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宽容》一书中，房龙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寻找不同宗教派别冲突背后的深层根源，揭示了一幕幕因“不宽容”而造成的悲剧，同时描绘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画卷。他以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问题为根本，向人类的无知和偏见挑战，深入浅出地传播了知识和真理。正因为《宽容大全集》中洋溢着这样一种追求自由的人文情怀，所以在出版后近一百年内一直畅销不衰，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思想启蒙之书。

《宽容》是一本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作者房龙，以深厚的人文观照及倡导思想自由的精神，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借助于房龙极其著名的“宽容”之眼，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几千年来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

《宽容》的中文译本已经有近十种之多，本书选择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的译本，翻译者迮卫、靳翠微，文风优雅大气，忠实地将房龙俏皮睿智而不失典雅的风格，传递给读者，至今仍是国内最受推崇的译本，并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时代，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精神福音，愿它能为您带来阅读和知识的双重享受。

一、无知的暴虐

二、希腊人

三、桎梏的开始

四、上帝的晨光

五、囚禁

六、生活的纯洁

七、宗教法庭

八、求知的人

九、向书开战

十、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十一、文艺复兴

十二、基督教改革运动

十三、伊拉斯谟

十四、拉伯雷

十五、旧时代的新招牌

十六、再洗礼教徒

十七、素兹尼一家

十八、蒙田

十九、阿米尼斯

二十、布鲁诺

二十一、斯宾诺莎

二十二、新的天国

二十三、太阳国王

二十四、弗雷德里克大帝

二十五、伏尔泰

二十六、百科全书

二十七、革命的不宽容

二十八、莱辛

二十九、托马斯·佩恩

三十、最后一百年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中英文人名地名对照

第八章 向书开战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除，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赦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人作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像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像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作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弥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正像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他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像，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庇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都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公元1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以弗所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以弗所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几。

但是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亵渎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古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15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1453年至1500年的暂短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竞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干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忡。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16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注：Tacitus，公元55-120年，古罗马历史学家，历任执政官，行政总督等职)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P104-109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1925年。现在已经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做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讲出来吗？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在哪一页与十五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惟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1940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七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都汇集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死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倒入这个呕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分，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拥戴，真是大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欣喜若狂，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强灌进对他们毫无妨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不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马上会被杀死。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起因，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首先看一下记录，看能找到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唐地珍视着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从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马上会嗥叫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勃然大怒。

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部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来说是多么有利。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对我讲，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会让一条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不很精通动物学，但我学到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从来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苟和于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这种安排总不能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许多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任何基础。我给你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更荒谬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小农，但他们却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人们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我们最熟悉的只是塔希提的人——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万里之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们看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异己，不体面，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得躲远一点。

就连那些可怜的人也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上帝的人”。

在这个触目惊心的规律中，乍看起来希腊像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惟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种族的人。他们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这暴露了他们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粗率无礼地称他们为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心胸宽广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认为他们是劣等人。

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水平一样，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三以上的数，但却十分得意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说，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们显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

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低于旁人。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他们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做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大惊小怪不免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这一点我就谈这么多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特定的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已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成团，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像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好像从未谈过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还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它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他们就像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马上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狭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远沦入地狱，因此便严厉镇压他们，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一试在“惟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4世纪。从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们偶尔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不来自下层，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马。

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能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太乐观了，又忙于勘探大陆的资源，以至于觉得有了这口大熔炉就能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各种各样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又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讲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是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将来做出细致的计划。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像一场飓风。这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于穷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消除这些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一毛未损的人们，兴致勃勃地只顾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变成了废墟的大厦。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遗弃的里弄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凉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那儿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聚集一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是在荒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弯曲小街里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饿得受不了，便逃了出来，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就像十七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入学校，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惟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是的，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在的现实，把它们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归，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图景。我们自己(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常备不懈，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就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把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我就所理解的当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进来。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暂时丧失了许多领土，因而多少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作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想法。它们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辰做好坚实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和永久的理性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场斗争，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欢呼——他们使人类解脱了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