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1813~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等。
邓华编著的《陈介祺传》这部书,指导思想明确,资料丰富,体例得当,文字朴实,很有可读性。对今后更深入地研究陈介祺的不凡人生、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篮斋,潍城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23岁考取举人,33岁考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九年( 849),陈官俊遽逝于任内。咸丰三年(1853),陈介祺受朝廷所迫,代父捐银四万两,被授予“双眼花翎”。咸丰四年(1854),借母殁乞假回归故里,再未仕。后半生致力于古文物的收藏研究。他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类多、量大、面广,尤重珍品。
《陈介祺传》的特点是考证确凿,资料翔实,重点突出,对一些关键事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邓华亲自访问了陈继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原党支部书记兼系主任)和陈继遵(文化部原外国文艺研究所副所长)等七八位陈氏家族的后人,了解了许多真实生动的材料,从而澄清了若干关于陈介祺的一些迷雾般的不实传说,提高了可信度。
第二节 金石泰山 金龟女婿
道光十二年(1832),陈介祺20岁那年,奉父母之命结婚,迎娶了诸城籍京官李璋煜的长女为妻。由于是世交,起初又是共同在京城做官的老乡,陈官俊与李璋煜可谓门当户对,李璋煜对这位金龟女婿的学问人品也非常赏识。风华正茂的陈介祺也找到了一位金石大家做泰山老丈人,两家相得益彰。
科举世家、三代进士出身的李璋煜(1784~1857),字方赤,又字礼南,号月汀,以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迁四川司郎中。李氏与陈官俊父子是同乡,起初又同为京官,自然来往密切。
李璋煜是京城金石学界的活跃人物,多次倡导和组织文友聚集唱和,并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成为文化界翘楚。他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偏爱金石学尤为称赞,觉得凭陈介祺的学问功底和悟性,必将在深奥的金石学领域大堪造就,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陈夫人李氏从此在陈府相夫教子四十年,直至陈介祺59岁时,她与长子陈厚钟同年去世。李璋煜实际上是陈介祺一生专注金石学的决定性人物,从学识和物质上都为这位得意的乘龙快婿提供了终生影响和赞助。
李璋煜是个敢作敢为的官员,道光十七年(1837),派任江苏常州府知府,兼署扬州府。任职期间,力除地方婚丧大操大办之陈规陋俗,大力提倡节俭,民心大快。又严惩“刮儿”“刮妻”“马批”诸恶行。所谓“刮儿”,即地痞无赖三五成群,招摇过市,寻衅斗殴,扰乱社会;所谓“刮妻”,即壮男穿戴妇人衣饰,缠花粉面,作奸犯科,任意胡为;所谓“马批”,则是举行迎神赛会时,男女扮演角色,赤身裸体跳舞。李璋煜革除上述陋俗,风化大治。后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江宁素有不法之徒,借收漕粮之机,加算折扣,从中牟利,大肆挥霍,还美其名日“会茶费”。李璋煜大义凛然,毫不手软,“缉访拿办”,使刁恶之人销声匿迹。接着又移官苏州府知府。当时,苏州夜游淫纵盛行,商贾放高利贷盘剥,一些不法之徒借“供奉邪神”渔利。李璋煜悉心一一革除,百姓称快。后以“治行报最”升任江南盐巡道。李璋煜将当地恶人的姓名张榜公布,让人们都知道,这些人迫于压力,纷纷决心改恶从善。对于其中不改悔者,李璋煜依法予以严惩,民众皆安居乐业。后又调任广东惠潮嘉道,潮州人好开赌场,引诱良家子弟上当受骗。庵尼暗中传信,组织妇女加入“花会”。男子则“群树党”互相“逞忿械斗”,扰乱民心,而且经常酿成大祸,社会风气异常败坏。李璋煜莅任,了解上述情况后,首先命令下属捕捉匪首曾阿三、黄悟空等伏法,继而根绝“花会”“会党”等恶习,使这一带的风气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当地人称赞谓“治潮(州)者,前有韩昌黎(愈)”,今“惟璋煜一人”,遂有“昔韩今李”之称誉。人们竖碑刻像以表彰他。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又转广东按察使,升广东布政使。所至皆以“绥贤良,除强暴,敦教化”为务,政绩卓然,士民称颂。道光三十年(1850),李璋煜以病告归。李璋煜生平任职的地方都是江南富庶之地,因此他的金石古籍收藏也颇为丰厚。
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介祺33岁时,曾到李璋煜在诸城的府第连住数日,并仿秦小篆作对联。道光二十八年(1848),陈介祺36岁时,母亲丁氏去世。冬初,陈介祺归潍县葬母,“悉尊礼经,扶柩归葬,徒步千里未尝骑乘”,葬母后游周围各地,分别到高密、胶县(今胶州)、胶南(今黄岛),后去诸城岳父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介祺37岁时,父亲陈官俊病逝,十月底扶先父灵柩归里,十一月十三日抵潍,十二月初安葬后,又到诸城岳父李璋煜家住数日。在短短的几年间,陈介祺连葬父母,每次返回潍县故里,都要到诸城岳父家,可见他对岳父李璋煜十分亲近和信赖。直到同治七年(1868),陈介祺56岁时,又去了一次诸城,并在初秋九月,畅游了晾甲山和五莲山。
李璋煜回故里后,闭门谢客,不参与也不干预外事,整日辅导子孙读书习文。有时同其兄李仁煜一起鉴赏金石,切磋技艺,研讨学问。他的女婿陈介祺,自小受仁煜、璋煜两位长辈的影响,对金石研究日趋精深,后成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在喜好金石的同时,李璋煜还工诗善书,其作品内容大多写为仕之道,有《洗冤录辨证》一卷、《视己成事斋官书》六卷、《月汀诗文集》四卷、 《律例撮要》十二卷等传世。
P19-21
我审阅了《陈介祺传》书稿,总的看法是此书写得较好,可以说是写出了个性,写出了特色,写出了水平。这是继2013年“纪念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研讨会”之后又一丰硕成果。该书的问世,对今后更深入地研究陈介祺的不凡人生、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篮斋,潍城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23岁考取举人,33岁考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九年( 849),陈官俊遽逝于任内。咸丰三年(1853),陈介祺受朝廷所迫,代父捐银四万两,被授予“双眼花翎”。咸丰四年(1854),借母殁乞假回归故里,再未仕。后半生致力于古文物的收藏研究。他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类多、量大、面广,尤重珍品。其藏品中有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多片,钱币、镞、各式范1000多件。在这些古文物中,最著名的是毛公鼎、十一架古钟和“万方古玺印”。他治学高度严谨,重视研究方法,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察其渊源,辨其真伪,反对不求甚解。因此他对古文字研究有开创之功,贡献是很大的。他著述丰富,造诣颇深。他的考证释文现存有《毛公鼎释文》《南公盂鼎释文》《虢季子白盘考释》《聃簋释说》《区鲠考证》《器侯驭方鼎考释》《邰钟考释》《齐侯饼考释》《龙姑簋考释》《铸子器考释》《簠斋金文考》《金文题识》《藏古册目并题记》《集古金文考释》《汉镫考记》《印举考释》《陶文考释》《簠斋藏秦权量铜诏版释文诗记》《十钟山房印举》,还有《传古别录》《仿碑拓碑笔记》《印举事记》,以及与吴式芬合编的《封泥考略》等。陈介祺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释文最多,是全国闻名的金石大师。很多学界权威人士都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商承祚说陈介祺的收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清史稿》记载,他“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出自潍坊,成为全国有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潍城陈氏世家600多年历史文化教育积累脱颖而出的一个突出典型,也是潍坊历史文明聚焦的一个亮点,他的出现给潍坊增添了光彩,是潍坊的骄傲。开展“陈介祺研究”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应该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邓华先生是陈介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潜心研究陈介祺的身世和从事的收藏、考释、鉴赏、传拓事业,花费了十几年的工夫,搜集了许多资料,撰写了不少著述。如编著了《潍城陈氏世家简史》《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两部书;还与企业家王刚共同再版了陈介祺的青铜器铭文拓片集《簋斋吉金录》;另外,还撰写了研究陈介祺的十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位超前的古文字史探索者》《陈介祺的传拓工艺》《国宝重器毛公鼎》《陈介祺纪事》《陈介祺的金石缘》《陈介祺与<簠斋吉金录>》《陈介祺的诸城情结》《陈介祺藏古传古的助手》《陈介祺藏品轶闻》《陈介祺的楹联》等。有了这些文章做基础,再写《陈介祺传》,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了。
《陈介祺传》的特点是考证确凿,资料翔实,重点突出,对一些关键事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邓华亲自访问了陈继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原党支部书记兼系主任)和陈继遵(文化部原外国文艺研究所副所长)等七八位陈氏家族的后人,了解了许多真实生动的材料,从而澄清了若干关于陈介祺的一些迷雾般的不实传说,提高了可信度。
总之,《陈介祺传》这部书,指导思想明确,资料丰富,体例得当,文字朴实,很有可读性。当然,也有美中不足,这就是受资料所限,对陈介祺的有些著作注释不够全面,有待于今后继续搜集补充。以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王梅芳
2014年5月8日
(作者系潍坊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十年资料积累,一冬奋笔疾书,《陈介祺传》终于破茧成蝶,可以脱稿付梓了。当我从这个无雪的冬天摆脱困倦,恢复了精力和体力时,发现窗外已是百花盛开、一派春光烂漫。
由于爱好收藏,所以我很早就关注陈介祺这个人物,但陈介祺和他的金石学以及古文字研究又特别艰深,所以专注研究他的人不多,偶尔见诸报刊的也仅仅是介绍他首藏毛公鼎、十钟山房和万印楼的几篇粗浅文章。纵观陈氏一生,既没有显赫的文治武功,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人们很难将一位隐居于书斋、一生做古文字研究的晚清学者用文学的笔触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他一生各个时期的生活和学术活动,对研究者来说都有许多盲区。可以说,陈介祺仿佛一部“天书”,如果读懂了陈介祺,就读懂了中国历史文化源头。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陈继揆、陈继遵、陈重远、陈时超、陈君善、陈炳熙、陈小波、庄珩、李耀曦、董金艳、杜在桢、陈瑞增、郭玉聪、钟耕会、王成利、刘知华、吕伟达、张德民、张建国、刘秉信、傅黎明、付生、阚龙山、田爽欣、宪春生、王春发、尹希明、孙立荣、刘凤周、王静蓉、潘宝昌、刘昱、郭江华、陈育生、高建民、王永成、吕振宇、郭驰、陈斐章、王忠志等专家、朋友给予各种形式的帮助。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作者从荣宝斋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陆明君先生的著作《簠斋研究》一书的“年表”中获益匪浅,该文对查证陈介祺一生起到了非常方便的作用。另外,潍坊市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给予了重大支持;潍坊市史志办原主任、《潍坊市志》总编杜书乐先生对本书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张德民、张建国老师在校对工作中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青岛市黄岛区琅琊美术馆庄珩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邓华
2014年4月于鹤祥健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