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编写的《革命百里洲(独立调查启示录修订典藏本)》以长江的一个孤岛为历史切入点，从晚清到民国，写官匪之争、国共之战，一场灾难场景中的人间活剧，书的一开始就写把贪官杀了，写得惊心动魄。

真人真事却却写得如同小说般跌宕起伏，写的人一气呵成，读的人酣畅痛快，文字一流，绝对的阅读快感。

书中写土匪抗日的故事，用大快人心、荡气回肠来形容都不为过。

《革命百里洲(独立调查启示录修订典藏本)》讲述了1998年起，作者多次踏上地处长江中游不为人知的神奇孤岛百里洲实地调查采访。最长时，在岛上住一个冬天；最短时，住一两个月，历经5年，写成此书。本书从清末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结束，一方面是水灾频繁，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而这些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矛盾关系到黑帮势力、商会、土匪、日本鬼子，还有抗日游侠等，大量的访谈，详尽的史料，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更有大历史的启迪。

《革命百里洲(独立调查启示录修订典藏本)》的作者是赵瑜。

引子

第一章 堤畔碎尸

第二章 沧海桑田百里洲

第三章 金岛银码头

第四章 一支手枪与四个叛徒

第五章 从吃大户到杀土豪

第六章 苏维埃失败

第七章 革命文化之歌

第八章 腐疮图画

第九章 地下党和一个排

第十章 群雄战寇

第十一章 最后的民国

第十二章 决战前夜

第十三章 决战

第十四章 占领百里洲

第十五章 追杀匪首

第十六章 新政时艰

第十七章 土地上的肉搏

第十八章 土改景象革命狂潮

现实的记叙

续章 鄂省百年灾荒考

本书参考文献及书目

附录百里洲记行胡世全

写在《独立调查启示录》后面

朱杨二人当然住在这高台院中。暮色苍茫，正是“杀猪宰羊”急切时候，灾民们旋风一般扑将上来。这一朱一杨斯时恰不在家，二人陪着前任堤董现管民团的苏团总，聚在某情妇那里“搓麻”。远处灾民呐喊声声，当下惊动了这伙儿贪人。不一会儿，遥见两处高台火光冲天，分明是灾民们登台扑空未见“猪羊”，愤而纵火烧宅之举。朱杨顿时慌乱无措。

火映江天，情急民乱，朱杨二人如坐针毡，情妇家也绝非久留之地。朱杨二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决定。朱翼芝判断，此次动乱不同以往，大屋既废，势必险恶，万不可飞蛾扑火送命刀下，只能以退为进。最保险的藏身处是哪里呢？猪肥脑不笨，他连夜渡江逃往县府，疾呼守堤不力溃口成灾，大罪无饶前来自首，县长果然迁怒于他，命打人牢狱关押候审。朱翼芝就这样用非常之法躲过了凶灾，猫在班房里留下了性命。

杨亚洲的决定与朱截然不同。这头肥羊给自己壮胆儿提气，心存侥幸，浑然不觉死期就在今晚。他先是奔回家院附近，潜伏观望高台上熊熊火势，并不敢近前救火露面。待火势将尽时，又见大队灾民撤走离去，他这才一跃而起，急趋高台，直奔焦土院中。单找靠墙一处屋角，急匆匆于硝烟中刨挖下去。突然，四周连声发喊，一彪灾民早在暗中等待多时，杨某猛抬头相看，大刀已经架上了他的脖颈，众人怒目圆睁，杨亚洲无路可逃。灾民们倒要看看这“肥羊”究竟想挖掘何等宝物，遂七手八脚挖出一只旧箱，高举火把打开辨认，并不是金银财宝，却是满当当一箱田约地契！众人大怒，当即投入火中，烧掉地契，也烧掉了杨乡绅今晚的幻想。他显然是太看中乡间的土地了，不惜冒最大风险去火中救契，为夺取祖上留给他包括他自己搞来的杨家田亩，他付出了最大代价。

不由杨亚洲多想，灾民们发一声怒吼，拖起他直奔滩头堤畔，要用他的血，搅人堤土坝泥，好让这脆弱的大堤因而变得强硬些。刀头砍处，血光飞溅，再砍，再飞溅，灾民们把万千悲愤集于乱刀下，直至把这躯体劈裂劈散劈开劈断……  故事前头大卸八块碎尸一幕，即由此来。

两年之后，死者杨亚洲的同党诸乡绅们，还有藏牢留命的朱翼芝等历任堤董，深刻地怀念着这位惨死的同人，脚下永恒的田地和堤上无尽的银元，使他们生生死死捆在一起，为杨喊冤就是为己喊冤，为杨歌德即是为己歌德。于是，他们联合恳请县府，获准为杨亚洲建塔立碑纪念。他们自己不留立碑人之名，以躲开洲民之怒，绕了一个弯儿，刻上了“前任枝江县现任黄陂县长饶光亚立”字样。碑文凄婉含蓄简约：“劳之所在，怨亦随之；功之所在，罪亦归之！杨君之死，为何如也？感念伯仁，余有无穷之戚也！”——这位无名撰稿人必是个极会作文的高手，他会打圆场，会找理据：辛劳干事儿的人，就免不了有积怨；立功建业的人，就免不了有过错！老杨啊老杨，你的暴死究竟为了谁啊，你给我们心头留下了无穷的悲痛啊！——准确而又深切地表达了同路乡绅的心声呢。碑末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吉日建”。

这座塔碑不知在哪一年被洲民们打碎了碑身。直到1959年夏季，塔碑的底座还留在百里洲上，有记载，再往后，就不可寻觅了。

这段百里洲上“杀猪宰羊”的故事，纯系灾民们出自义愤的自发行动。自然灾害叠加在贫富冲突基础上，引发对抗愈显激烈。如果说这里有“阶级斗争”，至多是一种原始意义上的反抗罢。灾民们的暴烈行动无非是在绝望情景下，对本村中“天然首长”的宣战，与外乡“阶级兄弟”们并没有相互响应的革命性联系。“杀猪宰羊”行动实为局部自然经济链条断裂所促发，既非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升级，亦非“两极分化”所致——洲民们只要如愿收起这季粮，便不会去杀人，也就没有这段掌故了。P5-6

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作时间长——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25个年头，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据笔者粗略统计，赵瑜笔下可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与此同时，赵瑜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精致，业已形成了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把赵瑜的报告文学置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场”中，该如何定位？赵瑜报告文学的根在哪里？为什么赵瑜的写作能够长盛不衰？凡此种种，大都可以在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框架中寻找到某种答案。

体制批判：文学公共性的彰显

在报告文学领域，赵瑜成名于《中国的要害》(1986)，名声大振于《强国梦——打开沉重的体育之窗》(1988)和《兵败汉城》(1988)。也就是说在80年代，赵瑜已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历史舞台。整个80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开始关注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另一方面，此类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从政治、社会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试图揭示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报告文学写作者作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与写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

赵瑜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而他一出手，就进人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阵营；他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要害》面世后，当时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谢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作品所渗透着的“参与意识”，并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对报告文学从高层次宏观展示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启示性；二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这一趋向具体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直接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渗透到报告文学中，既写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于对所描写的事件进行高层的评价。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纯经济、纯技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对现实，反观历史，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使报告文学超越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为决策者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也为决策者制定某些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依然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此作品既在当时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晋城市交通局从编辑部一次提走500份，并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统上下级做了广泛推荐；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也从编辑部先后提取1400余册，发至所属部门)，也应该对后来山西乃至全国公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的报告文学在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脉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厉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么，赵瑜则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写作姿态和相对温和的话语策略：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人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

这种角色特点也延续在他的“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中。“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同时发表于1988年，这一年既是学界所谓的“报告文学年”，同时也是80年代报告文学走到最后辉煌的年头，而赵瑜的重拳出击则为这辉煌涂上了绚丽的一笔。整整10年之后，赵瑜又推出了《马家军调查》，但他显然也延续了前两部的问题意识：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强国梦》中赵瑜说：“今天体育方面的种种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责任。关键在于体制。”而在《马家军调查》的结尾部分，赵瑜又发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得到验证……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内容，有了干货。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这种表白让我们意识到，揭示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声部。同时，通过体育界呈现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向高层进言，进而促进体制的转型或改革，也该是赵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诉求。他表面上做的是报告文学，但实际上做的却是政论文章。如此写作的好处是高屋建瓴，气魄宏大，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它在理性层面能迅速作用于人的公共意识，从而拓宽言说与思考的公共空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理性高于情感，思想大于形象，它们能对人形成某种震惊效果却很难在艺术感染力的层面让人折服。同时，由于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公共性，势必会对本来就不多的文学性构成某种挤压，结果，文学性便显得越发稀薄微弱。简言之，在“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的前两部中，公共性与文学性是不成比例的。直到第三部《马家军调查》问世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赵瑜像当时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进入到问题报告文学之中的。而由于赵瑜把交通问题、体育问题做成了报告文学，由于这些问题又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精神的大问题，所以，赵瑜的报告文学便能在同类的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具有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也成了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然而，作为时代的产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带着这一时代文学写作的通病，这就是公共性有余文学性不足。

文体创新：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据报告文学界的研究成果，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发表数量虽依然可观，但好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躲避现实前沿、对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作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而“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必然会抽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一论述显然挑明了报告文学由变异而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赵瑜也进入了他的调整期。

往前追溯，其实早在80年代赵瑜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文学性了，只不过那时候他的想法很可能还不甚清晰，而落实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比如，1986年，赵瑜曾给评论家李国涛写信，信中说：“我的创作准备以及不多的实践，都没有在语言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致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不能征服更多的读者，继而又派生了青春短暂的急躁……几年下来，手忙脚乱，偏偏荒了语言。”赵瑜之所以会给李国涛写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后者的文章《文学不必退让》。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是“文学的优势在于语言”，面对电影电视的蚕食鲸吞，文学没必要退让自己的领地，因为再好的电视片也无法传达文学语言所描绘出来的神韵。这一观点显然给当时也在从事影视剧本写作的赵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让他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

如果依照严格的文学理论眼光来思考“文学性”(1iterariness)，从文学语言人手显然是其正道。但打磨语言进而提升语言的文学品位虽然思路正确，却还不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高的全部问题。这样，除了语言还需要让报告文学具备什么样的文体特征，便成了赵瑜后来重点琢磨的对象。

在198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赵瑜虽然明确强调了文学性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当前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较差”，但究竟如何让文学性变得多起来，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1991年，在回顾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时，赵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一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而“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键。”这意味着赵瑜对80年代包括自己在内的报告文学作品已有了一个清醒的反思。而处理好主观理性精神与客观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打造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组成部分。此后，如何革除报告文学的积弊，如何对报告文学进行文体  。创新，也就成了赵瑜经常性的思考内容。到1998年《马家军调查》面世的时候，赵瑜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创新的思路已经清晰，他说：“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这意味着经过《马家军调查》的写作实践之后，赵瑜已明确了文体创新的方向。

90年代之后，整个知识界进入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整个文学界则开始“向内转”，“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当作家无法在公共性的层面有更大作为时，转而在文学性的层面上精雕细刻便成为必然之举。这种时代风尚既让赵瑜有了一个收心内视的机会，也让他拥有了沉潜发力的时间。而一旦他瞄准了文学性上的努力方向，他便既能对以往的写作进行纠偏，也能让公共性与文学性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调整和反思，从《马家军调查》开始，赵瑜已在追求公共性与文学性的最佳结合点。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中，赵瑜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作品是《马家军调查》(1998)和《寻找巴金的黛莉》(2009)。

《马家军调查》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寻找巴金的黛莉》则是通过精心结构故事，巧妙谋篇布局体现出它的文学性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巴金与黛莉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已被历史尘封，只有巴金写给黛莉的七封书信留存于世，它正需要作者去挖掘、充实和叙述。另一条是赵瑜本人“寻找黛莉”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由于寻找的艰难曲折，这个故事又派生出许多个小故事。于是，历史故事的打捞与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互交叉，大故事与小故事又彼此嵌入。这种故事套故事、悬念跟悬念，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的写法颇似侦探小说，让人捧读在手就不忍放下。人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题材的特殊，赵瑜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但在我看来，这种写法显然也体现了赵瑜文体创新的一种思路。

像《马家军调查》与《寻找巴金的黛莉》这种文学性增强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呢？在我看来，《马家军调查》的公共性不仅是延续了80年代赵瑜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把对体制的批判推进到对于人的异化的批判。《寻找巴金的黛莉》的公共性则既是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也是对伟大作家道德人格的礼赞。在这一作品中，黛莉只是当年与巴金交往的众多读者中的普通一员，由于七封书信的发现，激发了作者对这位普通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有了作者的寻找。而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作者大面积接触普通人的过程，也是后辈作家向前辈作家遥遥致意的过程。因为寻找的艰难曲折，那些平时很难进入文学作品视野的平民百姓走向了赵瑜的笔端，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构成了赵瑜关注的目标。在此层面上，赵瑜仿佛成了“流浪汉小说”里的主人公，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了人间的世态百相，而那些小人物艰辛、坎坷的人生遭际又通过赵瑜的叙述，激发了读者的道德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在七封书信中与黛莉谈人生理想，谈读书心得，为黛莉解疑释难，与黛莉平起平坐的事实，又构成了作家的一种精神标高和人格典范，于是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赵瑜带领读者学习前辈作家的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精神境界升华、道德感与责任感共同提升的过程。作品中，赵瑜抚今追昔，不时会发出如下感慨：“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这种感慨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的对比之物，是让当代作家变得谦虚起来、不要盲目自大的清醒剂。而通过对前辈作家道德文章的追摹与高扬，赵瑜也完成了对中国当代作家与文学的潜在批判。

正是因为如上事实，我们才可以说，只是当赵瑜写出了《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黛莉》这种作品时，报告文学的公共性与文学性在他那里才达到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无论是对于赵瑜还是对于当代报告文学，其意义与价值都不可低估。

精神传承：赵瑜的文学之根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赵瑜的报告文学会如此呈现？他的文学之根究竟在哪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的文学传统是由赵树理开创并由“西李马胡孙”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继承而发扬光大的，写报告文学的赵瑜也应该是赵树理的传人。赵瑜是通过报告文学接通了赵树理写故乡、讲真话、从问题人手等方面的实录精神，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调查功夫。赵树理虽然写的是小说，但许多小说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里的故事便是实有其事，当年赵树理也确实对岳冬至(小二黑的原型)事件做过一番调查。

赵树理那种调查研究的功夫在赵瑜这里演变成了一种采访的功夫和能力，这同样是深入生活的一种形式：“我是长期采用这种办法采访的，这或者算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走马观花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写好。也许我属于比较拙的作家，也许跟山陕文学传统有关，我的前辈们为真实反映生活，在农村一扎好多年，根本不以为意。这时人们往往会把栩栩如生的最真实最有特色的故事讲给你，你会很有意思地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目的单一的采集数字，你会跟他们产生一种很近的同歌哭的情感。包括他们的口音方言，都要重视。这需要时间，需要努力。”赵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他的这种采访与山陕文学传统的关系，显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当年赵树理与柳青的所作所为。

(二)实录精神。实录的精神并非来自赵树理，而是司马迁开创的一种文学和史学的优良传统。以这种实录精神来衡量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或许他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算是做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了。

赵瑜非常看重赵树理的这种实录精神，在迄今为止赵瑜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差不多已把讲真话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讲真话虽依然会受到种种限制，但毕竟已与赵树理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当作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空间和写作自由之后，敢不敢写和想不想说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写什么和说什么又成了衡量作家思想境界的一杆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瑜的写作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虽然他明知道一些题材依然是禁区，但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他秉笔直书，直逼人们被遗忘的记忆。

 (三)问题写作。我曾把赵瑜的作品归类于“问题报告文学”，如果从山西文学的传统看，这种问题式的写作路径显然也是对赵树理的继承，因为赵树理便是写作“问题小说”的高手。赵瑜在他的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中也提出了问题，这一点与赵树理相似。但或许是囿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或许是为了避免落人赵树理式的窠臼，赵瑜只是铺陈问题、展示问题和分析问题，却并不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显然要高明许多，因为问题的提出和展开是激发读者思考的过程，也是吁请读者参与解决的过程。读者因其“前理解”不同，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这样就避免了赵树理小说那种封闭式结构。同时，这种提问方式与呈现方式，也往往会引导人们超越简单的政策层面(而赵树理小说的落脚点却往往是政策)，从而在政治体制、文化精神、民族素质等层面驻足沉思。

赵瑜既是赵树理精神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赵树理问题的审视者和批判者。而只有批判地继承，才能倚傍这一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让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越之姿，创新之象。

如今的赵瑜依然在马不停蹄地调查着、写作着，这意味着他以后如何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闪转腾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以我对他近年来作品的观察，凡是公共性与文学性结合得好的作品，大都是沉潜用功之作，而结合得差时，往往是他在“赶任务”。“赶任务”也是赵树理的一个写作传统，这个传统要不要继承，如何继承，看来赵瑜得认真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了。

古今中外著书人，一个共同愿望，就是把作品留下来，传之久远，让后人后世也喜欢。不过，要实现这一愿望，作家自己却做不了主，根本没有决定权。

决定权在谁手里呢？应该说，这个权力，在读者和出版家手中。出版社的编辑们，眼睛很毒辣，最懂得读者的趣味，当往日新书变成旧书之后，还能看出需求和意义来，由是决定了作品的存亡。作品命薄者，人家束之高阁；作品命大者，人家重新推出。作家在一旁干瞪眼，拿读者和编者没法子。

每逢旧书新出，作家便有些惶惶然的欣喜，由不得要感谢编者，也坚定了为读者真诚写作的信念。只有作家付出真诚，才能换取读者的真诚。为泡沫需求而写，为一时功利而作，读者便不买账。茫茫书海，那么多好书还看不过来，谁还顾得上假眉三道的伪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命运，就捏在读者手中。对于商户而言，顾客便是上帝；对于作家而言，读者才是主人。

这一回，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圣贤们，把我过去的篇章整肃了一番，舍掉一部分，留取一部分，编成了六册套书。我先是对向晨等编辑友人举杯致谢，而后酒醒，脑子降温，由不得面对自已三十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反省：哪些作品值得人家劳费精神？为什么舍掉另外一批旧作？其中有什么道理？今后怎样写下去？这时才悟到，黄河西岸众乡党，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课。

是为后记。

赵瑜

2014年3月3日于京

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于表现内容的个性追求，使《革命百里洲》在文学表现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和“革命”意义。章回体结构叙述和书话语言的运用，将深沉、丰富的内容通俗化，使包含残酷争夺、人性、人道、情感和土地权利、人物命运改变等等内容的描写更让人容易理解接受。《革命百里洲》持民间立场，绘制峡江农村历史现实生活画卷，堪称报告文学力作，当今书海一部奇书。

——鲁迅文学奖评语

我觉得赵瑜的《革命百里洲》提供了上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发展的图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学话题。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