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启示录（2怦然心动）》作者甘本祓根据自己旅居美国加州二十多年的经历，观察山景城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记录其中的精彩故事。在这其中，作者以晶体管发明人肖克利的成长为红线，用浓墨重彩、生动有趣的笔触描绘了许多科学大师拼搏创新的成长历程和引领风骚的卓越贡献。

创业创新，时代强音，全民去搏，万众去争。甘本祓编著的这本《硅谷启示录（2怦然心动）》献给你，看看人家怎么拼。如何求学解惑，如何发明创新，如何宏志报国，如何获奖受勋。麻省理工享誉世界，加州理工育出名人；反潜作战组的丰功伟绩，贝尔实验室的传世创新；肖克利的成长，莫尔斯的攀登；物理将军布什，爱因斯坦风云；布莱克特、莫尔斯，米切尔森、密立根，罗斯、布朗、康普顿，贝尔、塞兹、戴维逊……长长一串名人谱，悠悠一卷异国情，欲知其中新奇事，带回家去慢慢品。

序言

前奏

天才探路

 童年往事

 少年时光

 庙小神灵大

 爱因斯坦风云

 物理学奇迹年

精彩岁月

 大学生活

 研究生岁月

 圣殿新星

海军谋士

 杂技团与鹰和狼的较量

 布什的战争科技交响乐

 反潜作战研究组

后记

这是为什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分析植物问题，他得心应手；面对这个物理难题，他束手无策了。但是，这个现象太奇怪了、太有趣了！布朗兴奋地、耐心地记录下了他大量观察的一切细节。由于未分析出原因，因此他也未将其公之于世。

30年后，1858年，大英博物馆植物部主任布朗教授逝世了。植物学界痛失英才，人们怀念他对植物学、细胞学的卓越贡献，着手整理他丰富的观察、研究资料，为他举行纪念性学术集会，探讨他对植物学的贡献，用他的名字命名一些澳洲的植物。与此同时，大家却还发现一大堆与植物学无关的观察笔记和实验报告，记录着液体中各种悬浮微粒的运动资料。它们使植物学界惊异，也让物理学界哗然。

运动、特别是微粒的运动，是物理学界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正是微观物理启蒙的年代，原子、分子在物理学界还是个悬案。世界是由物质组成，而物质是由微小的基本粒子（人们称之为“原子”）组成，对这个基本命题科学界都还在争论不休。曾经也有人观察过气体、液体中微粒（例如尘埃、颜料）的无序运动，但在学术界影响甚微。如今，突然冒出来这一大堆系统而详尽的观察资料，而且是由第三方（不是争论的某一方）得出，就更具客观说服力。于是，物理学界空前地用一个“外行”（而不是本行权威）的名字把这种运动形态命名为“布朗运动”，并掀起了一个研究布朗运动的高潮，也使布朗成了跨行名人而名垂青史。

如今，连小学生也会说：“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两个氧原子组成一个氧分子，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一个水分子，这都已经是常识。可是，退回去100多年，这一切都还是科学大师们争论的问题。

反对者说：“原子？分子？说起来轻巧。你见过吗？长得什么样？”

支持者想：“是呀，怎么能证明它们存在呢？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如今，有了“布朗运动”这个有力的汪据，支持者可以说：“看啦，那些微粒为什么会动，就是因为运动的水分子撞到了它们。反过来说，虽然看不见分子的运动，但这些微粒的运动就证明了运动的水分子在碰撞它们，也证明了水分子存在。”

反对者虽然不能否定布朗运动的存在，但是却不相信是“因运动的水分子碰撞”这个推论。

事实上，分子运动论在当时也还是一个让物理学家们揪心的问题。人们对气态、液态以及固态分子的热运动，还没有一个数学工具来表达，更没有一个像样的理论来准确地描述。于是，从理论上定量地分析布朗运动，并进而证明分子的运动和分子的存在，就成了物理学、特别是微观物理学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将迎刃而解，争论亦将止息。  由此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长征。在这期间，许多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验观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中最值得提的有两件事：

一个是理论分析上的进展。在19世纪60、7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Maxwell，就是那个推出一组方程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剑桥大学教授）和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在研究分子运动时采用了对大量分子进行统计处理的新方法，而不是研究单个分子的行为，即所谓“麦克斯韦一玻尔兹曼分布”，这为从理论上阐明布朗运动铺平了道路。

另一个是实验手段上的进展。1902年，奥地利化学家齐格蒙迪（Richard A.Zsigmondy）发明了超显微镜，为对布朗运动进行更精确的观察和测定提供了技术基础。而他就因用它观测胶体粒子的布朗运动、阐明胶体溶液的多相性质，荣获1925年诺贝尔化学奖。还有一个瑞典化学家，名叫斯维德伯格（Theodor Svedberg）也是因用这种超显微镜观测金溶液的布朗运动、又发明了超离心机用于分散体系的研究，而获得1926年诺贝尔化学奖。

你看，围绕布朗运动，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相当“大方”，连续两年发了三个奖。由此就不难看出布朗运动在当时科学界处于多么关键的位置，同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没有给从理论上根本阐明布朗运动的爱因斯坦发奖是多么可叹。爱因斯坦的理论和这些实验验证使反对分子、原子的人口服心服，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从此科学界不用再为它们的存在操心了。”

其实布朗运动的魅力还不仅此，它的分析方法还广泛地用于其他领域。在很多随机现象的分析中都有它的身影，不仅在物理、化学、生物、电子等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乃至股票市场都广为应用，这也是布朗运动如此有名的另一个原因。

好了，插叙到此为止。下面接着说爱因斯坦的第四篇文章。

1905年6月发表的那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就是那篇寄到伯尔尼大学去人家说“无法理解”的论文。但它却集中了这些年爱因斯坦学术成就的精髓，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是物理学的一份真正的革命宣言。

它，就是后来大家时常挂在嘴边的“相对论”，但用的却不是相对论的标题。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爱因斯坦一反普通论文的常态，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繁杂数学，而是标新立异地提出了一系列与经典物理学格格不入的论点，引起物理学界一片哗然：一些人是真的不懂，一些人是不愿意懂，一些人是懂了也不想说。一些人是说了也不太懂……

P56-58

甘本祓先生的新作《硅谷启示录》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面世，发出了一个讯号：侨居美国20余年的科普作家甘本祓已重归“故里”——祖国的科普创作界，再度耕耘于神州科苑。

甘本祓是一位专家型科普作家。193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微波技术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1959年大学无线通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20年，1979年调入电子工业部，曾先后担任微波通信处和卫星通信办公室负责人，后赴美国硅谷工作20余年。他热心科普事业，曾于20世纪70、80年代活跃于神州科苑，先后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参加1979年第一届中国科普作协代表大会和1984年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协代表大会主席团，并任工交科普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多种报刊和丛书的编委。那些年，他奋力笔耕，常常一年中推出多本图书、写出多篇佳文，其创作总量已超过1000万字，广受读者喜爱，并多次获奖。例如《生活在电波之中》获“电子科普优秀作品奖”、“少年百科丛书优秀读物奖”、“国家图书奖”；《今天的科学》获“少年百科丛书优秀读物奖”。他还擅长写作科学散文，如《茫茫宇宙觅知音》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谁是电波报春人》获“世界通信年全国通信优秀作品奖”等。

我和甘本祓结缘于1980—1983年，在这期间我在中国科普作协会刊《科普创作》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我曾为他所写的散文《谁是电波报春人》《茫茫宇宙觅知音》中优美的文笔和诗人的情怀所感染。从此，我牢牢记住了“甘本祓”这个名字。一别20余年，不知音信，突然他运用娴熟的“信息”搜索技术，出现在我面前。知音重逢，其乐何如！一杯清茗，促膝长谈，说不尽的话题、叙不完的友情。由此，虽然中国与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若以“信息”为媒，仍能以夜当昼，“天涯若比邻”了。

旅居国外、封笔多年的他，对祖国科普界依然十分关心，创作热情未减。退休后，于2009年秋与神州科普界老友新知重聚，在我的邀约下不仅同意参加我们的“新视角科普系列丛书”编委会，而且与我商定了两个选题，《硅谷启示录》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2010年），他重修其成名作《生活在电波之中》，增幅两倍多，收入“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我曾在《大众科技报》著文《咫尺天涯皆有缘》予以评述。

在2012年10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的他被授予“荣誉理事”称号，这一终身荣誉是神州科普界对他的赞赏和肯定。

今年（2014年），除了这本《硅谷启示录》外，科学普及出版社已出版了他的《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2014年10月第1版第2次印刷）；湖北科技出版社亦出版了他的《茫茫宇宙觅知音》新版，收入“中国科普大奖典藏书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他一年中同时推出两本新著，重现当年锐意创作的风采，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实堪祝贺。

在本书中，甘本祓就是以他学者的锐敏、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思辨、诗人的情怀和优美的文笔向读者讲述着一个个动人故事、传播着一则则科技知识。

甘本祓在美国硅谷的核心地区山景城生活和工作了20余年，了解硅谷的沿革，熟悉当地的情况，有许多切身的感受和思维的沉淀。他为什么要创作《硅谷启示录》并在祖国出版呢？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美国产生“硅谷”的时代背景。

1980年，托夫勒的名著《第三次浪潮》指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变革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迄今已有200多年；现在人类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微电子学、生物学、空间科学、海洋学、信息论、控制论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工业群——信息电子工业、生物技术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业等，将取代传统的工业——钢铁、石油、汽车、铁路等的地位。新的技术革命将为未来社会带来三大特征：知识化、信息化、分散化。知识和信息将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将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而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趋向于分散，人们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终端，从事生产、设计、办公和接受教育等。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已经或将要取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引起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变化。

……

行云流水 作者在《小城故事》中，描写山景城景色的是“水”和“风”的咏唱：

一汪碧蓝的海水，穿过美国旧金山的地标——金门大桥，向南溢来。亲着岩石、吻着草地、追着海鸥、伴着帆影，终于在海岸线公园岸边停了下来；没有喧哗、没有焦躁，似乎怕惊动林间闲步的麋鹿，打扰蜂鸟和鲜花的私语，影响天鹅与鸳鸯的嬉戏……

只带来一丝丝清新的海风，从海岸线大道登陆，掠过成行的棕榈、高耸的红杉、盛开的玉兰、青翠的银杏，向右、向远处的圣塔克鲁兹山（Santa Cruz Mountains）和迪阿布洛山（Mount Diablo）低矮苍茫的山峦吹去。轻柔的海风抚摸的这片沃土，正是硅谷的核心地段——旧金山湾区南湾的山景城。一座人口不足十万、土地仅有三十多平方英里的、默默无闻而又曾经轰动世界的小城。

促膝谈心 作者运用优美的散文诗似的笔触，谈天说地、旁征博引，将山景城的故事娓娓道来；仿佛他就坐在你的对面，亲切、风趣地讲述着种种有关“硅谷”的奇闻轶事。

引人入胜 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文风所感染，而随着“风向”逐步进入了作者所解读的科学胜景。

1979年8月，周培源先生在《科普创作》杂志上发表文章《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文中指出，“质量好的作品必然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使它能够起到提高觉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发创造、促进生产的作用。要使我们的科普作品真正起到这种作用，就必须使科学与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1983年9月，《科普创作概论》（童道义、陶世龙、郭正谊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阐述了“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科普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三性的完美与统一”。我曾于1986年1 1月在《科普创作的三要素及其统一》中讨论了科普创作的三个要素——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达到科普创作的最高境界“三性的完美与统一”：“这三性之中，科学性是关键，是统帅，其他两性可以从科学性中生发出来，是科学的属性。这就是三性的统一。如果我们在写作时，弘扬了科学精神（追求真理、崇尚事实、不畏艰险、开拓创新）、传播了科学思想，同时在写作技巧上又挖掘了科学内涵的趣味，用科学的美去感染读者，这就是三性的完美。”

甘本祓的科普创作堪称“三性完美与统一”的范例甘本祓先生虽已年逾古稀。却仍勤于创作。祝愿他老而弥坚，福寿康宁！正是“书生老去雄图在，不信江湖有弃才”。

请允许我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作为本文之结束：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谁能与我共醉，相知年年岁岁／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

2014年9月18日

于北京平和斋

其实，我在故乡四川，论长住，总共只不过10年——最初是从1937年春出生至1943年冬，然后是从1949年冬至1952年冬。可是，那却是父慈母爱、共享天伦的10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10年，也是硝烟滚滚、地覆天翻的10年。后来，虽然也曾有几次回到过四川，但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最长的一次。是1962年，因任教的大学迁移，在重庆的林园度过了一年美好的时光。不过，现在重庆和四川却已“分家”了（真不知道应当庆贺还是感到遗憾）。

故乡啊，故乡！为我留下过多少难忘的芬芳……

我记得老家房前的楠木林，也记得屋后翠竹成林的小径；我记得犀浦镇中山室的圆桌小凳，也记得桂府中张大干的水月观音；我曾在少城公园的纪念碑下呐喊，也曾在华西后坝的幼幼桥头沉思；我曾在武侯祠品味三国，也曾在草堂吟诵过唐诗；我曾在长顺街头转过糖饼，也曾在青羊宫前买过面人；我欣赏洞子口的凉粉和陈麻婆的豆腐，也欣赏小馆中的甜水面和小贩篮里的大头菜夹锅盔；我回味为哥哥姐姐传递情书时的天真，也回味与同学切磋习题时的执着……

我记得，母亲教我背的第一首诗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也记得，我跟着父亲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一路唱下来，一直到把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唱成了《国歌》，我的童年也就结束了。

又过了两年，我就离开了成都、离开了故乡。本以为只是暂时的告别，终究会回去；但却未曾想到，居然越离越远，远到大洋彼岸来了。来到了美国的硅谷的发源地——山景城，而且一住就是20多年。那么，我为什么对山景城如此眷恋呢？

首先，是因为它能呼唤起我童年的回忆、故乡的情思……

它有许多地方“长”得像我脑海里的故乡。这里同故乡一样，有竹林清风，也有小桥流水；有长在院子里的橘子、橙子、柚子树，也有开在庭院中的菊花、桂花、蜡梅花；清晨，喜鹊在枝头抒情，松鼠在草地欢跳；傍晚，屋檐下有燕子归来，大树上有老鸹期待；特别是如今寓所旁，那高耸而笔直的红杉林，使我有儿时站在老家房前楠木林中的意境……

当然，喜欢这里不仅是它有类似故乡的景色，还有它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山景城市中心的卡斯楚街上的中国气息。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湾区，除了旧金山的中国城中的那几条街外，没有那个城市的主街有那么多的挂着中国招牌的店铺，而且还曾集中了那么多川菜馆，你听听——天府、汉金、四川园、天辣子、香辣轩。在大洋彼岸吃着川菜、听着蜀音，再加上我们到此不久，就遇上山景城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游行，长长的龙灯、热烈的舞狮、欢快的鞭炮和震天的锣鼓声，还有扭着秧歌的青年、舞着霸王鞭的儿童、打着少林拳的武生和踩着高跷的男女，再加上街边摆的风车和剪纸摊……哪一样不显露着浓浓的乡情！

这里与中国国内的贺年民俗游行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人的参与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在游行队伍中，不仅有众多同样过春节的亚裔（朝鲜人、越南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参与，而且还有不少美国人（白人、黑人）以及墨西哥人和在这里的其他外国侨民参加。看见他们“打着洋鼓、吹着洋号、舞着花枪”行进在游行队伍之中，听着他们同中国人一起欢笑、一起高喊“新年吉祥”之时，怎能不唤起更强烈的共鸣？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旧金山湾区，除了旧金山的唐人街，你还只有在山景城，能看到这样热闹的场面。正是它，带头在硅谷刮起了中国风。如今，其他城市已接过这接力棒，让中国元素在整个旧金山湾区开花结果。一些城市不仅举办春节游行，也办中秋游园会。甚至2013年元旦前后，连美国味极浓的“大美国乐园”（Great America，这是硅谷地区类似“迪士尼乐园”的地方。离山景城十几分钟车程）也举办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灯会，请来了被誉为“天下第一灯”的四川自贡市的灯会专家来此举办（我母亲1904年就出生在那个当年叫“自流井”的“熊家花园”）。

再有，就是它的科学底蕴了，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也就是说，我写山景城。不仅是因为我对它有一种由故乡和童年诱发的眷恋，而且还有专业情结的驱使。我的专业就是信息技术，我为它献出了一生。而山景城正是信息产业风云际会的“圣地”，它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值得去说、去写、去颂扬……

本书的策划编辑杨虚杰曾经问我：“为什么在《硅谷启示录》中要以肖克利的事迹作为红线？”

我回答说：“除了浓郁的IT（信息技术）情结外，就是童年的呼唤。”

……

有了这个背景，我也可算是个国民革命军的“遗族”子弟了。但是，国军的阵亡将士，成千上万，并不是人人的子弟都有机会上这所特殊学校的。正好，当时我父亲是在总统府工作，任国防部副官局办公室主任，军衔为少将。这一特殊职务，使他不仅能见到“蒋总统”，也能见到“蒋夫人”，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于是，我就有机会从熊校长的高徒，变成了宋校长的学生。

至于要问我对宋校长（在学校，同学们不叫她“宋校长”，而叫“蒋妈妈”）的印象如何？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除了要求每星期一上第一堂课时，老师一定要先带领我们读一段《圣经》之外，每个周末，又总是要我们去礼堂做礼拜。而我们这些孩子最感兴趣的却是，她每次都站在礼堂门口给我们散发像贺年片一样的画片。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在军营中生活的男孩来说，这所类似军校、管教严格的学校，也许正适合我。从此，我再也没有“无拘无拘、动手动脚”了，而是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

过了许多年之后，回忆那段时光，最难忘的却是紫金山园区那漫山遍野的雪松，当南京满城的梧桐叶子都落光了的时候，它们仍然是那么青翠；是晚上与同学手牵手站在山坡上仰望星空、幻想未来；是课堂上那些老师对我作的科学启蒙。以及在学校的奶牛场、农场和实验室里的实习课。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科学和实践的种子以及科技救国的决心。它们无形中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后的学习生涯，并鞭策我踏上高科技的征途……

“故乡”和“童年”，这是最能拨动人心弦的两个词汇。正是它们，牵动了我的缕缕情丝；而山景城和肖克利，又给了我写作的流畅意境。正是有了这些，才使我能有这部书献给读者。可能它并不尽如人意，但我真的是用心在写。如今，年逾古稀的我，带着对童年的怀念、回味着故乡的芬芳，仰望着他乡的明月，我奢望：

用一支秃笔去拨动尘封的历史，

用一丝笑容去抹掉岁月的沧桑……

这本书为当下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做了生动的注脚——创业和创新，更需要一种文化氛围，美国硅谷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与创业的历史。

——柳卸林（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不仅是一部生动活泼、充满知识性的硅谷历史，更是华人远渡重洋，在美西筚路蓝缕的奋斗史。作者以其独到的笔法与新颖的角度，为世人开启了理解硅谷、理解加州与理解美国的一扇窗。

——林孝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暨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