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自从班固编纂成第一部断代史以后，传统的史书都是以中央王朝或某一政权为体系的，反映在地图绘制上也是如此。直到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出版《历代舆地图》，也只反映历代中原王朝，而不包括边疆地区的非汉族政权，尽管这些地区早已是清朝版图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的史学家大多已经注意到并在实际上打破旧的王朝体系，但如何确立新的体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是其中一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以今天的中国领土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根据这种说法，凡是在今天中国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的疆域区划都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否则就不算中国。但是最大的矛盾是：今天的中国领土比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已经减少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一二千年前就已受中原王朝行政管辖的地区。如果根据这一原则画地图，连一幅清朝的疆域图都画不完全。同样，历史上不少中原王朝的领土也无法复原。这种观点还会引出一种奇怪的逻辑：似乎汉唐时中原王朝与朝鲜、越南的关系一概均为“国际关系”，而置这两国当时曾经是中原王朝正式行政区域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另一方面，历史上在今天中国境内一些实际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政权或自治地区却又不得不解释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似乎中国的疆域自古以来就是那么大，二三千年来一成不变。
另一种意见是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及传统史家承认的地区性政权为历史上的中国。对中国今天一些边疆地区，为了证明它们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只能寻找它们对中原王朝的“归属”关系，不管是名义上的臣服，或者是打着“朝贡”旗号的贸易，甚至是中原统治者或学者一厢情愿的宣称，都列之为“历史证据”。而且为了突出“自古以来”，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早已被证明为并非信史的“文献记载”。尽管如此，还有的地方连这样的“证据”都找不到，于是就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
这两种意见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没有摆脱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影响，不承认历史上中原之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因而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20世纪50年代末，当决定编绘一部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包括边疆的和非汉族政权范围在内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如何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如果说在编写论著时还能有所取舍或详略的话，绘制地图就不能有丝毫含糊。
图集最终确定的原则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又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谭其骧主编，共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简称《图集》）对中原王朝超越这一范围的疆域，同样保持其完整。
根据这样的原则，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边疆，都得到了反映。分裂时期自不必说，即使在传统的“统一”时期，也画出了境内同时存在的各个政权，如西汉时的匈奴，东汉时的鲜卑，唐时的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明时的亦力把里、鞑靼、瓦刺。有些民族还没有明确的疆域或政区，有的虽曾有过却已经无法查考，也在各时期的总图中画出了它们的地点和大致范围，如西汉时的鲜卑、乌桓、夫余、肃慎、以羌，东汉时的挹娄、沃沮、高句丽，唐时的靺鞨、室韦、葛逻禄、黠戛斯，明时的叶尔羌、土鲁番、鞑靼土默特部。对上述第一类政权，同样选择它们历史上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或最大的疆域人图，如吐蕃即以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为标准年代，显示了它北至天山山脉，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东到陇东、四川盆地西缘，西至帕米尔高原这样广阔的领土。同时对中原王朝的版图也作了完整的描绘，如西汉的郡县东至朝鲜半岛中部，南至今越南南部；唐朝的辖境一度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咸海；元朝的岭北行省直抵北冰洋，辽阳行省东临鄂霍次克海；都未受今国界的局限。对于历史上一度归属未定或不明确的地区，《图集》采用了不画界，用着色示意或为两不管地带，或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还有一些地区，尽管一直没有建立地方政权（或者至今没有发现），却是由当地民族自己经营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归属于中原王朝或其他的政权，如17世纪以前的台湾，《图集》也如实作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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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和近事》编定于1995年8月，1996年1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承蒙读者厚爱，2003年重印了一次，2007年出了第二版，累计印了22000册。但近年来仍不断有友人索书，有读者求购，似仍有重印的必要。最近获梁由之兄热忱相助，商定由九州出版社出一新版。
这几年已有几种拙著重版，为不使读者误以为是新著，我都要求不改原名，并在编后记中写明与原版有何区别，此次也不能例外。
除改正了原书存在的错字外，有两篇文章增补了一些内容。《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此后收入我主编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启示录》时，曾补写了宋徽宗和北宋覆灭部分，《“开风气者”与“为师者”》一文也曾根据新获得的资料作过增补，都已补入。有的文章在原书结集后再发表时有过修订，这次均以最后修订稿为准。
梁由之兄建议我增收若干与此书主题相符的旧作，我选了三篇。其中两篇都写于1995年前，是当时因篇幅所限而未编入的。另一篇虽发表于1997年，但是发表于1995年的《我们应有的反思》的延续和补充，同样反映了我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和观点。所以这个新版依然是我1987年至1996年这十年间的真实记录。
在我年满七十时重新翻阅四五十岁时的旧作，感到有些文字还可写得更好，不无愧怍。但自问没有误导读者，所以二十年后还能再版，或者当时虽属超前，今天尚未过时，自然倍觉欣慰。
葛剑雄，2015年12月15日
自从我的第一本专著《西汉人口地理》在1986年问世以来，大大小小的书陆续出了几种，却没有想到过要出这样一本并非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集的书。承《读书》编辑部好意，促使我选出近年来发表过的或将要发表的二十几篇文章汇编为这本集子。在即将出版之际，似乎还应该写上几句话，作一开场白，我想还是将它们的来历略为作些说明吧。
这些文章内容很杂，只能大致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几篇与我的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和我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有关的文章，大致按题目的大小排列。第二组的九篇是读历史书后写的札记或感想，按涉及的事件或人物的先后为序。第三组是对季龙（谭其骧）先师和杨联陛老师的回忆和怀念。第四组的内容是对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教育、人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发表的一些意见。最后一组谈的是人口、移民与环境，也是世人瞩目的问题。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是1989年发表的，其余大多是这两三年间发表在《读书》、《东方》和上海一些刊物上的，也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选编时仅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文字改动，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让读者能看到它们的原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感到它们依然代表着我现在的看法、观点和感情。
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近十多年来的研究集中在人口史、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还参加了几项国家科研和文化项目的工作。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指导研究生也是我的本业。这些“业”，我倾全部精力犹恐不足，是很难有“余”的，何况我是三十三岁才开始学业的，所以多年来已很少有什么业余的时间了，在1989年前我基本上没有写过论文和专著以外的文字。这一年，我写的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年后，我又写成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两本书的印数远在我其他学术专著之上，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的反应之大也出乎我的意料，我所了解的读者至少包括理工科大学生、公司职员、农村知识青年、港台和海外华人，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还有一位挚友当时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写法注意了适应非专业的、年轻的读者的需要。这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使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写成的学术专著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成果在为专业人员利用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所知所用呢？
因此，我对移民史和人口史两个项目的成果作了这样的计划：一套二三百万字的多卷专著、一本三五十万字的专著、一本十来万字的普及性小册子；前者已基本完成，后者正在进行。此外，我还不时将自己读书和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写成供大众阅读的文字，这就是本书中多数文章的来历。《读书》等刊物不断增加的订户给这些文章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使我听到了不少在校园和书斋中听不到的意见，这又刺激了我新的写作欲望。而脉望兄的不断诱导或催逼，最终使欲望变成事实。
文章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只是我的视角往往出于历史，是从历史看现实。这或许是一种优势，或许正是一种局限，反正已经写出来了，不妨由读者们评说。友人曾戏问我是不是要搞影射史学，我断然否认。也有人要从我的文章中寻找有何微言大义，我觉得即使他们能发现，也未必是我写文章时想到过的。如果把历史比为镜子，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而我想做的，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使镜子更加平整，至于照出来的尊容如何，跟我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
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一本由钱谷融、陈子善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等蓝色沉入黑暗》，其中竟收了我怀念季龙先师的《悠悠长水》一文。我想，编者看中的绝不是我的文笔，而是文中所记先师的嘉言懿行。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除了直接记述先师言行的几篇外，还有几篇也是在先师的教诲或启示下写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评论的文章不止一篇，但先师认为对《图集》编绘的理论根据仍阐发不深，鼓励我另写一篇，这就是《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一文的来历。1990年我们在上海举行庆祝先师八十寿辰的学术讨论会，我的报告就是这篇文章。《古来北京知多少》一文最初是我的一则读书笔记，由于我发现的几则称北京的例子是先师原来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所写“北京”一条所无，他在赞许之余就将它推荐到《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上发表，又命我写成补白，刊于由他主编的《历史地理》上。先师对冯道的评价使我重新翻阅了有关史料，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以后写成《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我曾向先师禀告对骊轩县得名的分析，得到他的肯定，使我在写《天涯何处罗马城》时有了更大的把握。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这两篇文章，更没有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开始编集子时就在考虑用什么名字，拟了一个“往事和近事”，并不十分满意，却又想不到更好的。不过，这个名字有个很大的好处，用个时髦的词就是“模糊”——从古至今，又有什么事不属于往事和近事？或问：既以往事和近事并列，两者区别何在？答日：这只是就笔者写文章时而言，已成历史的是往事，还在进行的即近事，介乎两者之间的不就是往事和近事吗？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1995年8月31日
《往事和近事（精）》是葛剑雄先生的名作之一，也是一本典型的常销书。书中既有事关中国历史地理和统一与分裂话题的文章，又有读书尤其是读史书的札记或感想；既有对师辈的回忆和怀念，又有对社会热门话题的直陈己见；还有若干篇什，以专业背景，谈论人口、移民和环境等世人瞩目的问题。全书不乏学术性，又接地气。内容精湛，视野开阔，历久弥新，广受欢迎。
《往事和近事（精）》是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的研究文集，具体收录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天堑何曾限南北》、《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11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浩劫中的忘我追求》、《最忆康桥风雪时》、《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等文章。本书的文笔生动好看，堪与作家媲美，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常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