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一本传统的儿童识字课本，为什么会被大家尊称为《三字经》？为什么它一经问世就广为流传？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三次搬家，择邻而居？窦燕山是什么人？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负有什么责任？老师又应该怎样和学生相处？父母都对孩子宠爱备至，但同时也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那么，父母究竟该如何教育孩子？怎样才能让孩子把学习变成自愿自觉的呢？……请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为我们解读《三字经》。

本书是继《于丹〈庄子〉心得》之后，民主法制出版社经过两年多的蓄势整理后第二个“百万精品工程”，也使钱文忠成为继郭敬明、于丹和易中天后，国内第4个“百万开机作家”。全书近50万字，分上、下两册，著名图书设计师宁成春担纲该书装帧设计，书中插图由国画家杨彦创作。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致谢

第一讲 人之初，性本善

第二讲 昔孟母，择邻处

第三讲 子不学，非所宜

第四讲 香九龄，能温席

第五讲 一而十，十而百

第六讲 日春夏，日秋冬

第七讲 日仁义，礼智信

第八讲 父子恩，夫妇从

第九讲 论语者，二十篇

第十讲 孟子者，七篇止

第十一讲 孝经通，四书熟

第十二讲 有典谟，有训诰

第十三讲 大小戴，注礼记

第十四讲 诗既亡，春秋作

第十五讲 经既明，方读子

第十六讲 五子者，有苟扬

第十七讲 五子者，有苟扬

第十八讲 经子通，读诸史

第十九讲 唐有虞，号二帝

第二十讲 夏有禹，商有汤

第二十一讲 汤伐夏，国号商

每到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很多可爱的孩子，背着一个很大的沉甸甸的书包，里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课本，课本分门别类，语文、数学、外语，印制精美，由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编纂，统一发放。这是现代的孩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中国，孩子们用什么东西来做教科书呢？用什么样的教科书来启蒙昵？当然毫无疑问是有的，只不过，当时没有一种政府统一安排的启蒙教科书！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大量这样的教科书，比如说《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非常整齐的语句，比如四个字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比较容易记诵，这样来教孩子们识字，来传达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这些书，像刚才我讲的这几部，都没有能够留用到今天。在今天，有些人即使成了大学教授，花费一生的时间都未必能读懂的书，当时却是小孩子的启蒙书。

到了中国宋朝以后，突然出现了一部《三字经》，来历不明，我们连它的作者是谁都不知道。而这部《三字经》，从宋朝开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从形式上看，三个字一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记诵，在古代是可以吟唱的。在今天好多地区，比如客家人，我们知道他们主要居住在广东梅州，或者福建一带，他们对《三字经》还是可以像歌谣一样唱的。从内容来看，它用最简单的语句，最凝练的方式，把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所集聚下来的最重要的道德、知识，汇聚在里边。也正因为如此，《三字经》一直流传不绝。在中国宋朝以后流行的这种传统的启蒙书，主要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都是孩子的启蒙读物。大家一听这个“三百千”，马上会有一个感觉，为什么只有《三字经》称“经”呢？为什么《百家姓》不叫《百家姓经》呢？为什么《千字文》不叫《千字经》呢？这就彰显了《三字经》的重要性。

在传统文化中，把一部书称为“经”，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荣誉。古往今来，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中华儿童就是靠《三字经》启蒙，开始了他们的求学生涯，而更多的人，也许未必识字，也许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们从小也听诵《三字经》，对《三字经》耳濡却不一定目染，也从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字经》就是这么重要的一部传统的启蒙经典。

也许大家会说，既然是给儿童看的书，那它一定很简单了，有什么值得讲的呢？这个看法错了！《三字经》的确非常简明扼要，但是也正因为此，它以最简洁明快的方式凝聚了最深厚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必须用心去阅读，用心去体会，才能真正理解《三字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文化信息，才能理解《三字经》为什么能够流传到今天，才能够理解《三字经》对于中国人来讲，特别是对今天还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孩子们来讲，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字经》开始的六个字是什么，我想中国人都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就这六个字，从字面意思看，就是人出生的时候，天性本来就是善的。就在这么貌似简单的六个字背后，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讲的是一个关于人性本质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本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传统，都绕不开人性论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人性论的讨论丰富多彩。在先秦的时候，儒家传统当中，就有三派说法。

一派，孔子的说法。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接着《三字经》的后六个字，“性相近，习相远。”孔子认为，人的本性差距并不太大，由于后天的熏染，环境的影响，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孔子的说法。换句话说，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置而不论，留个悬念。

一派，荀子的说法。荀子也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苟子甚至和法家有极深关系。荀子的看法是“人之初，性本恶”。人的天性本来是恶的，这是荀子的看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得到我们的理解。因为我们看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呱呱落地，他饿了就要吃奶，他会管母亲很劳累吗？他会管母亲有没有乳汁吗？他会考虑母亲是不是在生病吗？不会的，他非要吃奶不可。而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可能几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要求吃奶。人的本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谈不上是善良的。

那么“人之初，性本善”究竟是谁的思想呢？是“亚圣”孟子一派的思想。但却不准确。孟子并没有说过“人之初，性本善”。他的确切意见是，人性向善。关于人性善恶的分野，实际上，中西文化就在这里开始踏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西方文化传统当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有原罪，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正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谁都不能相信。从社会管理运作上来讲，不能把所有的权力交给某几个人，因为谁都是有毛病的。那么，怎么办呢？就把管理的权力、运作的权力予以分散，相互监督，彼此独立，创设出一套严格的制度来限制彼此，西方的文化传统就这样发展下来。而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就是接着《三字经》开始的六个字，也就是接着疑似孟子的思想走了下来，“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相信每个人天性是善良的，每个人都有觉悟，所谓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那还需要制度吗？每个人都是自觉的。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在红灯的时候横穿马路，每个人都知道不要随地吐痰，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要损害别人的利益，主要应该是教育他，去引导他，去培养他，而不是用制度去规范他。所以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这六个字里面的精义非常深。

孟子何以说“人之初，性向善”呢？或者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孟子有这样的意见呢？孟子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呢？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当然不会信口胡说，他认为“人之初，性向善”自然有他的道理。在《孟子》当中，有一篇叫《公孙丑·上》，里边就有他这样的话，“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人必须有这四种心。恻隐之心，即一种同情心；羞恶之心，一种觉得不好意思，知道害羞，自省之心；辞让之心，应该知道彼此谦让，彼此谦退；还要有是非之心，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认为人必须有这四种心，没有这四种心那就称不上人了，这是孟子的看法。我们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来说明孟子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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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从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年1月27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将陆续播出总长四十三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同名的图书也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在春节后分上下册推出。在此，我愿意就节目录制、图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间的消息，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必说透彻的阐释了。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传统中国的版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一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传播“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工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老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文本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的惟一理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学习认字了。照此算来，平均每天还学不到一个字。《三字经》一千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也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只有汉文版了，它还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人“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吗？

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的《三字经》。

钱文忠

2009年1月

《三字经》是中国文化的启蒙教科书，共1122字。一书在手，开卷有益。

——著名历史学家 阎崇年

钱文忠的业务基础和其他能力是异常突出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古籍掌握运用的能力。

——国学大师 季羡林

小小的《三字经》教人许多做人的道理，让人明白中国历史的脉络，对于小孩来说，更是朗朗上口的背诵文章。

——中央电视台著名制片人、主持人 王利芬

传承经典，启蒙人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

钱文忠教授为中国文化大师季羡林的入室弟子，他对经典《三字经》的通俗解读，立足当下现实，存留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功莫大焉。

——新京报社社长、总编辑 戴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