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我又引出第三个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高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毒药，视为垃圾。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当然后来都有变化。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欧美特别是美国一比较，便知道我们的中国事事不如人，只能误国误民。吴稚晖，国民党的元老，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有一个解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人是提倡静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一定要心静下来。庄子的口号是“虚静”；孔子的说法是“仁者静，知者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更激烈的还有钱玄同，说什么“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呀，“废除中文”呀。“废除中文”的说法，一直坚持到解放以后。那不是开玩笑的人，那不是“愤青”，那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毛泽东同志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过一句名言，叫“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到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国务院有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估计有，我找不着了。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那就是不但要否定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否定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明的一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史前社会，只有消灭了阶级以后，人类的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说到19世纪、20世纪为止，人类文明尚未开始，因为它有阶级，它有私有财产，这也是很激烈的。在“文革”中，我们常常来回朗诵、背诵、引用马恩的语录，就是要和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所有制的形式决裂，要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一切文明观念形态决裂，那时候常讲的就是“两个决裂”——这也是激进。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很表面、很通俗的象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美化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他甚至于一直在幻想要说服蒋介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一套政治观念。
我认为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有一个代表，不太西，但是比中国靠西，就是全盘苏化，完全俄化，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就是要按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苏联很久以来不承认中国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一个副国务卿，专门负责苏联事务的，当时他和苏联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他们是盟友。当然，苏联人民、苏联红军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美国给苏联在“二战”中提供了大量军火的援助。所以这个副国务卿常到莫斯科去。有一次斯大林接见他，估计正题已经谈完了，副国务卿就想摸摸底，问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对中国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斯大林说，这样吧，我告诉你苏联共产党是黄油，牛奶提炼出来的黄油，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那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山寨版的共产党。只有苏联共产党，以产业工人为主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给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上过课的金一南教授，在北京电视台公开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事情。
激进主义有时候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派别，但是在文化上采取特别激烈的态度，而且这些人很容易被喝彩。鲁迅先生有一个观点，说中国人历史太久了，惰性太深了，讲什么都没有用了。“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矫枉必须过正”。本来孔子的学说是矫枉不要过正，中庸之道。毛主席说在中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没法矫枉。他提倡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前贤有什么毛病，而是确实是中国这个文化太优越了。年深日久、积重难返，想改变它太困难了。这都是真的，这不是假话。
鲁迅用过这个词，但后来柏杨用得最多的，说中国文明是酱缸文明，就沤了那么一缸黄酱，这个黄酱从它最早的发酵开始已经三四千年了。然后，您不管是什么豆子、什么面粉，只要一沾这个酱缸的边，不往酱缸里放，你也开始发酵。中国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积累得非常地多，像烈火狂飙一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说这个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严重的打击。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更愿意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新的东西的洗礼，不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呢，就至今仍然处在晚清的窝窝囊囊的那样一种状态。那种状况下，你谈得到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状况下，你谈中国传统文化岂不被认为是冯乐山之流？冯乐山之流再政治化一点，就是黄世仁之流了，穆仁智之流了，是流氓文痞。
正是因为五四时期吸收了这么多新名词、新观念。我们考证一下，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到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些词，有很多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没有的。“民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平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法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还有许许多多的。所以，正是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现在不可能按它那个办。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那些最积极的部分，它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谈到中国文化，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后来也是到台湾去了，那是我的小学同学，好像班级还要比我低一点，他和我同岁，但是因为我上学早，我后来又跳了班。这个小学同学叫林毓生，他长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执教。他提出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这个说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曲阜的说法是衔接的，是可以对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具有一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整理者注：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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