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少年时期，记忆中的过年总是和这几个场景有关：炒货、年夜饭、压岁钱、鞭炮。
每逢春节来临，各家通常都会在前厅或者灶披间生起一个煤球炉，搁上粗砂或粗盐，开始炒制各类坚果：山核桃、花生、瓜子、香榧等等。如果被足够信任的话，小孩子获得的特权是可以从容地拿着小铲子翻炒那些炒货，仿佛那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比这种荣誉感更实际的是，你随时可以从锅里拿出坚果来试试是否已经炒熟。
但大人的信任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尝试是否成熟而吃掉的果实往往占到最后炒成品的相当比例，也就是非正常损耗的部分。
漫长的少年时期似乎总像默片一样呈现出灰白的色调。大年三十，家族的老小都会聚拢在简陋的木结构老屋里吃顿团圆热闹的年夜饭。屋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满溢着热气腾腾的菜肴和欢乐的喧闹。饭桌上必有鸡鸭鱼肉，但那些大菜往往只是装点门面，印象里最受欢迎的就是两道特色菜：一道清汤鱼圆，一道三鲜。
清汤鱼圆是用鲢鱼肉刮成肉糜搅匀打透，然后从掌心里挤出一个个丸子落到滚汤里氽熟，用勺子舀着吃，鲜嫩无比。三鲜的传统内容是鲜肉丸、发皮、鲜虾、肚片，配以冬笋片等佐料以高汤烹制。可那时我总是不喜欢里面浓重的韭黄味道。这两道菜也是镇上聚乐园里常规的特色菜。
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屋外大雪纷飞，我在长辈的唆使下一口气喝下了一整碗的黄酒，带着些眩晕的兴奋，跑出屋外玩耍。彼时雪正下得紧了，把小院里的一切都履上了厚厚的雪毡。不知是酒精还是天光的作用，记忆中的那雪色竟然呈现出奇异的淡蓝，有些诡异、有些梦幻、有些伤感，恍似少年初期的忧伤。
事实上对于孩子而言，对压岁钱的期待远远超过年夜饭本身，虽然钱并不多，却是一年的期待。口袋里揣着压岁钱，觉得积攒了整年的各类梦想就可以实现了，这些梦想也许只是一柄精致的水果刀，一把可以打火药纸的手枪，一本小人书或者是一大堆华而不实的零食和稀奇古怪的玩具。
放鞭炮则是过年永远乐此不疲的游戏：买一挂一百响的鞭炮(我们当地称它为“百子炮”)，细细地拆散，装在口袋里。向大人要根烟或者点支香，点燃后一个个扔出去炸响。整个正月里，在小镇铺着古老青石板的小巷里、长着仙人掌的天井里和熙攘的大街上，随处都是时不时响起的“啪啪”声，此起彼伏，没有节奏和规律。
为了增加乐趣，我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燃放小鞭炮：把它扔到门口的水缸里炸响，去炸墙角的蚂蚁洞，塞到一个青霉素注射液的小玻璃瓶里炸得它飞到半空，或者直接塞到大人杀好晾在外面的鱼嘴巴里……各种各样的恶搞总会换来简单而快乐的笑声，映衬着那些流着晶亮鼻涕，冻得通红的小脸庞。
北大街那段一直是临平过年最热闹的所在。有卖糖人的小摊、杂耍的艺人，还有平时不太看得见的头发散乱的疯子们。杂耍通常总是在电影院左侧台阶下的那块空地开演。我记得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年轻人的扫堂腿和鲤鱼打挺是我一度模仿的动作，而比较恐怖的是一个吞宝剑和缝衣针的汉子，他总是在诸如春节国庆这样一些特定的时间出现在街头，引来许多人的围观。
小镇的正月里也总是忙忙碌碌。跟随着大人走亲访友，穿梭于镇子和乡村，到处都有吃不完的新年宴席，虽然菜肴风格各异，不变的是热情与好客。现在想来那时送的礼很有趣：用坑边纸包好的重麻酥糖、荔枝干和一些干货。考究一点的就送双宝素之类的营养品。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的节庆心情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岁月就像屋檐下的破旧蛛网，在微风吹拂下，在不经意间慢慢逝去。而我所居住的这个小镇在向城市的演变过程中，渐渐包容和收纳了来自各地的过年习俗，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本地传统的年味也终于像墨水一样在时间的流水里稀释与淡化。只是每到年节时刻，我总会忆起那些逝去时光里的过年片段，依然充满了纯净的怀念与温暖。P3-5
所幸记忆永存(跋)
年轻的时候，我像所有出生在小地方的年轻人一样，毫无例外地踌躇满志，看不起临平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也讨厌长辈的管束，总是希望能去外面闯荡，自由飞翔，成为游击队员，成为团长，或者拥有香港电影里黑社会大哥一样的江湖地位，最终弹着土琵琶或者洋吉他，迎娶一位心爱的姑娘。
清咸丰十一年，祖上在上塘河东茅桥头开设“冯源兴”羊鸭号。百年后，一条河牵起了我的青少年时期，跨越了城镇和乡村。
人到中年，经过那多么遭际，才终于读懂临平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鲜有战乱和灾难，却有那么多的旧时风景和掌故，而且如此亲近。从上塘河西头的桐扣到东头的临平，无数次地来回穿行，加上父亲所在的厂区宿舍，构成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三角地带。
更要命的是，这个三角地带的中间还夹杂了一个早已湮没的，著名的临平湖。而在我的身上，不仅结合了浓郁的桐扣乡村少年和临平小镇土著的气质，还糅人了孩提时代国营工厂子弟的味道。多少次，我徒步翻过桐扣山，嬉游上塘河，而当兵的经历，又增加了骨子深处的那份宁折不弯的偏执。
活了四十多年，始终无法调和这多重的性格特质，这让我一度非常痛苦。从业二十多年里，因为工作关系，两次去省城共工作了近八年，过上了工作在主城、生活在副城的“双城”生活。很多人问我：“怎么不在省城买个房子？”我总是说“不习惯在城市生活”。事实上，买不起也是主因之一。最重要的还是：虽然每天可以驱车一小时回家，但心却像一个纸鸢一样是飘着的。
多年以后，回到临平，重新翻捡这些旧文字，我忽然发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无比怀恋小镇和乡村生活。而之前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说服自己相信过这样一个事实。
曾几何时，小镇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城市，乡村改成了社区街道，厂早就关停了，良田美池桑竹渐行渐远，只有那群厂房和回转窑的废墟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四野空阒荒无人烟。采石宕口的断崖如同深刻的疤。离它们十华里以外的临平镇，连名字都在慢慢淡出。我现在住的地方，叫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手机上的地理位置经常会显示我在海宁市许村镇。
慢慢地，曾经那么健谈的我，在身边的人们偶尔提及这些变迁时，越来越多地习惯性选择沉默。
因为那是我心底不能触碰的一个梦，也是年少岁月里弥足珍贵的宝藏。失去了小镇和乡村的人生，终究是不能揭的疤，不能舔舐的伤痛。
临平、桐扣……它们对于我，如同马孔多，如同枫杨树，如同鲁镇，如同白鹿原……
偏安一隅，我常想起那些有名的、无名的人在上塘河的流动中默默生存、经过，或者死去。沧桑变幻，临平湖开，又堰塞了几多回，至今只余下那荷香飘荡的美丽之洲萦回在无数次的梦境之中。
我明白人不能总是活在过去，却无法使自己停止这些偏执的怀旧。以前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很想跳到上塘河里去，让流动的河水温暖我的内心，我觉得那水真的是暖的，永远像是夏天晒过以后的味道，河水清澈，鳑皱鱼的鳞片在阳光下反射出五彩的光。但我发现三十多年后的河水已经混浊到无法触碰，河面也窄得接近一条阴沟的宽度。远在十里之外的桐扣，也已不复存在，远得无法企及。
很多年前，当我刚刚踏进社会的时候，我选择用文字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而近年来，久不读书的我热衷于跑步分泌的多巴胺产生的愉悦感。我想起小的时候受了委屈，一个人大哭着走过石马岭；长大以后受了挫败或者遭遇了不公不平，和兄弟们大醉一场，吼几嗓子。文字如畅哭，跑步如喝酒，两者最终指向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集子，其实是对往昔岁月的一些记录，它们陆续存在于我的QQ日志已经十多年。我觉得是时候作一个小结了，尽管许多内容现在看来不忍卒读，文字也经不起推敲，许多细节在回头去重读的时候，甚至早已不记得了。但至少，它是虽粗糙却真实的记录。我很渴望用纸质书这样的形式给它们一个归依，就像船儿终回港湾，也给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人物和曾经的悲欢一个现实的安放场所。我希望赋予它们这样的象征意义和存在意义。
一生很短，能真正陪你走得长久的朋友很少；世界很大，没有看过的风景很多。但这些故乡的风物人事始终未曾泯灭于我的内心，这些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记忆一直都在，总会在我愤怒的时候、疲累的时候、灰暗的时候、忘形的时候，让我安定，让我忆起，让我微笑，让我忘记动物凶猛、人情凉薄，让我明白自己是一个有根的人。
感谢我的老师大元，多年来一直为我的写作指路，又一次次为我找寻这些拙文的地理坐标。从深夜到凌晨，在手机备忘录上一字字为我作了这么细致厚重的序言。感激我所有生命中不离不弃、喜欢我这些散乱没有格调的文字和包容我狷狂脾性的朋友们。
最后，还是要说到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施说：“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临平，无论以后嬗变成怎样的现代化城市，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就是一个小镇，就如同桐扣永远是外婆家的小村一样，没有谁可以把它们从我的记忆里拿走。无论岁月人事如何变迁，我始终希望自己是一条临平湖畔的“走狗”。
所幸记忆永存。上塘河永存，桐扣山永存，临平镇永存，少年乌托邦永存，青春永存。
阿健的石马岭（序）
大元
近年来，我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是为我自己喜欢的全球文学经典寻找地理坐标。比如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月光专程去伊豆半岛翻越天城山，从汤本馆、净莲瀑布到汤野，全长二十余公里，深入探索了小说中“我”和舞女曾经走过的“踊子步道”全程，进而确立“踊子步道”为《伊豆的舞女》的地理坐标。又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们在米兰北部，阿尔卑斯山中段南麓西侧的马焦雷湖，一波三折寻找了两天，最后终于在湖畔飞扬的棕榈下找到了海明威当年养伤的酒店——德斯伊利斯波若梅斯大酒店。当时，那份惊喜现在想来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一个酒店如何能成就一部小说的地理坐标？一个酒店的存世时间如何与一部经典抗衡？它就是那样让你无法抗拒，感觉如此天经地义。
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总会激发人探究其过往的欲望，并心生前往实地印证的冲动，我的努力可以满足这种欲望，给前往者带来地理属性、历史属性和人文属性全方位贴地而行的快乐。这是最美好的“接地气”，可以切身感受伟大的作品如何起于青萍之末，与尘世间渺小又庞大的尘埃、绚丽又魔幻的色彩，以及作家的吃喝拉撒、七情六欲来一场现实版前世今生的激情碰撞。我不指望这本书能成为文学旅游指南，但一定是文学领域游学攻略的重要参考读物。更大的愿望是，所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孩子们，希望这本书可纳入你人生的加油站和助力器，或者成为你寻觅到的最后一颗子弹。那么，就让子弹多飞一会儿，飞去伊豆半岛，飞去阿尔卑斯山南麓，或者，飞去这本书里我刚去了回来的一个小而美的地方，一个前世极其繁华，眼前尚在主流视野之外，残留着自然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现在居住的临平山西去十余公里，我重新命名的一条山间小径——阿健的石马岭。我们去那里和阿健一起怀想曾经的桐扣山、临平湖，怀想曾经的小镇、上塘河，怀想少年意气、青春荷尔蒙和我们永远的追逐、走向、迷茫及沉淀。
我如此表述，并不是有意要将阿健放到川端康成和海明威这样的高度来比较，尽管我认定阿健身上杂糅了川端康成的忧郁气质和海明威不要命的拼劲。但我喜欢的这一类带有山的走向、水的流向的文字，不论疆域，不论纵深，不论等高线，不论气场，都是可以探求其地理坐标的。找到这样一个坐标点，就如同找到一个矿口，点亮一盏矿灯，所有的前世今生、万世沧桑都会因此而熠熠生辉。阿健这部《行走在城市的上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让我对此深信不疑。
给此序言命名为《阿健的石马岭》，源于此书《湖畔散记》首题《桐扣桐扣》，源于其中随意的一句话：“外婆家的老屋原在桐扣石马岭上。”也许后来阿健同样不经意的一段表述让我特别关注到了这一条初读时感觉特别陌生而又特别新鲜的石马岭，觉得那可能是通往我愿意去挖掘的那个矿的一条路径。他说：“人到中年，遇了那多么遭际，才终于读懂临平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鲜有战乱和灾难。从上塘河西头的桐扣到东头的临平，我无数次地来回穿行，加上父亲所在的厂区宿舍，构成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三角地带。”
我认识阿健的时候，他还是穿行在弄里的一头小毛驴。弄是很奇怪、很草根的一个地名。弄的尽头是一个废弃的旧式教堂，那时成了临平中学唯一的临时分部，我在那里教书，阿健在那里读初一。“其”字去掉左下一点，“其”字去掉右下一点，这两字组合，类似于“乒乓”，一条逼仄而曲折的青石板弄，深嵌在两堵高墙底，人来人往，石板回响，有颠簸之意。那条奇怪而草根的弄名基本上就是我们那时生活的共同写照。
可是桐扣在哪里呢？
石马岭又在哪里呢？
无数的道听途说带来无尽的好奇与猜想，鼓舞我前往探访的兴致。
第一次是阿健陪我前往，自然熟门熟路。我们从天都城天鹅湖西侧进去，左拐就上了石马岭。顺便说一下，我对天都城的开发没有任何好感，尤其是因撰写此文有所深入后，深感此类外乡人式的开发与我们心目中的地理属性、历史属性，乃至人文属性完全不搭。而正是如此的不搭在我亲历石马岭之后，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反差，进而坚定了我确立“阿健的石马岭”这一地理坐标的信心。
我们沿着石马岭上山，然后深入一条峡谷。左侧北麓就是曾经甚是辉煌的杭州水泥厂的遗存，山下被阿健称之为“宕口”的废弃的石矿犹如深山海子，水质清澈透明，深切的崖下高大的无患子树和构树肆无忌惮地蓬勃生长。再往前深入峡谷之后，石马岭两侧蓬蓬勃勃的芒花开得正好，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好的芒花，比台岛阳明山上芒花强过数倍，是完全彻底的原生态。
再往前就是走向佛日坞了。传说中的佛日寺遗址就在前方那一带，但那天上午我们没有走得更远，也就是当天原路返回时，找到了阿健外婆家旧屋的遗址，并且知道了阿健所谓的青少年时期的“三角地带”。他去外婆家的路径是我们那日行走的逆向，是从水泥厂的西南侧上来的。
于是，隔日我又和司机小宣一起去反方向走了一趟，试图走通石马岭全程。我们从320国道龙洞站东侧大转盘往南上山，车行数公里东拐西拐一直拐到了佛日路100号。雨后空山，风光奇绝，佛日坞如此隐秘的去处居然隐藏着一个危化品处理厂。车路断绝，我们估摸着石马岭的方向绕山徒步，矿区废弃的马路两侧又见蓬蓬勃勃如竹林一般高密的紫红色芒花。雨雾中发现大片的油桐树已经结果。为什么此处会有如此多的油桐树？悠远怀想，当年水波浩渺的临平湖上有多少舟楫需要桐油？
佛日寺的遗址大概就在佛日坞佛日路100号那个危化品处理厂的所在。阿健以为，那时候从东边的临平山脚到西边的桐扣山脚一片汪洋，就是临平湖，舍舟楫上山去佛日寺进香，就是走的石马岭古道。彼时的佛日寺多辉煌啊，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佛日寺吧？
我固执己见，要确立地理坐标，必须弄明白山的走向、水的流向，要弄明白其地理属性。其实，山的走向是很难弄明白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杭城东北部这一道由天目山逶迤而来的小山脉，假如算上超山、临平山，也只有超山和临平山这两座孤零零的小山容易辨认。其他如半山、皋亭山、黄鹤山、佛日山、桐扣山，人们多半云里雾里，没有清晰的地理界定。百度搜索甚至史书记载也多半含糊不清，今人更是缺乏地理意识，干脆将上述诸山囊括一起，开发了一个皋亭山旅游区，有四处可见的“皋亭山景区导览牌”为证。
那么，历史属性呢？
翻越石马岭西去，除了佛日寺，那个矿当年究竟还有多大的底蕴值得阿健如此沉迷？
南宋亡国前夕，金兵首先占领了皋亭山，那是杭城东北的屏障，绝对的战略要地、制高点，也是人文底蕴最为深厚的名山，如今繁华的杭城西部诸名山是望尘莫及的。
又隔日，我和小宣又起兴一头扎进了皋亭山。天都城西去，龙居寺陵园和千桃园是熟悉的。这回，我们探访了天都城开发于桐扣山南麓的别墅区“爱丽山庄”，探访了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然后深入龙居寺遗址。遗址上处处危房，高大的杉树林是松鼠的乐园，晃动着肥硕蓬松的尾巴在树上串来串去，旁若无人。
我们从星桥进入丁桥，进入如今属于丁兰街道的皋城村和沿山村，那是上塘河北岸紧贴皋亭山南麓的两个村。我们一直深入到沿山村最西端上山去了王蒙隐居地，从那里再往上便是黄鹤楼遗址，导览牌在黄鹤楼遗址上方凌空标示着“黄鹤山”。转回来，我们又从中路上山，去了当年文天祥在南宋亡国前夕到金兵营地抗论的去处，那个景点叫“皋亭抗论台”。随后，我们又曲里拐弯寻到了“唐杜牧坞”。其实，杜牧死后是否葬在此处对我们而言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但“南朝四百八十寺”肯定是真的，有一个去处没一个去处总归不一样。
有一个去处，至少可以是阿健们思想的一个着落点，是阿健们怀想少年意气和青春荷尔蒙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凭依，是阿健们人文属性或者说思想属性的一个依靠。
回头再看阿健的这一部《行走在城市的上空》，阿健的石马岭——我认定的地理坐标，综上所述，试图放到大视野下来多角度解读。 石马岭是实际的存在，更是一个符号，是阿健的思想图腾。它可以是上塘河，是军营，是少年意气，是青春荷尔蒙，我试图让它带着读者的思绪去飞一会儿。
阿健说：“我觉得，文字写作，必须有根。石马岭就是根，也是我的性格特质。所以，我起的笔名——临平湖畔走狗，真的就是永远忘不了小镇，忘不了上塘河，忘不了桐扣，是一种世外的心绪，卑微但不卑贱。晒着有泥土气的阳光，更要命的是，中间还夹杂了一个早已湮没的，著名的临平湖。而在我的身上，结合了浓郁的星桥桐扣乡村少年和临平小镇土著的气质，还糅入了孩提时代国营工厂子弟的味道。多少次，我徒步翻过桐扣山，嬉游上塘河，当兵的岁月，又增加了骨子深处的那份宁折不弯的偏执。”
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显露出文学天赋异禀的阿健，如今已步入中年。随着年岁的增长，万世沧桑唯有爱是不变的美丽，石马岭因此成了聚焦点，串起所有的情话。
我喜欢他的“老屋往事”，喜欢他的“少年乌托邦轶事”，“军旅记事”是青春的异乡，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湖畔散记”，回归到生命的石马岭。
这个其实不太会喝酒的男人，近来每每微信总喜欢用“浮一大白”来表述一种情绪。
“太白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突然感受到时间远方的他，那份曾经的深深浅浅的心境与忧伤。”
所以，在水边不能多喝，喝多了那水就会一直漫上来，浸到你的心里。微醺的感觉最好，可以在岸边坐一坐，看着黛青的夜色，或者一个人沿着水边慢慢走走，月色和酒意一样会微微沁润，这时候就没有自己了，只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淡然。
“这样的天气，是适合怀旧的，初夏总像是可以带给你微酡的感觉，总像与青春有关。”
“一生就是一条河流，有时身在其中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所淹没，偶尔抽出身来，陪着你自己的河流骑行一段，哪怕只是一个小时，也可以让你分辨出自己的流向。”
2017年6月29日凌晨
（大元，本名袁明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者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
我们总是感叹年华似水，其实岁月就像一个俏皮的小姑娘，无论你是否感叹，她总是悄悄吐着舌头，以不变的节奏蹑手蹑脚溜过你的身边。
有时候，时间又像彼时小镇南端，一列永远过不完的绿皮火车，长到你永远数不清有多少节车厢。因此，列车的意象总是与时间密不可分。
年少时的情感和记忆总是青涩又激昂，这显然和青春期的荷尔蒙有关；然后，在年华逝水中变得世故和老去，平静并充满回忆，看似波澜无惊。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关于山以北的青春期。
《行走在城市的上空》收录了作者阿健历年来所写的随笔散文。
《行走在城市的上空》主要撷取作者阿健历年来所写的随笔散文。带有70后独特的时代烙印。所录文字大部分来源于生活经历，时间跨度较长，彼此关联但又自成体系。大部分属于青春期的回忆。全书分为老屋往事、少年乌托邦轶事、彼时花、军旅记事、湖畔散记五个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