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这里的其他街道一样，哈斯普街的两旁都是些五层高的公寓楼，房子的大门一律朝马路开，门后就是屋内陡直的楼梯了。房子都是用深棕色的砖头砌成的，而且座座都有橙色的大斜坡屋顶。房子有前后窗子，木制的窗框被漆成白色。从外面透过玻璃，更能看见镶有各种花边的窗帘，每家每户的窗台上常年都摆放着各色花草。
我们楼的后院里种着好些榆树，穿过后院旁的小路，是块草地，草地对面就是那座教堂了。教堂的钟声总是准时撩起各种飞鸟，除了人们养在屋顶上的燕子、鸽子以外，当然也少不了海鸥。
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贴着阿姆斯特尔河北岸，河上船只往来穿梭。再往北去就是宽阔的南阿姆斯特兰大街了，八路有轨电车就经过那里。路旁栽种的杨树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附近南阿姆斯特兰大街和斯海尔德街的交汇处，也算得上是个做买卖的地方，那里有杂货铺、咖啡馆、鲜花摊，新鲜的花儿就插在铁桶里。
但是此地，阿姆斯特丹，并非我的故乡。我于一九。九年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我五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小孩子根本无从知晓战争的爆发，直到有一天，军队在楼下列队行进(战争已兵临城下)。记得那天我很兴奋，甚至独自跑出门去一看究竟。街上满眼尽是军装、军械还有情绪激昂的人群。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甚至混进了行进的队伍和马匹中间。正当我伸长脖子看得出神时，一个消防员一把将我抱起，揽在怀里，就这样把我送回了家。
那时的维也纳，到处都是些破败的旧房子。这些房子围着中间的天井而建，再分成许多小套间，住的尽是些干活儿的人。我们一家就住在不透光的小套间里。那个消防员将我交给心急如焚的母亲后就走了。母亲随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外面兵荒马乱的，不安全，不准再出去。”
当时我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但还是照着母亲的话去做了。那段时间，人们好像都换了一种我不熟悉的方式去生活，那时我还太小，具体的情况现在都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两个和我们同住的叔叔都被征去参战。
他们俩都活着回来了，其中一个叔叔不久后就结了婚。因为他们都没有再住回我们家，所以战争结束后，家里除了我以外，就只有父母和祖母了。
我当时绝对不是个健壮的孩子。非但如此，因为战时的食物短缺，我甚至逐渐变得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样一来，虽说处在成长发育期，可看上去却日渐衰弱。我的双腿就像两根柴棍，膝盖骨显得更加突兀嶙峋，而且牙齿也不坚固。我十岁的时候，父母又有了一个女儿，从此一家人的食物就更少了。我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糟，有人劝我父母必须做些什么来挽救我的生命。
当时有外国的劳工组织设立了一个援助计划，以助养我们这些奥地利饥童。这项计划仿佛是为我而设立的，要救我脱离厄运。我将和其他奥地利的劳工子弟一起，被送往一个叫作荷兰的遥远国度。
一九二。年十二月，维也纳的冬天一如往昔般苦寒，我父母将家里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找了出来，裹在我身上。他们将我送到空旷的维也纳火车站。在那里，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漫长而困倦。其间不断有孱弱的小孩加入等待的队伍。随后，医生们为我瘦弱的身子做了全面而仔细的检查。虽然我当时已经十一岁了，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小得多。我那头好看的金色长发，用一块打成蓬松蝴蝶结的大棉布扎在脑后。我的脖子被挂上了一块卡片，上面印了个陌生的名字，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那列火车满载着像我一样的孩子，大家脖子上都挂着名牌。突然，我看不到来送行的父母了，火车渐渐驶离了站台。所有的孩子都为将要到来的一切感到忧心忡忡，恐惧感包围了我们，一些孩子索性哭了起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离开过自己居住的街区，更别说走出维也纳了。
P4-5
一本见证历史的书。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真正在乎他人的人书写的美丽文字，她的简单令人着迷。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我绝对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不计其数的善良的荷兰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他们所做的远胜于我。那个年代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见证者来说，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犹如昨日一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
在那段战争岁月里，有超过两万名荷兰人帮助掩藏了犹太人和其他需要在纳粹面前隐藏起来的人们。我当时很乐意尽我所能地提供了帮助，我的丈夫也是如此，但我们觉得这并不够。
我是一个普通人，从不想将自己放诸众人的注目之下。我只是应他人的请求，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人们劝我来讲述我的故事，但我觉得在此之前，有必要想一想安妮在历史中的位置；要想想那千千万万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动的人们；也要想到在每一个夜晚，在夕阳落幕之际，“安妮的故事”正在世界的某个舞台上拉开帷幕。我更要想一想安妮的书——《密室》(英译本叫作《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已被不断加印，她的故事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她的声音业已传到地极。
我的伙伴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说，人们将会因我这悲怆的故事而有所触动。这个故事的其他亲历者都已离世，剩下的只有我和我的丈夫。所以，我只能凭我的记忆来写下这个故事了。
为了和《安妮日记》保持同样的风貌，我决定继续采用由安妮为其日记中的人物所设置的化名。这样的化名，我们可以在她的日记中找出长长的一串。她当时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以防她这段掩藏的经历在战后被公之于世，她有意隐藏了某些人的真实身份。就好比我，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并没有费神为我设置化名，我想是因为我的名字“梅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荷兰名字。而我的丈夫则不然，安妮将他真实的名字“詹”改为了“亨克”。此外，我们的姓氏也由“吉斯”改成了“范绍特恩”。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安妮日记》首次出版时，弗兰克先生决定，除了他们——弗兰克一家人外，其余日记中提及的人物都继续使用安妮为他们创造的名字。基于同样的理由，并为了使本书和《安妮日记》保持一致，除了用回我的真实姓氏“吉斯”外，我全盘接受了这些假名字，新涉及的人物也用上了化名。而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已详细地记录在荷兰政府的官方文档之中。
毕竟，我所讲述的故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于某些细节的记忆已日渐模糊。我在书中努力地根据我的记忆去重构当年的一草一木。面对我脑海深处的细枝末节，我实在难以平静，看来时间并没有令我释怀。
在我看来，我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处于异常恐怖年代中的平凡百姓的故事。我想，全世界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都会诚心祝祷，愿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来，永远。
梅普·吉斯
是她，帮助安妮·弗兰克一家隐藏在纳粹魔掌下两年之久，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去食物，传递信息，给予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她，发现了安妮的日记，并将它交到了奥托·弗兰克的手上，为世界带来了爱和希望的讯息。作为《安妮日记》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梅普·吉斯回忆了那段令自己毕生难忘的往事，包括其身为难民的童年时代，躲躲藏藏的黑暗日子，以及与弗兰克一家的深厚情谊。
梅普·吉斯、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编著的《回忆安妮/胜利译丛》从旁观者的角度反映出安妮一家在纳粹阴影下的日子，图文并茂地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生活。这既是一本关于梅普·吉斯个人及其家庭的回忆录，又是一段与《安妮日记》互为映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
梅普·吉斯、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编著的《回忆安妮/胜利译丛》是《安妮日记》之姐妹篇，亲历者的叙述，最真实的照片，展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安妮·弗兰克和一段犹太人的辛酸历史案例编。这既是一本关于梅普·吉斯个人及其家庭的回忆录，又是一段与《安妮日记》互为映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