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常常出人意料：那强大的，反被弱小的征服；那骄横的，反被谦卑的绊倒；那侮辱人的，反被被辱者侮辱。昔日罗马帝国的灭亡、大秦帝的覆没难道都是偶然？本书即将展示给你们的是2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真实的一幕，你们只有通晓其中所囱的故事及细节，才有可能真正知道一个国家、巨人乃至于一个机体是如何慢慢倒下的。

本书详尽地描述了200多年前强盛的中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形成的越来越严格的“封闭”体系，探讨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主要是英国)双方的政策、态度，彼此的矛盾、撞击。作者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的分析论证，思维之光照射了这一迄今尚很少有人进行全面而又科学探索的朦胧领域。对于容易患上大国病的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和权力机构来说，此书很值得一读，它将启发我们对历史遗产进行某些有意义的回顾和反思。

“箴言”

序言

引子

第一章 大千世界

 国际无序

 虚虚实实的国家利益

 生态压倒一切

第二章 飞龙在天

 两国相交利益当先

 天恩浩荡

 内政外交

 与民休息

第三章 六封四闭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伴君如伴虎

 相见难相别亦难

 宁波不宁

 小人无畏中外一律

 四海之大何所不有

 君子德风小人德草

第四章 利有攸往

 垄断之利孰人不图

 不自由毋宁死

 杂货铺好当家

 小曲线大乾坤

 附庸风雅活受罪

 万恶欲为首

第五章 纵横捭阖

 政治无贞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图穷匕首见

 小鬼好做判官难当

 心有病天知否

第六章 来者不善

 出师未捷身先死

 欲罢不能

 后来者居上

 为大于其细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

第七章 亢龙有悔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蛮夷要服

 主客之道不卑不亢

 道不同不相为谋

 宴无好宴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第八章 履霜坚冰至

 叶落而知秋

 亡羊补牢

 “太极拳”

 狼子野心

 驼鸟政策误人误己

第九章 大国者下流

 大有大的难处

 自我陶醉国之贼

 君子终日乾乾

 三大主义乃可以无忧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附录一：和法国《费加罗报》主编阿兰·佩雷菲特的谈话节选

附录二：天史

参考文献

后记

国际无序

我们即将以18世纪东西方大国的关系来研究大国病的来由及其表症。在这之前，有必要进行一点理论上的准备。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确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知道什么是国际关系，其特点如何？什么是历史，其特点又如何？第二步是要把孤立分析的两个概念合到一起分析，然后导出我们期待知道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为何物？

什么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或其他组织在国家界限之外互相交往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个说法比较抽象，但是有大量的实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当人类历史进入18世纪末叶，英国政府曾派遣庞大的马戛尔尼使节团访问清朝政府，是中国和英国国家一级的交往，是一种正常的外交往来。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广州十三行的交往是另外一种关系。两个实体都属于垄断性的组织。又有政府在背后撑腰，因此是一种半官方的交往，主要是为商业服务的。除此之外，还有个体间的往来。例如英国的港脚商人、私商和走私商人，中国的个体商铺、个体商贩，互相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有签署的合同，也有财务的纠纷，其外交外贸活动之复杂，丝毫不逊于现代。

错综复杂的国际大家庭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不同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和历史，就会发现种种不同于国内社会关系的特点。

其一是多中心之态。每个国家及其下属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道德观念，他们在原则上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指挥。因此，在国际社会大家庭里，没有权威，没有政府，也没有一个能够对各国加以限制和实行关系调整的强制性的中心。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的支配，一个宗主国对其附属国的指挥等等。但这都是变格，而不是基调。仔细去看，这种支配，这种指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回过头来看国内的社会关系，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里只有一个中心、一个政府、一个权威，各种集团根据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被安排在不同的层次上，形成各种阶级，其中总有一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掌握政权。整个社会结构就像金字塔一样，上面是统治者，下面是被统治者，下面的要服从上面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秩序。因此，这里只有一个中心，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有许多中心。

其二是多层次之态。这就是说，参加国际事务的主体有好几个，既有国家，又有其他组织。例如上面提到的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英国的散商和私商、中国的商铺和商贩，都是不同层次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形成一种多层次的交往状态。

其三是多维之态。这就是说，国际关系的内容很多，既有政治的关系，又有经济的关系，还有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关系。例如上面提到的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就是政治的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十三行的商务来往就是经济的关系，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宗教以及搜集中国的典籍和资料则是文化的关系，其后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则属于军事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关系当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政治关系则是最活跃、最敏感、最重要的关系。

其四是多变之态。这个特点主要是从时间角度考察出来的。变化和运动本来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之一，但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内关系的变化有所不同。国内社会关系的变化比较缓慢、比较隐蔽，只是在特殊时期才呈现出爆发性和突发性。而国际关系由于上面几个特点而变得更为变幻莫测。每个国家或行为主体都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都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管它们还要接受周围环境和其他角色的制约，但毕竟不是强制性的，因此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利益的竞争，都潜伏着冲突与事变，都酝酿着新的分化与组合，最后呈现出一种多变之态。

历史为何物？

什么是历史？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是歧见纷呈，莫衷一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是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过程。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历史来说，不过就是受自然因素制约并且依赖于自然因素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过程。对于这个概念我们要注意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自然，第二个要素是社会，第三个要素是人类。是三个要素的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才改变着社会历史的面貌。

历史变化三大特性

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同三个要素有关的某些特点。其中最基本的有三个：

首先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即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体，它的发展不是任人随意改变的，它有它的轨道，它的方向，它的速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点出发，历史就不是旧事的记录和原始的史料，因为它们不能代替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因而就不能代表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把它们当做有用的参考材料，经过分析和综合，去伪存真、去虚求实，并且找出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那就可能转换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历史。

其次是人类在创造历史中的能动性。社会历史与自然历史不同，在自然界不存在意识主体，所有事物的运转及其必然联系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而在人类社会则存着人类这个有意识的主体。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性情，决定自己的行为目标，制定自己的行动方案，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各个环节运转良好，阻力很小，他实现自己目标的可能性就很大，有时甚至完全达到了理想。反之则可能一败涂地。不管结局如何，人类毕竟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改造着世界，从而成为一种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力量。

最后是似乎难以捉摸的偶然性。无论是研究国际关系史还是其他部门的历史，我们常常发现历史的结局违背人们的愿望和计划。正如俄罗斯哲人所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换句话说，不管人类如何详尽地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仔细安排必须实现的计划，总有一些未知因素存在于人们的预料之外。因此，“人们在从事历史活动时，既可表现为某些个别意向与历史结局不相符合，又可表现为某些个别意向与历史结局趋向符合，并因而延缓或加快历史进程”。这就是偶然性。我们研究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寻找这种偶然性，而是为了找到隐藏在偶然性内部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P10-13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虽然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过去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翻开18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最深的历史失误就是中国清朝政府妄自尊大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朱雍博士的《大国病》详尽地描述了200多年前强盛的中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形成的越来越严格的“封闭”体系，探讨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主要是英国)双方的政策、态度，彼此的矛盾、撞击。作者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的分析论证，思维之光照射了这一迄今尚很少有人进行全面而又科学探索的朦胧领域。对于容易患上大国病的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和权力机构来说，此书很值得一读，它将启发我们对历史遗产进行某些有意义的回顾和反思。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18世纪的中国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康雍乾盛世”，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当我们把所谓“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18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杰出人物，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较，同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犹如衰颓的老翁，失去了活力和生机。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自觉，她的庞大的国土面积、众多的人口和丰裕的财富使她俨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她依然以世界中心自居，试图让世界各国匍匐在她的脚下。

人们长期思考着：古代曾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

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形态转轨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18世纪的乾隆盛世，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中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并没有把西方国家放在眼里，她以自高自大的朝贡制度及其相关政策阻遏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中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封闭主义政策的实施则使人们闭目塞听，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坑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竞争的能力。

明代后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发生了继佛教之后的外来文化第二次大规模输入，而18世纪的中国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雍正初年则严禁传教活动，也限制中国商民出洋。在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前朝的政策，限制措施日益严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限制尚少，但后来，乾隆帝在一口通商与多口通商之间选择了更为封闭的前者。清朝进一步强化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要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闭关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致使中国人和知识界对西方的发展一无所知，一旦外国武装入侵，就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朱雍博士以极大精力贯注于这一事件，把200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团访华是促使历史实现转轨的关键时刻，但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

环观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18世纪的清朝处在鼎盛阶段，大批传教士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8世纪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商业关系，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外国势力的警惕与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马戛尔尼使团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条款，有一些对中国的主权有损，应予拒绝；而不少条款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要求，可以接受；或经过谈判，加以修改。清政府概予摒斥，甚至拒绝谈判，迫令使团立即离京，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当时，中英矛盾尚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都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创造有利的交往气氛，才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么，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兵戎相见，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多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这个机会是如何失去的。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历史转轨时显示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人们对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另一方面，各种人物和势力也作用于历史进程，尤其是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与失误。乾隆的政策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判断利害得失，顺应潮流，应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应该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的国内政策和治绩有成功的一面，但他的对外政策是保守而失败的。他没有察觉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而一味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得出的主要结论。

戴逸

中国史学会会长

运用朝廷大内档案对国家生命力问题、外交历史和外交哲学进行研究，本书在学术界是第一次尝试。

在本书调研过程中，我每天来回骑3小时的自行车到故宫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对大内档案进行研究。不能拍照，不能复印，只能抄写，其艰苦的条件可想而知。整整一年多时间，就花在了抄录原始档案上。这是今天使用电脑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就是通过这些原始档案，通过与二手历史材料的比对，通过不着一字打腹稿，我发现了很多教科书式历史书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当年，当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阿兰·佩雷菲特先生要求与我见面会谈并意外发现我手中掌握的内部档案时，要求我带他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去参观，并且要求我将手中的秘档以及我的著作提供给他参考。作为西方最著名的政界汉学家，当时他正在撰写有关18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作品，草稿已成，但苦于没有第一手中方材料，不敢定稿。看了我的文稿和我提供给他档案材料后，他大喜过望，表示要重新撰写他的书。一年以后，他将新作定名为《停滞的帝国》在欧洲出版，轰动欧洲，这就是信史的力量。为了表示他对我的感谢，他把我的名字也写进了他的著作，虽然这无足轻重。

阿兰·佩雷菲特虽然已经故去，但他以耄耋之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我不耻下问，其精神是令我十分感动的。欧洲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政治家，足以令人敬畏，也令人感到可怕。欧洲只要具有这种精神，她就是有希望的。据我所知，法国历届的总统和部长中，不乏他的学生，他也在戴高乐时代便担任法国各部部长之职。以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资历、这样的威望，还能如此勤奋研究和学习，并不惜远渡重洋而求学，其精神着实令人钦服。中国的老人何时也具备了这样的人格和精神，中国就能真正让人折服。这远比出书本身更重要。

已经意识到西方没落，西方便没有没落；认为本国已经强大，本国便还没有真正强大。一个以移民外国为荣的国度和贪官不断外逃的国家是精神卑微的国家。前者可能有种种的不得已，而后者真是民族的败类。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中国的政界领袖、商界领袖和大学名人也能像欧洲的政界人士一样，谦虚学习、认真研究、勇于交流，而不是摆花架子，图虚名，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

中国的劳动人民令人尊敬，他们是真正的脊梁、真正的勇士、真正的希望。当年美国史迪威将军看到了这一点，便坚信中国不亡。他在印度训练出一支衣衫褴褛的中国农民军，首战缅甸日本侵略军便赢得了西方人的尊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奇迹。

我们中国还在创造奇迹。

佩雷菲特生前很欣赏他的前辈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头睡狮，当她醒来时，世界将会震惊”，并以此话写了一本书，告诉世人什么是中国人。拿破仑的这句名言正在应验，而且将继续得到证明。

在中国历史上，上层是奢侈的，人民是朴素的；上层是腐败的，人民是清廉的；上层是胆怯的，人民是勇敢的；上层是懒惰的，人民是勤劳的；上层是短视的，人民是有远见的；上层是骄狂的，人民是谦恭的；上层是不把人当人的，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

今天，中国已经告别过去。我们的上层人士、政界和商界领袖、尤其是公务员，只要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陋习，把人民的优点集于自己身上，并带领这样优秀的人民一起前进，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尊重他国，尊重他人，尤其是政府部门要尊重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精神，正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社会缺陷。如果能把这个缺陷弥补了，我们就可以再造辉煌。

二十多年前，一个欧洲老人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和政治问题探讨。当佩雷菲特问我欧洲的出路在哪里时，我便让他把一个声音带给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以抗衡美国。今天，欧洲已经部分的实现了这个目标。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让我更加欣慰的是，佩雷菲特问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的答案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今天在中国也部分地实现了，而且我借助于在国务院工作的便利条件，亲手设计并参与了这一过程(参见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朱雍：股指经书》序言)。

历史不会误导我们，历史会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然而，学无止境。

这本书有很多第一，第一次用朝廷机密档案研究外交哲学，第一次综合所有中外文资料展示大国外交图景，第一次披露科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第一次在关键章节用韵律体叙述历史。中国的二十五史，只有《史记》才是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史书。千年之后，我读《史记》，能读出司马迁先生的痛苦，他立意高远，却无力达到这种高度，只能用文学的美感来感动人，但却达不到数学一般的精确，因而也就无法达到科学的高度。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他那个时代，政权的兴衰、个人的荣枯永远是个谜而无法破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拿出更好的作品告慰他了。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史学精神。

但这些成就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书的论述并没有终结这个课题，它还可以向纵深方向发展。乾隆时期中国政府的国策失误之发生，固然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经济的紧张局面有直接联系，但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西北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历朝历代，从无东南之大患，却不乏西北之边难。从周朝开始，匈奴人就在西方、北方对中原采取侵略之势，一直到明末，换成了满族人对中原进行侵略；清朝虽然是满族人当家，但它最不放心的居然还是它的同类——中国的北方民族或西方民族，因此，对东南沿海地区取守势，对西北边疆地区取攻势，就成了既定国策。当年，英国使团的特使回国后，力主对华进行和平交往，谋取安全的经济利益，不主张对华开战，就是担心俄国抄其后路，渔翁得利。现在看来，他们是有战略眼光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中国国土都被谁瓜分走了，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至于四十多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也是贸易形势所迫，为解决中国始终是个出超大国而造成英国财富流失过快而已，是一场不得已的战争。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懂得这件事的利害，坐下来谈判一次，把进出口比例平衡一下，不要让世界各种货币过多地流入中国，这场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中国又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前车之鉴，国际大家庭的对话机制也建立起来了，因此，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只要不对话，结果依然不可预料。

可惜我现在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了，如果有哪一个大学的研究生继续这一课题，那么这一课题完成之际，就是中国国策大白于天下之时。这是何等美好的学术盛事。我由以待之，并盼之早日成功。

为了增加可读性，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本书把引文的出处都放到附录以后的文献中了，读者如果要查阅引文的直接出处，可以翻阅此书此前的学术版，那里每句引文都标明了出处，这对研究人员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此书的出版，我要感谢中国海关出版社的左铁社长、高烽副主编、包妍主任和冯雪松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我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府，对全国各界别的企业经理、律师和政府官员，讲授经济学、投资学、管理学及国学等知识，因对我的国学知识深感兴趣，故而希望我出版几本这方面的著作。因此，没有他们的热心支持，我的著作不会那么快与读者见面。中国的国学以经史子集面对世人，研习者众多，但真正精通的人很少。即以一部《易经》而言，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懂，竟以为原是一部卜筮之书，后来才变成了哲学书。连电视台请来的专家教授面对全国观众都这么讲，我这么一说，很多专家可能会奇怪，那是一本什么书？说实话，如果不懂器用之学，任是什么大专家、大名家，也不会真懂，只能人云亦云。全国有3000多万人在研究这本书，不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整天研究卜筮，会有好结果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做人都不会，研究占卜会成功吗？现在，抄写成了社会风气，用精美的包装来掩饰内容的苍白，就国学而言，“内、难”之学，几近失传，一部分绝学只掌握在几个人手里。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乱说，这就是社会的病症。以旧学治旧学，必然走进死胡同。当年鲁迅先生读中国历史，就读出了两个字：“吃人”；读中国全部经典，得出一个结论，劝中国人不要看中国书，误己害人。今天很多人读孔子，不读诸子；建孔子学院，不建诸子学院；尊孔而不尊民，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一股逆流。孔子本无错，错在我们不肖的后人。孔子只是诸子之一，以平常心研究他就是了，没有必要故意抬高。比他伟大的思想家我们中国比比皆是。我们想借孔子张大自己，借孔子维护稳定，借孔子抬高国际地位，孔子又成了后人的利用工具。我们提不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方略、新的技术，在故纸堆里找出路，最后注定要走进误区，误国误民。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都丢了，我们就愧对几千万烈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只是我们中国还有更加伟大的精神。根据出版社与我的约定，我们将在以后的出版物中渐渐展开其一部分神秘的殿堂。请读者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