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锐编著的《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致力于追寻中华帝国存在长达2000年之久的原因,尤锐从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活动入手,因为他们对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提出的理想、价值观和理念在后来的帝国政体中变得至关重要。作者认为中华帝国的长存不仅是一个军事和行政建制的结果,而且是一种智识的建构,是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允许帝国的长存并得以一次次从混乱中重生。
本书全景式的考察展现了战国政治文化中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作者通过考察包括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先秦文献,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总结出它们的共识,表明在并驾齐驱的各家学说之下,意识形态的共识最终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使我们获得了探讨战国时期对中国思想史影响的全新视角。
公元前221年在人类政治史上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起点。这一年,经过旷日持久的系列战争,位于西北的秦国的国君终于将中国世界——对他而言也就是整个文明世界,即“天下”——归于一统。大功告成之后,这个国君在礼制、行政体系,以及宗教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并给自己加上更为尊崇的“皇帝”头衔,取代之前的“王”号,以此来昭示自己取得的前无古人的功业。这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的帝制时代的来临,这一时代绵延2132年,中间皇帝更迭,几乎从未中断,直到1912年2月12日,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一个未成年的皇帝——宣布退位,让权给新成立的中华民国。
为何中国帝制时期能够延续不绝?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会面临挑战。中国的皇帝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地理形态丰富多样、人口成分错综复杂,其多样性丝毫不亚于任何其他的大陆帝国,而且他们也同样面临着外敌入侵、内部叛乱,以及政治、社会危机。中华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并不在于它从未被摧毁过——历史上有多次帝国的轰然垮台一关键是经过一段时间混乱之后,它总是能奇迹般地屡次复活。这种帝国的复活不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一如在罗马帝国陷落之后有很多君主号称自己是罗马的继承者一样——而且就政治架构而言,是实质性的。尽管经过两千多年各个领域内的变迁——从人口变迁、地理嬗变到宗教、社会及经济结构的更新——但是在帝国早期已经奠定的帝国统治的根本的原则,仍然大体保持完整。名义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以境内人口为自己的臣民(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主宰那些选拔出来的所谓“贤能”的官员;他一般不容忍任何社团体制性的自治;他一方面宣称关爱自己的臣民,但是另一方面拒绝给予臣民任何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这些政治理念或者架构,不但在早期的秦(公元前221-207年)、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时代,而且在晚期的明(1368-1644年)、清(1616-1912年)时代,都是被遵行的。尽管在历史上实际的权力关系多次明显地脱离这一模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宗教和民族团体,时常挑战一个皇朝的统治合法性。但是没有一次质疑过这一帝国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一帝国体制长盛不衰的秘密在哪里?
在针对这一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毋庸置疑。对一个现代评论者而言,中华帝国看起来像一个葛兰西主义概念上的、经典的“霸权”建构。它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被每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群体所认同,甚至被所有跟它直接相邻的诸国所接受;除它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政治架构被认为是合法的和值得采纳的;甚至那些族群背景或者社会背景使他们本应批评这一帝国体制的君主们,最终也不得不接受它,并迫使自己适应这一体系。直到19世纪,对中国“天下”而言,帝国体制是唯一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国体。 这种帝国的思想霸权,并不是通过强烈的高压统治,也不是通过密集的洗脑运动来达到的。然而,可以论证的是,它与帝国初创之前不平常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中华帝国并不只是一个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架构,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架构。在它变为现实之前,就早已被展望和规划}竹来了。经过春秋(公元前770-453年)和战国(公元前453-221年)时期长达数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和社会政治危机,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寻觅着治疗当时危机的药方。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他们终于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行政和军事机制,而这些机制后来被帝国的创建者们所采纳。除此之外,他们提出的理想、价值观和概念,也奠定了后来帝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在这些政治理想中,主要由“天下一统”和“君主至上”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它们使中华帝国在建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合法性,并确立了帝国政治体制的霸权地位。从战国时代纷繁复杂的思想中确定这一共同遗产,是本书的基本研究目标。
我的讨论围绕着战国思想的三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是当时几乎每个主要文本都不得不讨论的。在第一篇,也是本书的最长一部分,我讨论的是战国时代对君主的认识——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我沿着两条线索进行勾稽,一方面是讨论绝对君主概念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则讨论为了限制此种君主霸权而提出来的种种方案。尽管大家对于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没有歧义,思想家们也意识到,大多数君主往往达不到“圣王”的标准。在众多方案中,一种最被欣赏的做法是鼓励君主从权力操作中退出来,将日常事务委托给臣下去做。结果,名义上不受限制的君权和政治实践中君主作为局外人的身份二者之间出现紧张。尽管这种紧张不得不导致君主和大臣之间出现无休止的冲突,但这种方案也使得帝国体系——即便是在无能或者平庸的君主统治之下——得以延续和保持。君主依然作为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而存在,依然是政治争端中的绝对仲裁人——但是通常,实际上是他的忠实大臣在代替他经营帝国。
理性而负责的官员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是笔者将在第二篇讨论的内容。该部分关注“士”这一阶层,他们是战国时代受过教育的精英,是思想活跃的群体。笔者将分析士阶层形成的路径,第一,他们如何得到相对于统治者的思想独立;第二,他们如何确保不可或缺的行政人员和社会道德领导者的角色。在论述中,笔者致力于讨论为何绝大多数的士人选择从政来实现自身价值。我认为这个选择,即在以君主为核心的政体之中志愿地接受政府职务,是战国时期及后代文人的最重要的选择。这种士人的志愿政治参与使得君主得以在很广的范围内选择治国的精英,但是也导致自我认同甚高而又骄傲异常的士人不得不委身于君主之下,这种自视甚高和屈于人下的身份之间产生了内在的紧张。在帝国统一之前,存在着跨国的人才市场。士们可以从服务一个君主,转而去服务另外的君主。这种情况给士阶层壮了胆子,使得其中一些士人敢于蔑视君主。然而,这种反对派姿态也引发逆火,带来对士阶层独立地位的约束。在帝国统一以后,士阶层的延续者,即帝国的文人,大部分或者被君主征服,或者被君主收编入政治机构。但即使已经失去了之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他们依然没有丢掉其统一之前战国先驱所具有的自豪、自信和使命感。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是从战国时代传续到统一的帝国时期的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
《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的最后一篇将讨论帝国体制中的第三个要素,即“民”,这是一个通常沉默但又具有潜在叛乱可能的平民阶层。我对平民的讨论,并不是将其作为展现君主宽宏大量的对象,而是作为潜在的政治参与者。他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被广泛认可,虽然这种参与不必要被其他阶层欢迎。我试图探究,为什么平民虽然通常被认为是政权的基础、他们的利益应当是政策制定者的终极关怀、他们的感受应当被持续地关注一这几乎是一种广为认同的普世价值——然而为什么没有任何让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抱怨,或者直接影响政治进程的尝试。名义上对平民的尊重,和实践中将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种矛盾产生的紧张关系能够保持下去的前提,是普通大众依然能够忍受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旦这些前提不复存在,绝望的大众就会揭竿而起。如我所示,战国时期“民本”的政治思想——即便是无意中的表述 为老百姓造反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但是它也仅在帝国政治体系之内许可叛乱,从而防止这些叛乱挑战帝国体系的基础。
尤锐编著的《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通过讨论前帝国和帝国政权中君主、士人和民众这三个主要元素,我试图探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层面。三个阶层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帝国稳定的程度,在先秦思想家的探究之中,这三个阶层通常被单列出来进行论述。我选择这些主题进行集中讨论,而放弃了对先秦政治思想的一些其他层面,比如自然观、宇宙观和宗教观对政治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与国家的合理关系的论争。关于这些层面的讨论,有的已经有了相关的英文研究,而有的仍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我的研究并非是一本教科书,我也并不强调其广博性。我的目标是集中于帝国时期之前的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但是之前缺乏充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