。来福森银行被移植到了荷兰、奥匈帝国、瑞士和意大利，不过，它们在20世纪初的爱尔兰和印度却没有成功。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经济发展组织试图将合作银行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腐败——尤其是向政客和经理人家属的贷款——这方面的多数努力都归于失败。

许多研究经济发展的专家都认为合作银行是一种过时的模式。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了国家经营的农村发展银行。例如，印度的商业银行负有法律义务将自己一部分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注入向小农提供信贷的农村发展银行。然而，借款人常常将贷款视为政治忠诚的无偿回报，因此不必还贷。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发展银行都没有商业活力，它们的贷款是政治性的，这与筹会或者来福森银行很不一样。筹会从来不曾获得补贴，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商业活力。来福森银行起先是慈善组织，而在设立之后的25年间具备了商业活力。

P103-P106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超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国民收入位居世界第二，商业活动令城乡面貌改天换地。中国的繁荣具有包容性，人民的福利广泛增长，这与其他一些高速增长却不惠及穷人的国家不同。中国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致相当，绝对贫困人数迅速下降(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14％，而贫困人口则不到世界总数的5％)，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人民的健康与教育水平也显著提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用这句话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镌刻下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东亚其他地区相似，都采用了不搞均等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人能够接受变革是因为每个人相对从前都过得更好，尽管相对其他人而言未必如此。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民接受了扩大不平等的帕累托改进。

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通过发展新企业。创设新企业要求有点子的创新者与有资金的投资者相互信任。创新者必须相信投资者不会窃取点子，投资者也必须相信创新者不会窃取资金。这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双边信任困境”。本书封面描绘了所罗门之结——一个将两股绳环紧密连接起来的结。其中一个绳环代表有新点子的创新者，另一个则代表有资金的投资者。所罗门之结可以在古罗马墙砖的贴边上找到，也可以在今天香港轮船的绳套上找到，它代表了作为持续发展条件的一个词——“信任”，尤其是创新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创新者必须相信创造财富者能够保有财富，投资者必须相信国家会保护他们的产权，商人们必须彼此相信对方会信守诺言，而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投资人、经理人、工人——也必须相信公司治理机制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财产法、合同法和商事企业法为信任提供了基础。反过来，缺少法治，国家就可以掠夺私人企业，对它们进行重税盘剥，黑帮与恶棍就可以从财富创造者那里攫取财富，而公司内部人士也可以偷盗公司的资金与点子……信任消失，企业便陷于瘫痪。

创新能力将经济发展与法治以及社会开放联系起来，能够带来科学、艺术创新的自由法制环境同样能带来商业创新。要实现最充分的商业创新，不可或缺的法制条件就是培养科学与艺术创造力的自由。国家不可能用法律上的区别对待将商业自由与科学艺术的自由割裂开来。

以今日中国上海等城市的商业企业获得的自由和保护与它们在“文革”末期(1975年)面临的压抑与制约相比，投资者、债权人、出卖人、买受人和工人们如今获得的自由度和合法性远胜往昔。同理，150年前，韩国、日本和新加坡也都是比较贫困的，而如今却跻身世界最富裕国家之列。它们都是实行法治的开放性社会。其实，当今世界所有的富裕国家或地区——除少数石油出口国之外——无不是实行法治的开放性社会。

法治通常源自国家、介于国家与文化之间的过渡性制度以及社会规范。由于共产党、国家、过渡性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变化，今日的中国比从前开放得多，也法治得多。汉斯．伯恩特·谢弗最近听德国前总理赫尔默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谈及“中国与西方”。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中国近来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个古老文明能够重现历史辉煌——波斯、埃及、希腊、印加无不如此。在施密特与邓小平的初次会面中，他对邓小平说：“你自称共产党员，但你遵循的却是孔夫子的那一套。”要知道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官方仍然排斥孔子。邓小平看上去有些吃惊，略微停顿后答道：“那又如何？”邓小平这样的实用主义者通过现实的改革——尤其是对过渡性制度的改革——改善了中国的法制。

不过，中国尚未达到与大多数富裕国家相近的法治水准。法院还比较虚弱，官员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过渡性制度可以维持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但法治与社会开放看来是中等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几乎没有哪个在不具备法治条件下实现经济起步的贫困国家，可以在不改善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减少对过渡性制度的依赖的情况下，达到北美、西欧和远东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没有独立的法院，政党难以充分保证商业自由与安全。

如所罗门之结那样，本书连接起两门学科：法学与经济学。它们原本是一体的。250年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在爱丁堡大学教授罗马法。100年前，经济发展理论的先驱熊彼特曾作为一名律师供职于开罗的国际法院。而在20世纪，这两门学科分道扬镳，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制度相脱离——包括管理经济的国家法律与社会规范。法经济学运动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重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而非分裂。

本书正是近来这一学术发展的成果。希望它能在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为国家经济发展绸缪的官员中找到读者与知音。我们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深感荣幸。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我们两个人都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在那里讲学。我们曾与许多同侪、学生交流对话，从中了解到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还要感谢几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博士生，他们曾与我们探讨中国的经济与法律问题。我们更要特别感谢慨然应允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本书的译者张巍和许可，是他们的努力与奉献才令本书的中文版得以呈献给读者。

《所罗门之结》是了解法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入门佳作。库特教授与谢弗教授以中国女企业家张茵的创业故事开篇，把法经济学的原理寓于经济发展的真实故事。

——美国科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变革中国》合著者 王宁

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的法治、中国人对法治的认识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罗门之结》揭示了中国读者最需要也最想知道的道理：如何通过法律制度来推进以创新为基础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香港大学《国之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 许成钢

《所罗门之结》是法经济学领域出色的政策分析和制度设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江学者 朱苏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制度条件？库特与谢弗以清晰、深刻而又生动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基于法治的社会信任对企业、金融以及科技创新之间组合优化的决定性作用。《所罗门之结》有利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读者重新认识所有权、契约以及司法规则在控制交易成本方面的具体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 季卫东

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出关于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最终源泉。但是，技术进步依赖于创新活动的繁荣。库特与谢弗的《所罗门之结》试图向我们阐释这样一个道理，即独立而有效的法律是确保创新自由和激励创造力（无论是在技术、商业或者科学与艺术的领域）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在法治转型和社会开放方面，中国任重而道远。这正是本书在中国出版的价值。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 军

不同于以往对法律与经济增长的泛泛而论，《所罗门之结》深入到财产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各个法律制度内部，展现了不同法律部门对于创新的支持作用。书中的例证丰富而有趣，论证简洁而高明，无论是有所专攻的学者，还是勤于思考的普通读者，都能获益良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私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梅夏英

库特教授和谢弗教授再一次证明，法律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它是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品质和可能的数量。

——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