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是气度的超越。大儒徽商,他们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他们是乾隆的衣食口袋,他们是一段纵横百年的风云传奇,他们的思想、文化、精神和气度至今仍是每一个商业人士的精神食粮。
做官当如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解析徽商的兴起、辉煌与传承,已不单单是一种对历史和未来的展望,更是一种对大儒徽商人生哲学和经商智慧的挖掘,是对百年商道的坚守。
《商帮传奇(第2部徽商沉浮)》(作者孙科柳、高垒)通过介绍诸多代表性人物的商海传奇,呈现徽商享誉数百年的成功之道,以及新时代下浴火重生的商道精髓。
《商帮传奇(第2部徽商沉浮)》(作者孙科柳、高垒)对古今徽商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从明清亦贾亦儒的徽商先祖到今天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商界精英,全景式展现徽商的“前世今生”,并从徽商的地域性格和文化气质、营商之道等侧面,通过许多鲜活的个案,勾勒出新老两代徽商的集体群像,凸显“徽骆驼”的拼搏精神和“多才善贾”的智慧。《商帮传奇(第2部徽商沉浮)》通过介绍诸多代表性人物的商海传奇,呈现徽商享誉数百年的成功之道,以及新时代下浴火重生的商道精髓。
徽州是个古地名,如今已经成为安徽省黄山市的一部分,在北宋末年之前,曾先后被称为新安和歙州。这是一片四面环山的“方寸之地”,崇山峻岭的包围,形成了徽州自成一体的格局。清澈秀美的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山麓,自皖南的层峦叠嶂中奔流东向,汇入浙江沿海的钱塘江。
在战乱年代,群山封锁、与世隔绝的徽州,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历史上,中原百姓曾经三次大规模迁徙到徽州,第一次是在中原战乱迭起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在军阀割据的唐末五代时期,第三次是在两宋之际,金兵南侵的“靖康之乱”前后。
透过新安江的暮霭,依稀浮现出这样的场景:
一群衣着褴褛、面容枯槁的乱世流民在山间踯躅前行,战乱使他们丧失了家园,颠沛流离。“翻过这座山,就有水,走吧!”走在队伍前面的汉子转过头望着大家,嗓音沙哑低沉,但很坚定。
远山对面依稀的水声,是所有人的精神支柱。置身于荒山野岭,一切金银细软皆与粪土等值,随处可见的树叶甚至树皮,便可作为干粮充饥,只有水,才是万金不换的真正财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水,就能够活下去。
这一行难民翻过山,已是斜眼西下的时分。面对眼前碧波荡漾的激流,众人兴高采烈,全然不顾河畔的碎石划破了手脚。不少人一边喝水,一边发出“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呜咽。
“这个地方,总觉得很不一样。”好几个平时领头的壮年难民,此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一个老者捧着手中的水葫芦四下观望,沉吟良久,“感觉就像又回到了当年,仗还没有打起来的日子……”
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水乡,感受不到任何刀光与烽火的戾气,河水对面的山坳里,依稀升起袅袅炊烟,一片安宁、祥和的气象。河水的下游,隐约现出几个逆流而上的黑点,竟是几艘水乡的渔船。“喂——喂——”“船家——”黄昏群山环绕的河畔,回荡着喜极而泣的呼唤。
这些偏巧来到新安江畔的难民,都是乱世的幸运者。山水环绕的徽州,不啻为世外桃源。热情好客的徽州人,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的逃难者,而这些难民在徽州定居下来,又以同样的热情,不断接纳更多的乱世流民。
来自五湖四海的徽州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口音,世世代代在这里扎下根,把这片群山闭锁的土地,开辟为皖南地区最兴旺的重镇。宋朝以后,朝廷设立徽州府,下统六个县,即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日后被誉为“商圣”的胡雪岩,祖籍就是绩溪。开创理学的儒家巨子朱熹,则出生于徽州婺源县。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清官包拯,也出生在与徽州一江之隔的合肥。
群山封锁下的徽州虽然是乱世的避难所,但山多田少,地矿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的民谣,是徽州地貌的写照。随着人口的增长,到了元末明初,很多当地人都已无田可耕。
面对困境,流淌着祖先“移民”血脉的徽州人,再次选择了“走出去”。
徽州的山峦是闭锁的,而江水则是开放的、外向的,天然的环境铸就了徽州人的移民性格,以及勇于闯荡的进取精神。
顺流而下,新安江可以直达杭州。自南宋定都临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后,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沿海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苏湖熟,天下足”。不甘困于群山之间的徽州人穷则思变,或沿江而下,或徒步走出群山,到异地他乡经商谋生。富甲天下的苏杭地区,成为徽州商人的首选。
据史书记载,到明朝中叶的弘治年间,休宁和歙县等地的人口,30%在家乡种田,70%到异地经商。五百多年前的统计数字,如今已无从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徽州人外出经商者,已经占到了当地总人口中的大半以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史册上留下了“徽商”这个称谓。 中国明清时期的商帮,以晋商和徽商为首,是当今史学界的共识。和以长途贩运起家,并以“北票号,南钱庄”闻名天下的晋商不同,徽商的创业,大多源于小本经营和几代人艰辛的财富积累。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翻山越岭,来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到苏州……”这首数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当地民谣,道出了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无奈。
徽州自古土地贫瘠。近代的一些学者根据有关史料进行统计后发现,明清时期,即使在丰年,徽州全年的产粮,也只够当地人吃三四个月。为了生存,徽州人只得脱离农村,背井离乡外出经商。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说:“中家以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由此可见,大多数徽商在经商之前,都处于“无田业”的贫困状态,没有较多的资本。
根据徽州婺源、休宁等地的县志记载,即使日后经商有成荣归故里,得以名列其间的“名商”,也大都出身贫寒,不得不从小本经营做起。
婺源人李士葆家贫离乡后,20岁来到芜湖,为当地的中产之家做佣工,收入甚微,直到年逾四旬,依然一贫如洗。后来,他向别人借了些钱,开始做小买卖,凭借一点一滴的积攒和一套把生意做活的本领,逐渐积累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晚年,他把上千两白银全部捐出,为家乡商人修建会馆,因此留名青史。
明朝成化、嘉靖年间的歙县人黄豹,自幼家贫,于是走出家乡做了货郎。他一度在湖广地区当小贩,不断积攒微薄的利润。多年之后,黄豹带着这笔钱来到千里之外的扬州,投资经营盐业,历经三年的惨淡经营,在当地盐市上成为规模较大的商户。黄豹死后,他的儿子黄镝子承父业,几十年后成为当地盐商中的头面人物,甚至多次为当地官府出谋划策,其建议多被采纳。P2-4
静下心来,探寻百年商帮的风云际会,感悟辉煌财富背后的商业智慧,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重农抑商”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历史上,商人是逐利者,他们受尽打压和冷落。然而那些血脉里流淌着商业气息的商人们从不停歇,他们伺机抓住每一个机会,走南闯北,货通天下。。
1840年的国变,使年老的封建王朝终于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而呈现在它眼前的是全球商业贸易正通过所有可以启动的轮船机车驶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空前的财富。这是一种观念的革命,财富从此变成一顶桂冠,获得它们的人才有权利佩戴。这些头戴桂冠的商海精英,成为一个个新的传奇,被人颂扬,广为流传。
确切地讲,他们的确有资格被称为“传奇”。
当太谷平遥的晨曦里走来新中国金融业的乡下祖父的时候,当胡雪岩们整理好顶戴后,坐下来谈生意的时候,当第一条红头船驶向先辈们从来没去过的“南洋”的时候,当挑担货郎穿行在义乌的大街小巷的时候——他们就注定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是财富王国中的圣经。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他们。
乡下祖父说,我是晋商,我最富。
胡雪岩们说,我是徽商,我是商儒。
红头船上穷小子说,我是潮商,海外有金。
挑担货郎说,我是浙商,针头线脑能发家。
这就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浙商。曾经,他们有着辉煌的先辈,丝茶、瓷器、钱庄票号、海货洋玩是他们的聚财之宝;如今,他们创造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苏宁、比亚迪、百度、富士康、腾讯、国美、阿里巴巴、义乌小商品城……可以说,这些名字本身就是财富的代智词,他们必须被写进历史。
商帮传奇系列正是从此处人手,由远及近地剖析四个商帮的历史传承和今天的发展。通过宽广的视角,生动的素材,深人浅出地将晋商、徽商、潮商、浙商四大商帮的精彩故事娓娓道来。往事不能尽述,我们只能从精选的素材里体味商道的真谛。
商帮传奇系列共分为四部,本书是其中之一。自明朝中叶以来,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并被誉为“儒商”,几百年来一直名商辈出,清朝的“红顶商人”,徽商占了一大半。近代以后,传统徽商全面衰落,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徽商在浴火中重生,创造了很多举国皆知的名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今徽商波澜壮阔的商海沉浮历程,对当下的商界和有志于创业从商的人士,都有很多借鉴意义。
商道沧桑,虽历经风雨,却始终承载着中国商人的精神,潜藏着无尽的商业智慧,指引着在路上的人们,由成功走向成功。
闻悉本书即将出版,不胜感慨。本书从最初的调查研究到中途的设计与写作,再到随后的审阅出版等,经历了一个艰难且辛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围绕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我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包括资料收集论证上的协助,具体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以及心智上的点拨。
尚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创作融人了团队的智慧,我们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参与了本书的撰写或资料调查、收集和分析工作。这些人包括:孙健、洪少萍、李瑞文、秦术琼、宋松红、谭海燕、谭汉贵、王晓荣、杨选成、袁雪萍、孙东风、孙丽、杨兵、孙科炎等。
在此,对以上人员衷心地表示谢意!
作者
2011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