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本书收录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袁世凯《戊戌日记》及陈庆年《戊戌已亥见闻录》四种，从不同角度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

本书收录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袁世凯《戊戌日记》及陈庆年《戊戌已亥见闻录》四种，从不同角度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

清廷戊戌朝变记 苏继祖/1

 序/3

 戊戌朝变纪闻/6

 跋戊戌朝变记后/38

戊戌政变纪事本末 梁启超/41

 百日维新/43

 政变正记/55

戊戌日记 袁世凯/61

 序/63

 戊戌日记/65

 自书戊戌纪略后/73

 跋/75

戊戌己亥见闻录 陈庆年/77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79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113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三日，下诏定国是，行新政。

自甲午乙未兵败，割地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屡言而驳之，上愤极，往往痛哭而罢。惟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前曾拟变法诏勅十二条，商及恭邸，为恭邸阻之。有与翁不和者，暗中谮于太后，谓翁取悦于皇上，妄思改变成法，此肇乱之道，恐其蛊惑皇上，宜早防范。翁之前此出毓庆宫，即因此也。

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其为人虽无足取，然启诱圣聪，多赖其力。朝中守旧诸大臣皆忌之，呼翁为老奸巨滑，呼张为汉奸。至廿三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益忧惧，至今春，乃谓庆王曰：“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庆邸请于太后，始闻甚怒，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力劝，始允曰：“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庆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于是商诸枢臣，下诏定国是。

四月二十四日，太后召见庆王、荣相。(说为陵工事，不知尚有他事否？)

四月二十五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上年冬，德人占胶州，康有为来京上言，极言事迫万分，亟须变法自保。上览奏，欲召见面询，为恭邸阻以成例，四品以下不得召见，命大臣询问代奏可也。上从之，令总署王大臣详细询问变法大计，并令告知，如有陈奏事件及著述书文，即由总署代陈，勿许阻难。此正月初间事也。至四月，恭邸薨，上始得与翁常熟一德一心，商办变法事宜；又值太后许假事权，故敢下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焉。

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否则王大臣未见，未虚心下问也。是日太后又召见庆王、荣相、总管内务府王大臣等。

四月二十七日，朱谕罢大学士翁同龢。

翁为皇上二十馀年之师傅也，谊甚亲密，自醇贤亲王薨逝后，益与之亲切；上之操危虑患，翁亦俱能仰体。现虽罢其毓庆宫，仍在枢廷行走，可以日近天颜。自甲午之后，阅历时艰，恍然于强弱存亡之所在，近日辅翊皇上，筹画新政，仅其一人；曾保荐康有为，才堪大用，甚为满朝忌而恶之。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有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为此来，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亟宜防备之。”恭邸阻见康有为者，盖有先人之言也。近见恭邸薨逝，康复见用，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乃极力排挤谗谤皇上及康也；因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

又召王文韶迅速来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荣禄暂署。

四月二十日后太后召见庆邸、荣相、刚相，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同对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伏地痛哭，言奴才婉谏，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穌能承皇上意旨。刚又哭求太后劝阻。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此时军机大臣恭邸薨，礼邸病，刚暂领衔，自此气焰日炽矣。

翁既罢，太后意令荣相人值枢廷，力辞，并谓去一汉员，仍宜补一汉员，太后改用王制军。荣相自求北洋大臣，意在揽握兵柄，且目中久已蔑视皇上，今更不满意于变法，借此可远避之。并与太后密商，以皇上任用匪党，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陆军可资镇制，太后深谓然。即日请训，太后连日召见赏膳，午后召对，密语甚久，皇上心甚疑惧。

缘荣相与皇上久不相能，其无君神情，每见于面，上深恨之，又以太后所喜，畏不敢言；以前媒蘖诸端，上亦有所闻，继见连天召见密语，益疑之。而荣相却早已商请太后垂帘，今将出京，又再三恳请。太后曰：“非图安逸，恐又招揽权之讥。”荣对曰：“揽权者，臣下之谓也，非所谕于太后。明事人断无是言，不明事者何足重轻。”荣曾于皇上决意变法之时，四月初间，遍邀王公大臣，联衔恳请训政，又命贻穀邀致讲读输詹等官，李盛铎、杨崇伊邀致御史，皆联衔吁恳，兼参劾康有为辩言乱政，私立保国会，白日集聚千人，举国骇然。奈人各一心，奔驰数日不果。其必欲联衔人奏者，亦太后示意也。

荣相久已蓄志北洋，近数月以来，于北洋将士加意笼络，于袁、聂、董三军尤甚。

荣有世交，以知府分发直隶，曾托王制军照拂，荣告以不必忙，王夔石亦太猾，少待数月，或在我到北洋云云。此丁酉冬月事，可见荣早有成见也。

恭邸初薨，太后欲往天津阅兵，皇上谏止，太后甚怒其阻挠，此举荣相迎合者也。据云连日召对，所商即游览天津之事，此说甚合。尚有人说，此亦荣属人奏请者，盖以阅兵为名耳。

又召京外二品以上大员，俱着具折，诣太后前谢恩。

又张之洞着无庸来京。

甲午正月，有内务府大臣某，私诣太后前碰头，上斥其不懂事。盖既归政，凡大臣遇太上皇皇太后有赏，应由皇上代奏谢恩，示尊崇也，太后反疑皇上禁制。近日与亲信大臣言及，深恨皇上监制于己。某大臣乘便言到康有为蛊惑乱政，大小臣工，竟有附和求荣者，臣深虑之；太后不肯垂帘，亦须接见臣下，以制其妄为之心，否则日久更无忌惮，彼时恐太后收笼不住。太后然之，故有是诏。

南皮张制军，久矣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人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本欲以两江久任之，乃本任刘公，内则贿结宦寺，外乞援权贵枢臣，屡为刘公请旨回任，上迟疑不允，竞以懿旨压制皇上，而回任焉，上至今犹恶之。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挠，得借沙市教案，令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梁，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

窃谓为惜张公未来之说者，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张之未能到京，正天之所以福张公，或有待于将来也。独不见翁常熟、张侍郎、陈中丞乎？当太后许假皇上事权之日，已有深意存焉，况媒蘖者日伺其间，一张公之力何能補救于万一，徒自取祸耳！于我皇上及一切新政又何益焉。闻直督裕公人值枢垣，因未敢如众人之拂忤皇上，曾恭奉新法之诏，竟不见容于朝，遂使出督直隶，夺其事权，以为异己不逆君者戒。使张公入朝，能于新政一扫而摈之乎？必曰不能。不能则不见容矣。请观八月以后，一概归复旧制，可想而知之。举朝之行事用心，于此等处，宜体会之。

P6-11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新中国未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