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雪珥所著的《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革命中的40人)》著名旅日学者萨苏、澳洲人气作家雪珥，“萨雪为盟”强强联手，从东西方史料重说晚清史。揭开清王朝改革大船倾覆之际朝野上下不同利益集团的众生相，深度解读晚晴政改与革命中众多政治强人、历史推手的真面目。左右清末政改命运的40人，不同的利益述求，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命运结局。如果你来扮演这40张面孔中的一个，你会成为哪一位？

萨苏、雪珥所著的《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革命中的40人)》讲述清末社会大变局之下，从纠结于保江山还是政改的皇族贵胄，到曾经是天朝中流砥柱却最终倒向革命的北洋枭雄，从矢志改朝换代的革命党人，到各揣心思的投机分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都被时代的波涛裹挟着，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著名历史学者萨苏和雪珥首度联手，从晚清人物中选取40人重新解读，挖掘历史深处被忽略、被遮蔽的世态人心，透视面对政改困局与革命大潮时，朝野上下40个人的人生选择和真面目。

  《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革命中的40人)》中左右清末命运的这40张面孔，在政改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述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也因政改得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如果你来扮演这40张面孔中的一个，你会成为哪一位？欢迎对号入座，欢迎拍砖。

第一幕  沉船上的舵手

 载沣：纠结于王朝政改与自保

 隆裕太后：心有不甘识大体

 奕劻 ：“地下组织部长”

 善耆：同情革命的铁帽子王

 升允：反对改革的改革者

 溥伟：被误读的纨绔子弟

 端方：死于革命党之手的改革者

 铁良：抓军权才是硬道理

 良弼：清醒的皇权捍卫者

第二幕 是柱石，还是蛀虫？

 袁世凯：“共和”是个紧箍咒

 黎元洪：从甲午逃兵到辛亥元老

 徐世昌：文人总统

 唐绍仪：南北议和是个技术活儿

 段祺瑞：全球战略一盘棋

 张勋：辫帅是个强硬派

 张骞：追求政治的实业家

 刘学询：赌王的政治江湖

 蔡锷：流血救民慰余生

 萨镇冰：二线海军元老

 陈壁光：护法者如何遇难

第三幕 风气草莽

 孙中山：日本粉丝眼中的革命家

 黄兴： 乾坤一掷是勇夫

 陈其美：被暗杀的“暗杀王”

 陶成章：内斗是革命的必修课

 康有为：圣人不妨自封

 梁启超：与时俱进的文人

 宋教仁：中国宪政奇才

 黄远生：主张新闻检查第一人

第四幕 鱼龙混杂

 沈佩贞：民初“政治宝贝”

 张振武：草莽“革命家”

 孙武：折了跟斗的孙悟空

第五幕 朝霞灿烂

 陈炯明 ：辛亥元勋的联邦实验

 汪精卫：从蒲柳之质到中流击水

 蒋介石：当时少年亦称雄

第六幕 那些洋人们

 莫理循：客串政客的名记

 川岛速浪：满蒙独立的幕后黑手

 宫崎滔天：矢志中国革命

 荷马李：我是来拯救中国的

 汉纳根：北洋有个韩大人

雪珥：载沣家兄弟四人，生下来的实际上不止这些，只是最后存活下来的是四人。存活下来的兄弟中，光绪皇帝是老大，载沣是老二。载沣与载洵、载涛两兄弟同父同母，与光绪皇帝同父异母。辛亥革命爆发时，载沣与载洵、载涛都不到30岁，三兄弟中载沣最大，也只有28岁。载沣作为一个末代摄政王，和多尔衮倒是形成了一个呼应。多尔衮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摄政王。所以，有人说大清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而且大清也只有这两个摄政王。讲循环报应的人就说，这是一个很封闭的循环。就如爱新觉罗部落灭了叶赫部落，最终却亡于叶赫那拉氏手里。

史学界对载沣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普遍认为他无能、窝囊。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载沣二十多岁上台，在宣统帝之前，就一直在执政了。慈禧太后很早就有意识地在培养他。

萨苏：因为我是北京人，在北京有一些旗人、满族的朋友。他们对载沣的评价也不是特别高。

雪珥：哪怕是旗人，他们对于载沣的认识，也是从后来公开的信息中了解到的，和事实有一定的差距。清朝被推翻之后，载沣等清朝皇族都过着非常低调的生活，而且都在公开场合不断自贬。孙中山去看望过载沣，载沣就表现得很低调。其实，不仅对孙中山，面对后来任何一任统治者，载沣都表现得非常低调，对他们非常尊重。载沣的弟弟载涛在被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就说他哥哥很窝囊。其实不然，我以前就说过，这是载沣给人的一种假象，这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皇室到最后是平安“下岗”的，爱新觉罗家族却是个例外。他们下来之后，没有被砍头，没有被枪毙，实现了“软着陆”。从1911年到20世纪50年代，那么个动荡的时期，他们的家族不仅平安地过来了，而且在任何一种环境下都过得相当好。如果对比一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这个差别就太大了，罗曼诺夫全家最后都被枪毙了，连9岁的孩子都未能幸免。所以说，载沣的低调不是窝囊，而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载沣摄政的时候，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是加快了。这是我与其他人对晚清改革看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很多人认为晚清的覆灭是因为它不改革，或者改革进行得太慢，所以才导致革命。但我认为恰恰是它改革进行得太快，失去了控制，才导致革命。失控的原因就是因为载沣太年轻。平心而论，他当时能把这个烂摊子维持下来已经很难了。大清全国上下都在改革，大多数人都在高喊改革，他特别想取悦大多数人。实际上，他是无法取悦大多数人的，只能取悦其中一部分人。即便这样，最终还是导致清政府失去了对资源的掌控，最后这辆车没能刹住。

萨苏：这个人有点像后来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也是这种士族子弟，他执政时也是非常想取悦于各个阶层，结果没在位多久就下台了。  雪珥：我们去看当时的西方史料，包括《纽约时报》等，可以发现在谈到中国改革、大清改革的时候，他们对载沣的上台，是寄予很高期望的。这和之前，从戊戌变法以来，西方对光绪皇帝的期待是有关系的。在他们心目中，慈禧是保守的，光绪是先进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对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摄政寄予了很大期望，希望中国能够加紧改革。

刚才说到载沣兄弟三人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他们不是同一个母亲。光绪皇帝的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载沣的母亲不是慈禧的妹妹，但载沣的母亲刘佳氏就是由醇亲王的大福晋，也就是慈禧的亲妹妹提拔起来的。刘佳氏差不多比叶赫那拉氏小了将近30岁，几乎差了一代人。因为光绪皇帝很小就被抱进宫了，所以载沣生下来后，是由醇亲王的大福晋叶赫那拉氏亲自抚养的。也就是说，载沣等于是醇亲王府里的长子。因为这个关系，慈禧太后基本上也把载沣当成自己人，使他获得了比较好的机会，最终选择溥仪继位也是因为这个因素。

慈禧最早选光绪皇帝的时候，是因为他是自己亲妹妹的儿子；后来给光绪皇帝设立大阿哥溥隽，是因为溥隽的父亲是端郡王，而溥隽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的女儿。再有，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也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也是桂祥的女儿，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和端郡王是连襟。从中不难看出，在皇族同等的距离之内，谁和慈禧太后靠得最近，谁就有机会胜出。这也是载沣得益的原因。

当然慈禧太后提拔载沣，不只是因为这个，她之前对他也着力进行了一些培养，包括在载沣18岁的时候派他到德国。在义和团动乱之后，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慈禧太后派载沣去德国道歉谢罪。但载沣把这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自己的18岁成年礼：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在这次出国旅行中得以大开眼界。到达欧洲后，他考察了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等，“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国皇帝对他称赞有加。德国皇帝甚至还亲自告诫他说：“你要做任何事情，军队必须抓在手里。”因为这个原因，还给人造成了宣统年间清朝的改革总是不放开的印象。我倒不这样认为，任何一个改革必须有权威资源，首先枪杆子要抓在手里。辛亥革命中之所以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内战，就是因为当时真正的武装并没有掌握在造反派的手里。

实际上这个国家是在和平过渡，等于是大家谈成了一个条件，是新生政权对老政权的赎买，就是对皇室有优待。我们一直在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之处，但我认为这恰恰也是它有价值的地方。辛亥革命叫革命，但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暴力革命，这个革命只是改朝换代，而这也正是“革命”一词最早的意思。辛亥革命能够和平地实现改朝换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所有当事人，尤其是以载沣为首的绵延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的中央核心值得欣赏的地方。他们最终和平地、理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果当时没有达成一个全面的妥协，那么中国就会爆发全面内战，无论是谁最终捡回了丢失的“鼎”，找到了跑掉的“鹿”，拿到手里时估计都是满目疮痍了。

在辛亥革命中，不是哪一方在单独起作用，它是各方力量的一种互动，所以辛亥革命更确切地讲，应该叫辛亥妥协。P9-13

大变革时代，故事都是最为生动的。

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清末民初，就是这样的大变革时代。

人，一直是我们关心历史的焦点。资深图书策划人么志龙兄，希望我们从这场大变革中，选出40个人，重新考察。那时正是2011年，辛亥革命的百年。

其时，雪珥正在广东料理国内生意，萨苏则在北京与家人团聚，平时我们都常住澳洲或日本，难得聚首。么兄倡议，干脆在广州会面，一边凭吊共和革命遗迹，一边对谈历史人物。我们甚至还给自己的这次对谈，取了一个别号：“萨雪为盟”。

百年来，西方和日本都有大量的文献，关注着变化中的中国，而我们两人，也分别在地球的两端，浸淫于这类文献之中。这些文献的不同视角，对我们了解百年前的中国，有着相当的启发。

对谈，一种是交锋，另一种就是——嗯，如同大学时代宿舍里的卧谈，海阔天空，甚至不惜离题千里。

对谈，自然是口语化的，不那么严谨地字斟句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比较粗糙，但对谈时的彼此激荡，灵光闪现，却真是独自伏案时所无法体会的。

么兄说，就要保留这种卧谈式的风格，请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一起躺下来，聊聊、听听。避开了辛亥百年扎堆的“赶场子”风潮后，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这本书虽姗姗出世，却恰逢其时。出版方把书名确定为《大国作手》，这实在很符合当初我们“卧谈”的立意：不光要关注时代变迁，更关心个人命运的转折，以及个人性格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而且，“作”其实在江南话语中，还有发嗲、撒娇、折腾的意思，大变革时代中，这也的确是一种不断翻新的时代特征。

萨苏 雪珥

201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