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是指从死亡线上又获得生命机会的人，“大难不死”是指劫难之中生命的顽强。没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体验，也不希望一生中有这样的经历。在本书中留下人生记录的韩子栋、郭德贤、傅伯雍、刘德彬、郑业瑞、任可风却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生与死”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工作紧紧的关联。在极为复杂的人生中，无论是面对审查、无论是面对“运动”、无论是面对怎样的现实，他们始终保持一个态度：相比我们的战友，活下来看见了新中国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他们能够摆脱荣辱祸福的恩怨纠缠，对痛苦、对欢乐、对荣誉、对打击，甚至对疾病，从来都是处世不惊、精神不垮。

本书是已被解密的1949年白公馆、渣滓洞的部分脱险志士的回忆录，其中以傅伯雍、韩子栋的两篇文章为主，详细地记述了曾经被关押在歌乐山秘密监狱中的革命者的真实生活。

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001

忆宋绮云烈士在狱中的二三事／074

缅怀先烈伟绩——关于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谭沈明的情况／091

寻觅“快活岭”——写在张露萍烈士殉难45周年之际／102

深深怀念我的爸爸韩子栋／113

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137

终生不悔跟党走／235

作证歌乐山——记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264

悲情无憾的革命者——记白公馆脱险志士郑业瑞／271

气质特殊的革命者——记白公馆脱险志士任可风／288

加入国民党的始末

我在民国十五年(编者注：1926年)，在聊城省立二中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搞工运工作，后来又改到鲁西南搞农运。我注意的是阳谷一带晒小盐的盐民。北伐军到山东后，盐民们要求公开晒卖是很合理的；小盐是盐民在一种碱性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根本没有违禁。而且这种土地，只能产盐，不生产粮食，既强迫人民完粮纳税，又不准晒盐，天下岂有此理。无耻的国民党初则推拖支吾，继则干脆说卫生署化验小盐有毒，余愤而走济宁，在教训班任课。

五卅惨案后，山东工业区淄博煤矿工人，数与日人(编者注：日本人)运用包工们领导的民团、红枪会发生相当大规模的械斗，互有伤亡。日人亦有因此失踪者，无耻的国民党，既垂涎此工人区的领导权，又无人能活动得成功，国民党省党部欲派余前往，余初不肯，后因余所在之训练班，变为改组派、CC(编者注：国民党“CC”派)角逐之所，我在那里亦觉无味，于民国十八年(编者注：1929年)夏末，赴淄川组织煤矿工会。

有一个湖南人周月波在淄川鲁大煤矿大洪地区活动已久，工人们很信仰他。工人们和民团、红枪会的斗争，是他领导胜利的。他在鲁大煤矿已组织了工会，厂方很恨他。我到淄川去时，国民党省党部刘涟漪就教我注意监视他，如果必要时就逮捕他。

余到淄川并未马上组织工会，也未说明我是去组织工会。我调查厂方的各种情况，人事的纠纷，劳资对立的情形，公司与包柜的关系，里工外工分裂的原因，周月波与李文诚等之磨擦等。

周月波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确实有一部分工人信任他。周月波自己也知道厂方恨他，政府党部注意他。我再三向他说，只要他没有其他轨外行动，愿和我共同组织工会，我能保证他安全无事，我并且郑重声明不与厂方勾结，不出卖工人利益，我要求他与李文诚、颐炽等的磨擦立刻停止，里工与外工的分裂．尽量想方法消除。得到了他的同意后，我向国民党省党部建议，就现有之工会成立淄博区矿业工人总工会，暂以周月波、李文诚等为委员。而省方竟以余及汪锦芝等7人为委员，组成淄博区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经费每月竟定至2200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月波，并说明我不就职。周月波极力劝我就职，并愿以全力助我工作。淄博矿区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委员们洋服革履，派头十足。吃喝应酬，唯恐落后。我除和周月波就原有之工会，注全力组织鲁大工人外，且处理日常劳资零星纠纷，筹备会委员们初则意见纷纭，枝节横生，继则落得“一推六二五”，拿钱不管事。伤脑筋的事任予处理，成功、胜利共享，失败由我一人负责。他们说风凉话，当事后诸葛亮。余因有周月波之合作及处理日常工头与工人间的小纠纷获得了胜利，在工人问的威信日渐提高。日籍工头因打工人向工人赔偿道歉等，认为有失大和民族的尊严，愤而辞职二人。

“五四”运动时留学日本帝国大学，领导反日运动，被驱逐出境的杜中，这时在鲁大公司总务科工作。我很尊敬他，公司的事情他也给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当时工会筹备会已无形中成了畸形状态，筹备会委员们认为我包办工会，由于嫉妒渐生愤懑，但事实所逼，亦无如何时，杜中有一次对我大加赞誉，说我是少年英俊，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如能找个机会出国考察研究二年，将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一定更大。并谓钱川(日人，公司总务科长，是鲁大实际的负责人)、各包柜对我也极敬仰。如果我能根据总理的劳资协调原则，把鲁大，的劳资关系做更合理的整理，我相信他们(钱川、包柜等)一定愿以朋友的名义，捐募数万元，为韩委员出国时的费用。我说：我向来处理任何劳资问题，都是绝对根据“三民主义”劳资协调的精神，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如果你发现哪个人不根据劳资协调的原则，拿阶级斗争的理论，挑拨我们劳资的感情时，我愿立刻加以纠正，必要时可通知政府逮捕。请你给他们说：“用不着给我筹学费，我绝对根据劳资协调的原则，处理劳资问题，他们尽可放心。”

十一月间，我因为布置取消包工制试行八小时制，“借零钱”(厂方发工资时不发分厘等零钱)等问题，发动工潮。资方允许自即日起，工资照实发放，工人要求清算过去的账目，资方愿出二千元了事，工人不肯。正在僵持不下时，余得一友人讯，教余即速离开淄博，愈快愈好，切勿迟延。余得讯后，知有变故，急将此讯通知周月波，乘夜车离淄川。原来国民党中央给我定了一个图谋暴动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周月波逃出后，民国十九年(编者注：1930年)内战时，又潜入淄川，遭国民党逮捕杀害。

加入共产党后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中国大学读书，兼营春秋书店。我在春秋书店经常翻印“左倾”读物。如《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世界史纲》、《文学的理论》等，均先后翻印过。我当时希望出一本又浅近又完整的经济学著作，经周怡介绍，武老先生给我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油印中文本，拉比多所著《政治经济学》，叫我出版。因此与周、武的来往渐多，我记得有一次周怡拿了一份《红军告农民书》(记不清楚是不是告“农民书”)，叫我想法印五千份，我毫没迟疑，欣然应允。周笑谓：“你不怕吗？”我说：“有什么可怕的。”

民国二十二年(编者注：1933年)春，经周怡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武先生派我打人“蓝衣社”内部工作，直接受武指挥，禁止我和色彩重的人物多往来，叫我在外表上成为落伍、右倾的反动人物。这一点我始终没做好。

我经孔福民、杨大卫的介绍，举行了宣誓仪式，正式成为“复兴社”(即“蓝衣社”，他们自称“复兴社”)的社员了。社员的任务：开会、收集情报、介绍新社员。我那小组内有学生、有教员、有市党部职员。起初我只能得到与我那组有关系的事情。“复兴社”严禁社员发生横的关系。这种规定起初对我的障碍很大，但很快地被我克服了。我得到党的允许，开始布置工作关系，我发动国民党员，尤其是国民党的公费生，加入复兴社，先后有袁聘之、崔连儒、杨宗周、张希内、顾大光、刘金铠、赵伯涟、张鹤民、杜方策、王永福等相继加入，关系既多，我的工作就不限于我那一组了。但这些人中，除张鹤民思想略进步，顾大光无所谓外，其余均甚落伍，没有接受进步思想的可能。他们散在各组中，我虽能很技巧地从他们口中知道些“复兴社”在各大中学的人数、他们所注意的分子、活动的情形等，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P5-8

“死里逃生”是指从死亡线上又获得生命机会的人，“大难不死”是指劫难之中生命的顽强。没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体验，也不希望一生中有这样的经历。但在本书中留下人生记录的韩子栋、郭德贤、傅伯雍、刘德彬、郑业瑞、任可风却是这样的人。在我同他们太多数人的交往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豁达”！从敌人的大屠杀中能够逃生，“别人都死了，你为什么能够活下来”？这是他们首先遇到的“审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有例外。在他们的一生中“生与死”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工作紧紧的关联。在极为复杂的人生中，无论是面对审查、无论是面对“运动”、无论是面对怎样的现实，他们始终保持一个态度：相比我们的战友，活下来看见了新中国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他们能够摆脱荣辱祸福的恩怨纠缠，对痛苦、对欢乐、对荣誉、对打击，甚至对疾病，从来都是处世不惊、精神不垮。在他们生命延续的每一分钟所做所为，随时都在与自己的战友做心灵的沟通，“我们活着是为了他们”！这是他们常说的话。

韩子栋，从第一次与他见面到最后一次，他都是在为自己的小战友宋振中“小萝卜头”的事情奔波。他坚持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宣讲“小萝卜头”的故事，在为各个学校建立“小萝卜头”班队而做工作……

郭德贤，数年来一直关心着那些死去战友的后人，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生活而努_力执着地找有关部门、找有关人员，落实政策、落实待遇，甚至经常拿出自己的收入去帮助他们……

傅伯雍，协助纪念馆收集史料，寻找相关的人员调查情况，不断的整理烈士的史料，为了能够让那些死去的人精神永存，为了让那些死去的人们的事迹不被遗忘，他持之以恒地坚持写作、坚持传播烈士的事迹……

任可风，一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硬汉子。他语言简朴、说话直率、为人耿直，是那种眼睛容不得一点沙子，是非、爱憎都表现在脸上的人。每次参加纪念活动，他都要紧紧的与我握手，那力度是他内心语言的表达……

郑业瑞，历史注定我无缘与他相见，他带着遗憾较早地离开了人世。在采访他妻子余淑芸的时候，她送给我两盆铁树。这铁树10多年来已经分成了好几盆，长得非常的茂盛，我一直记得她跟我说的：“铁树是一种个性突出，不怕严寒、酷暑，四季常青的植物……”

刘德彬，在我的印象中他少言寡语，为人忠厚。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坎坷”二字，但是他一生都有_个不可更改的信念：我是党员，我是一个幸存者，有什么想不通的、又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还有许多的脱险志士。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们是最有生活艺术的人。理想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为人类共同的理想而活着！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使他们从不沮丧，面对困难始终百折不挠。走自己认定的理想之路而义无反顾，随时学习、随时调整和纠正自己的短处，绝不．文过饰非。宽容大度，有博大的胸怀去为人处世，有洒脱的态度去对待人世百态，面对一切总是坦然处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观向上总是保持生命的活力。

“世界上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脱险志士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真诚、热情、谦虚、勇敢、坚定！他们立身处世的法宝——豁达。

厉华

2010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