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世，整整十个年头了。
那天，他和平日一样早早起来，母亲给他打好洗脸水，父亲平静地说：“我蛮累。”母亲就搬了一张椅子让父亲坐着，然后绞了热毛巾替他老人家揩面。忽然，父亲头一歪，就这样去了。
人们说，父亲高寿，又是无疾而终，是福人了。
火化那天，一切仪式完毕，我们绕过挂着他老人家遗像的屏风，向躺在灵床上的父亲告别。我双膝一软，就地跪下，搂住他恸哭。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血肉之躯和他联系紧密，而我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替他做，他就这样平静淡泊地去了！我多希望他还能活着，还能看到我！
其实，父亲不能看见我已有多年。他双目有疾，白内障，渐渐地终至失明，连光感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留在他脑子里的最后的印象是什么模样，而我对他的最早的记忆，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总穿一身青布长袍，头发有点花白了。每次他从离家几十里外的学校回来，总是双手背在后面，让我猜他给我的礼物——一个金红的柑子，或一个银黄的柚子。我有些陌生，有些好奇，有些娇憨地仰望他，然后看他手执毛笔，在薄薄的纸上竖着写了一行又一行。他的字十分清秀，像他的手，超凡脱俗，修长修长。他的眼睛很慈和，但是有一颗很小的白点。我不知那白点是何时开始逐渐胀大，终于使一双眼球布满了云翳。父亲闲居之后，先还拄手杖出去看戏，后来就不出家门了。先还看书，书和眼睛的距离愈来愈近，后来贴近面孔看，简直像闻书一样。再后来，眼睛也废了，他再不能看什么了。
我时常痛悔，二十年前，我的心长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不曾体会父亲双目失明后的忧乐与心境。
我给父亲念过书报，讲过外面的事，给他老人家沏过茶，端过饭，牵他在院子里晒过太阳……但做这一切时，我都没有用心。我在父亲渐渐失明的过程中，渐渐习惯了他的状况。母亲学会了理发，她让父亲坐在藤椅上，胸前背后围上一块布，父亲微笑着，顺从地低着脑袋。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满头银丝，显得超逸和清淡，使我察觉不到他的痛苦。有时，需要剪指甲了，他叫我。我，多半在忙自己的事，常常“瞎”叹一声，嫌烦，然后拿了剪子，坐到他身边去，剪得很快。父亲便默默地用指头互相搓磨着不匀的地方，我心一愧，再细细给他修一回。
他听广播，听新闻，听京戏。八个“样板戏”的时候，父亲实在嫌它们闹，不听，每天只听天气预报。常常下午五点钟一敲，他就喊我开收音机。天天如此。我有时说：“您老人家听么子天气预报啰！”言下之意是您又不出门，何必如此关心呢？那是黄昏时节，多半是天空云蒸霞蔚的时候。树叶儿映着夕辉，沙沙翻卷，有如奔马的铃响。归鸟啾啾，来回飞翔。燕子衔泥，轻轻剪开芬芳的草地……这一切父亲都看不到了，可他是否借助于季节的更替和天气的变化，在脑海里描画着什么呢？我那样忤逆地回答他，无异于打趣他，堵他，他为什么不训斥我，不责备我呢？
父亲是个细心、慈爱的人。那年“大跃进”，母亲被拉去修京广铁路，不能回来。父亲每天给我梳辫子，梳两条柳瓣儿一样匀整秀气的拖肩辫子，引得同学们都羡慕。那是父亲在我能力稚弱时给我的帮助爱护，而我，当父亲能力衰颓之后，在他视界黑黑的天地里，我给予过他什么温暖、什么安慰、什么帮助吗？
父亲眼睛失明了，可父亲一直在看着我。记得那天夜晚，我回家迟了，远远看见路口立着一个人，是母亲。“你到哪里去了？”母亲说，“玩到这时候回来！把你爹爹急死了！”
我惭愧地跑进房去，看见父亲坐在床上急扇扇子，一脸焦躁，纺绸褂子早褪在一边，身上仍是汗流如雨。我内疚加感动，几乎要哭出来。他听见响动，向我仰起脸，张大了眼，那灰色发亮的眼睛似乎明澈了，似乎要洞穿我的心腑，透着那么重的爱、惜、忧、叹……使我不敢对视。
父亲没有说我什么，他一生从不对人讲重话。他自尊，又尊重别人。他好像很怕打搅了世界，很怕烦扰了家人。他的饭菜是母亲单做，端到书桌前，让他单吃。
他总是倚着椅、柜、桌，很从容准确地摸过去，坐下，就餐，不肯让人扶。他很少迟滞懵懂的样子。他是暗里用了努力，不使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吧？也许，他就是要掩饰自己的困难，以此麻痹我们对他的关注，来减少由这关注而带来的所谓“拖累”，以防止由“拖累”而引起的厌烦吧？啊，父亲，我真不敢深想，细想。
给老年人摘除白内障，是近十年来愈臻成熟的一项医术。十多年前，国内也有一两处地方可以开刀。可是父亲执意不肯，大约也是怕麻烦人。而我们觉得父亲年事已高，加上路途不便，有风险，便没有坚持去做手术，也没有另想一些积极的法子。
父亲时常一个人坐着，恬淡的微笑中略有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的生活越来越寂寞了，他把这种寂寞深埋着，留给自己一个人吞咽。有时，父亲要求帮母亲剥豆，或是绕绒线，都做得井然有序，干净利落。临终的前一年，父亲忽然多了一种兴致——折纸。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