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早在十二年前就已完成，但因当时涉及到中美两国谈判的敏感话题，由吴仪、龙永图亲笔批示被查禁雪藏。该书追寻上世纪90年代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轨迹，再现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以及与其相伴的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和复关谈判，解密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尽现大国博弈和大国风度。它也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再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纪实作品。

“我们是在与小偷谈判。”梅西冷不防地给吴仪来了这么—个下马威。这句冷冷地甩过来的开场自，是中国代表没有想到的。往日的梅西并不是这样刻薄，也不是如此尖酸。他总是尽量地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今天他的温文尔雅哪里去了？大国风度哪里去了？今天的样子，倒像是—个骂街的泼妇了。谈判厅里死—般沉寂。中方一些代表来不及作出反应，目光刷地一下集中在了吴仪身上，不由得为她捏了一把汗。美方代表也盯住了吴仪，猜测吴仪可能作出的回应。然而，这种沉寂极为短暂，只不过是一刹那。凡乎就在梅西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来的时候，—个响亮而威严的声音掷地有声：“我们是在与强盗谈判！”这是吴仪的反击。双方代表都被这一声怒吼震住了。

序

楔子

第一部 别无选择

　第一章　中国上了“黑名单”

　　美国的“特殊301”大棒

　　中国最难产的一部法律

　　美国的大棒要打下来了

　　“敲一敲中国”与“敲一敲美国”

　　不是地球，而是气球

　第二章　泪洒华盛顿

　　“最后期限”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是在与强盗谈判”

　　要不要割掉专利法的“尾巴”

　　还不到喝香槟酒的时候

　　“中方立场大倒退”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

　　最后关头的出征：功臣？罪人？

　　布什总统在摇摇晃晃“走钢丝”

　　“10+10谈判”和WIPO

　　“铁娘子”握手言和

　　邓小平画了一个句号

　　第二部 谁是赢家

第四章　傲慢与偏见

　　华盛顿传来了不祥的信号

　　一句话打掉了美国人的威风

　　谈判桌上处处有陷阱

　　惹起了风暴的激光唱片

　　一手是胡萝卜，一手是大棒

第五章　中国说“NO”

　　美国总统的使者不懂礼貌

　　谈判桌上的一场“数字战”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紧张起来了

　　美国人捅到了“马蜂窝”

　　大老板们的“垂帘听政”

第六章　礼貌的厮杀

　　双方的神经再次拉直了

　　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

　　中方举起主权的“盾牌”

　　日内瓦的“背水一战”

　　狮子发出怒吼了

　第七章中美都是赢家

　　中国不怕2月4日

　　美国人不敢离开谈判桌

　　克林顿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中方的底牌没有用完

　　又一个艰难而圆满的句号

第三部　大国言和

　第八章　太平洋的惊涛

　　两个大国的对抗开始了吗？

　　华盛顿的指责不是事实

　　美国人没有搜集到“炮弹”

　　为什么不去状告美国？

　第九章　以牙还牙

　　华盛顿要制造一场新的危机

　　吴仪手中的两张单子

　　贸易大战的幽灵在徘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十章　中国的季节

　　美国人也要讲政治

　　两位总统候选人与同一政治主张

　　最后的较量与午夜的微笑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补记　奥巴马应该首访中国？

1991年12月16日，北京天气寒冷。梅西率领美国知识产权代表团又一次来到中国，给正值严冬的北京增添了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这时美国对中国进行的6个月知识产权调查已经结束，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产品清单已经公布。但美国人又施出缓兵之计，以“需要向美国各界征求关于贸易报复清单的意见”为由，将实施制裁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推到什么时候？1992年的1月16日。这等于说，他们把那颗已经到点的“定时炸弹”的指针又向后拨了一下，把那个已经燃烧到起爆点的导火索又抻长了一截。

这既是美国人打出的一张新的“时间牌”，也是他们展开的一场心理上的攻坚战。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直至逼中国低头。他们试图把人们已经绷得直直的、紧紧的、就要绷断了的神经再使劲儿拉上一拉。

梅西是来拉中国的神经来了。

希尔斯在华盛顿为梅西一行打气助威。就在梅西到达北京的当天，希尔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中国发出新的威胁。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希尔斯态度强硬地说：“美国需要中国对专利保护和版权保护提出具体方案，如：何时参加《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如何履行对美国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义务等。”

记者：“你认为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还不够吗？”

希尔斯：“我不认为中国在过去的谈判中提出的方案是一种让步。因为，保护别国的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吸引投资和技术转让的途径。”

记者：“你认为一场贸易战真的会发生吗？”

希尔斯：“中方代表已经得到了这一通知。他们非常清楚，如果1月16日之前达不成协议，美国随后就将实行报复关税。”

同一天，美国的新闻舆论也发表了杀气腾腾的报道。报纸上简直是一片制裁之声。美国《商业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口气大得很，标题是：《美国规定1月16日为中国解决贸易争端的最后期限》。

在华盛顿的呐喊助威下，梅西胆子更壮了几分，一走进谈判厅就摆出了怒气冲冲地架势。他心里非常清楚，按照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内部指示，现在还不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分钟就不可能达成协议。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谈判的机会再对中方敲上一敲，能敲出多少，就敲出多少。为此，他与其同事们事先认真研究了如何逼迫中方低头的战略战术，其战略是：以贸易制裁为谈判基调对中方进行恐吓。或者换句话说：拿起制裁的大棒在中方头上狠劲挥舞。其谈判的战术是：与中方吵架，吵得越凶越好。

然而，梅西打错了算盘。

这次北京之行，注定要成为他最失望的一次。

梅西发现，谈判厅里的气氛与自己的想象大不相同。中方代表的脸上明显地记录着上次在华盛顿所受的屈辱。没有通常见面时的那种寒暄，也没有礼貌友好的握手。如果说中方有什么表示的话，那就是一副大气凛然，就是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自尊、自信和自重。梅西暗想，显然是美方在上一轮谈判中单方面宣布谈判破裂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中方似乎拿定主意要在这新一轮谈判中报一箭之仇。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精心制定的谈判策略是行不通的。

他不敢一上来就吵架了。

梅西发现，今天面对的中方代表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比以往任何一轮都多，对面的座位坐得满满当当。除了原有的谈判人员外，还出现了一些新面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吴仪身边的三员大将－－国家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段瑞春。  这三员大将的出现，给梅西形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这是中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几个重要官员，是中国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关键性人物。

梅西顿时感到自己身单力薄了。

梅西想为上一轮谈判美方的失礼作出解释。

没等他开口，吴仪就来了一个简短而强硬的开场白。

吴仪：“美方在上轮谈判中没有对中方的极大诚意和巨大努力作出反应，相反，执意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中国人不怕报复。如果美国实施报复，我们也将实施同等的贸易报复。我们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对话比施加压力更有效。解决目前问题的依据，应该是中美两国已经参加和准备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方不作出超出这一水平的承诺。任何一方不应将自己的国内法强加给另一方。”

吴仪短短的几句话，把中国代表团在这轮谈判中的基本立场阐述得非常清楚，实际上，等于一开始就把美国的过高要价坚决拒绝了。

圈外人士也许不完全理解这番话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对谈判圈内人士来说，其中有两处非常关键的地方，这就是：一，“依据应该是中美两国已经参加和准备参加的国际公约”。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将按照《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等作为依据。二，“不作出超出这一水平的承诺”。言外之意是说，中国不准备按照尚未达成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草案办。而这正是美国人所要求中国做到并作为其在谈判中的基本要价的。

如果说别人可能不完全明白吴仪这番话中的含义，但对梅西来说，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听到了一个信号－－中方在这轮谈判中不可能作出妥协。

接着，吴仪介绍了高卢麟，请他就专利权保护问题发表讲话。

梅西这次突然插话道：“高先生，我很关心你的这段发言。我们所要知道的正是这一点，中国什么时候修改专利法以及如何修改专利法？”

高卢麟：“这是我国立法机关的事情。”

吴仪提醒梅西：“请不要打断高先生的发言。”

接着，高卢麟继续他的“专利宣言”。

梅西又有几次试图打断高卢麟的话，都被吴仪制止了。

梅西于是表现出一种恭恭敬敬的态度，坐在那里很驯服地“听课”。

高卢麟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梅西看了看手表，整个发言足足用了45分钟。梅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不等美方代表插进来讲话，主持谈判的吴仪向美方介绍了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说：“下面，请刘杲先生介绍一下中国的版权保护情况。”

刘杲也足足讲了45分钟。

两个人讲完以后，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直到此时，美国人还几乎一言未发。

梅西一直坐在那里无奈地听着，其间曾经几次想插话，但被中方挡了回去。

梅西瞪大了困惑的眼睛。

其他美方代表也和他一样瞪大了困惑的眼睛。

中午休息的时候，美国代表团中出现了少有的沉闷。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议论。  有的说：“今天，中方的立场大倒退。”

有的说：“没想到他们把上次谈判中的承诺也收回了。”

有的说：“看来，中国真的准备好要打贸易战了。”

中国代表团中则出现了少有的活跃气氛。代表们也是一边吃饭一边议论。

有的说：“我觉得今天的谈判特别解气。”

有的说：“这是历次与美方谈判中最叫人解气的一次。”  有的说：“今天可算是狠狠地敲了美国人一顿。”

有的说：“这就叫东风压倒西风。”

下午，谈判继续进行，仍然是中方的气势压倒了美方。

这轮谈判共用了一天半时间。美国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所有的谈判计划都落空了，既没能敲一敲中国，也没能真正打探到中国的底牌。

谈判结束时，梅西不住地摇着脑袋，带着一副非常沮丧的表情对吴仪说：“吴仪女士，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很沮丧。”

吴仪则硬朗地回应说：“不要失望，不要沮丧。我们还是可以谈的嘛。”

梅西带着美国代表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谈判厅。

梅西回到驻地以后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华盛顿发了一封电报：中方在这轮谈判中没有表现出灵活性，取消了早先已经作出的让步，谈判立场大倒退。他得到的密令并不是立即进行报复，而是：力争再次谈判，立足达成协议。

美国并不想真的与中国搞僵。

人们注意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就在这轮谈判开始的一个月前，即1991年11月15日，曾于两年前因北京政治风波宣布对华停止高层接触的美国国务卿贝克率团正式访华。他在北京受到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双方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贝克的这次访问，为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定了一个基调。贝克在北京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来访就意味着暂停高层接触的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梅西在离开北京之前，心情急切地拜会了当时还是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望中方解释对知识产权谈判的立场。

李岚清对他说：“希望中美双方在谈判中均能作出让步，以推动问题的解决。”

李岚清的话实际上是向美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中方还是可以继续谈判的。

梅西听了以后如释重负，神情与前两天不大一样。

双方留下余地，一致同意在1992年1月16日之前再举行一轮谈判。

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它标志着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基础立法阶段、90年代国际接轨阶段，步入21世纪战略创新与发展的新阶段。

历史的安排常常具有戏剧性。上世纪后10年，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扬帆起航，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几乎同时开局。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法律环境建设，既面对国内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日甚一日的迫切需要，又承受着“复关”、“入世”谈判中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我们曾几度站在十字路口，甚至进退“维谷”之中。我国著名作家吴海民同志新作——《大国的较量》，记载了那段艰难历程的风风雨雨。勾起我对围绕知识产权的激烈交锋的回顾和思考。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诞生于1948年1月1日。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进程中，共进行了八轮多边谈判，每轮谈判叫一个“回合”。前七个回合谈判聚焦关税减让。1986年9月在乌拉圭首都埃斯特角城《部长宣言》发起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第一次把知识产权列为主题之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使多边规则体现本国政策取向，美国于1987年4月发布12951号法令，宣布美国同其他国家订立或续签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必须就科技合作知识产权的归属与分享达成一致，作为总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此，美方发起与合作伙伴有关科技合作知识产权谈判。1988年8月美国修订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出台所谓的“特殊301条款”，同主要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摊牌，在双边谈判中推行以我为主的强权政策，迫使对方接受其知识产权价值和标准，以便使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规则反映美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这场事关世界知识产权规则谁主沉浮的复杂交锋揭开了序幕。

按照国务院分工，宋健国务委员分管知识产权工作。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需要，1994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由宋健同志主持，负责协调、组织、领导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执法和对外谈判等重要事项。宋健国务委员选择我担任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主任，协助他接过这个被他称为“烫手的土豆”的工作。

如何确定对我国知识产权谈判的正确策略，如何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处理中美知识产权尖锐分歧，为我国“复关”、“入世”创造条件，考验着中国代表团和每个成员的智慧、能力和水平。我在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期间，曾经面对过三个极具挑战性和风险性的问题。

一、如何应对美国贸易报复威胁

在中关科技合作知识产权谈判中，美方按照其12951号法令，曾以中止双边科技合作相威胁。但中国巨大的智力资源，导致美方采取务实路线，将科技合作知识产权与乌拉圭回合谈判脱钩，以理性和弹性方式处理科技合作知识产权分享问题，双边科技合作协定谈判及时画上句号。而按照美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特殊30l条款”，美国国会责成总统贸易代表每年对主要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状况提出报告，将“不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或者不给予美国知识产权企业市场准入的国家”列入“重点国家”名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通过为期6个月的谈判责令对方改善立法和执法，否则，授权贸易代表决定实施贸易报复。

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处于快速起步和逐步完善过程之中。1991年4月美国政府以中国不保护药品与化学产品专利等事由，将中国列为“重点国家”；1994年5月，又以“版权盗版失控”、“侵权现象严重”为由，第二次把中国列为“重点国家”；1996年6月，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无视我国立法和执法的显著进展，以“不给予美国电影和音像制品产业市场准入”为由，再次将中国打入“黑名单”。美方三次挥舞贸易报复大棒，公布对我国几十类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报复清单，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美国的“特殊301条款”，是在知识产权领域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政策的集中体现。美方凭借其优势地位，以经济制裁对贸易伙伴施加高压，迫其就范，违背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美国贸易代表多次傲慢声称对其所提条件，只有“全部接受”或者“不接受”两种选择，企图将对手逼入“两难”的境地：接受关方条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蒙受巨大损失；拒绝美方要求，又将为承受贸易报复付出巨大代价。我国台湾地区的知识产权界告诉我，他们当年选择前者，接受其条件，吞下苦果，遭到社会舆论强烈反对。据印度官员介绍，他们选择后者，呼吁科学要公开、技术要公开、信息要公开，获得国内业界的赞同和支持，为扶持医药等幼稚产业发展争取到一定时间，但印度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关系几乎降到零点。

我在中关科技合作知识产权谈判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与“入世”相关的“特殊301条款”的谈判中，担任过副团长等角色，以中方主要谈判代表身份，几次走到激烈交锋的第一线。我的看法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对美国“特殊301条款”，也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其气焰是嚣张的，又要看到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特殊301条款”，是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在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优势日渐衰减时赶制的一根大棒。从战略上看，美方已由攻势退居守势；从战术上讲，对有关人类文明进步的知识产权问题，启用“报复”和“制裁”之类的手段，说明其已别无招数。我曾经分析过，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中美两国经济对峙，美国占据既得的科技优势和经济实力，但我方拥有潜在的智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关双方是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贸易伙伴，亦为互有所长、互有所短的对手。在整个世界看好最具潜力的中国市场、看好中国和平崛起巨大影响的今天，如果中国失去美国贸易伙伴，未必不能通过加速经济技术合作多元化，从日本、西欧和新兴工业国家中找到替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而美国一旦失去中国市场，其竞争对手乘虚而入，取而代之，这对美国来说，则意味着失去的，也许一去不复返。这是美方的报复大棒高高举起，又迟迟不敢落下，累次借故拉长谈判时间的原因。这也正是我方能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以我之长、攻其所短，促使矛盾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转化的依据。总结几次谈判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把应对贸易报复的策略建立在以下基本点上：

第一，反对。知识产权问题是经济问题，要协商解决。旗帜鲜明地阐明我国坚决反对在知识产权领域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严正立场。这样做，理在我方。

第二，不怕。对美方贸易报复，我方应针锋相对，声明对美国给予反报复。例如，1994年底美国公布报复清单后，我方则礼尚往还，立即公布了反报复清单。美国打商品仗，宣布对我出口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我方打市场牌，宣布暂停进口美国有关商品和暂停美国投资项目。此举不仅伸张了民族正气，压住美方气焰，而且增强了我方谈判地位。

第三，坚持平等磋商。在双方布下贸易大战阵势后，我国代表团仍然以大国、大度、大气对待对手，继续敞开谈判大门，重申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建议以务实态度，寻求在彼此都作出适当让步的情况下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一场对双方都代价昂贵的贸易大战。这不仅体现了我方在策略上之有节，而且表明中国代表团顾全中关关系大局的知识素养以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诚信意愿。

这样，在三次复杂交锋中，中国代表团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把“球”抛给了对方。和则两利，报复与反报复只能二者俱伤。让对手冷静考虑如何作出对历史负责的选择。

二、如何解决知识产权的严重分歧

在中关知识产权谈判中，我的体会是，双方的一致点是广泛的：双方都主张保护知识产权；都赞成保护范围涵盖专利、商标、版权、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等广阔领域；双方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都同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按照国民待遇原则提供给对方国民。但在立法和执法等问题上，实质性分歧又是深刻的、严重的。这反映在双方最初摊开的文本相距甚远，美方要求的东西和我方接受的东西之间距离甚大。

在谈判中，美国代表团最初抛出的方案，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它要求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按照美国知识产权标准办理，甚至要我国采用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如果顺应这样的如意算盘，势必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严重制约。此外，美国谈判代表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忠实代言人。美国跨国公司的周密盘算和价值取向使关方拿出的方案“精明”过人，却又远离了科学、法理和公正。加之，当时中美关系处于比较困难时期，反华成为美国媒体的恶性时髦，成为一些下贱政客的不治之症。因而，美国代表团的“要价”中，不乏严重干涉我国主权和损害民族尊严的荒诞要求。

但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尚在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从低起点出发，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但在这个“跨越”之下。法律体系的健全、执法经验的积累、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存在大片历史的空白。我们要理解国际社会和外国企业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关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差距、寻找差距、弥补差距，接受外部世界提出的合理规范和先进管理制度，欢迎任何中肯的意见，包括从某些偏见和无理要求中发现合理的颗粒。有容乃大，这是中国谈判代表应有的成熟和理性。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按照什么标准保护知识产权涉及彼此利益冲突。我们如何选择标准？对此，我和我的同事进行过深刻思考，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上出现过多次思想碰撞。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从全球视野，以开放思维，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交互作用下，知识产权既是一国的法律，又是世界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确定我国保护标准，还是解决双边的诸多分歧，都应向国际规范靠拢。这个国际规范，既不是美国强加于我的“要价”，不是有些同志守住发展中国家的“底线”，也不是我国某些工业界人士维持现实状况的主张，而应定位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数缔约方接受的多边规则，包括在最终达成协议前形成的反映多方其识的文本草案。基于这样的原则立场，中国代表团的政策基点归纳为两句话：一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遵循向国际规范靠拢原则；二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应当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多边共识作为参照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十多年走过的道路看，当年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确定的上述原则是正确的；不仅有理，而且有利；从排除干扰，争取“复关”和“入世”来说，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坚持这些原则，我方有力地抵制了美方要求我国接受高于多边规则的标准和与发达国家持平的苛刻要求，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当然，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我国加快步伐，践行自己的承诺，在立法和执法机制上作相应调整，有些是较大幅度的变革。例如，鉴于随着计算机软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日趋重要，侵权盗版社会危害很大，我方接受乌拉圭谈判多数国家立场，对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又如，从有效控制和打击跨国侵权盗版行为，我方同意按照国际规范，在海关建立制止侵权产品进出口的制度。自1995年10月1日起，全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一步到位。再如，对驰名商标给予特别保护，是《巴黎公约》确定的规范。我国是《巴黎公约》成员，但商标法不载明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是没有道理的；依据国际公约，驰名商标实行被动认定、个案认定原则，而我国国家行政管理局1996年10月出台的《驰名商标认定暂行规定》，采取主动申报、评选的方法，这也是与国际规范背道而驰的。对所有这些，我方承诺及时作出调整。这在谈判中，是作了“让步”，甚至是大尺度的退让和调整。从哲学上讲，不同质的后退，其战略战术意义完全不同。为前进而后退，退一步可以进两步。我方在向关贸总协定的标准靠拢的前提下，接受或者部分接受了对方要求，这在谈判桌上似乎是让步，而在健全法制和与国际规范接轨上，则是进步，有些是前进了一大步。当今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知识产权国际化步伐是我国迟早必须迈出的一步。这一步早走比晚走好。走出这一步，我们会面临困难，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三、如何处理对方市场准入的要求

美方第一次、第二次将我国列为“重点国家”，理由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到位，损害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权益。而1996年夏天。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无视我国健全知识产权法制的客观事实，第三次将我国列为“重点国家”，则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市场！美国代表团赴我国各地“访问”，抓住局部地区存在光盘地下生产线和街头巷尾零售盗版光盘的案例，肆意放大，要求我国关闭它所点名的十多家中国音像制品生产企业，允许美国公司取而代之，在中国以独资、合资、合作、建立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创作、生产、出版、发行以及进口电影和音像制品；要求我国允许美国企业与中国艺术家直接订立合同。进行创作、出版、发行等全套业务，等等。至此，美国“特殊301条款”旨在敲开最具潜力的中国出版市场，已经昭然若揭。

对外开放市场是一个大政策，市场准入是“复关”“入世”谈判的主题。音像制品、电影作品和出版市场更具敏感性，我方不同意在知识产权谈判中开辟市场准入谈判的第二战线。但版权作品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准入相关联，完全封死大门也不现实。我们的选择是：既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体现策略的灵活性，在博弈中谨慎处理好质、量、度三者关系，争取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利益。

经过反复博弈与交锋，最后在美国宣布放弃对我国立法、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等方面四项苛刻要求并承诺对我国知识产权执法提供技术援助的条件下，我方承诺允许美国企业在华创办中外合资企业，进行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但不同意其从事其他业务，断然拒绝其以独资、合资、合作、建立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创作、出版、生产、复制以及进口电影和音像制品，进口美国电影数量配额的无理要求，并且设立明确的边界条件。具体说，一是在投资方式上，只允许办合资企业；二是在业务范围上，只允许从事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三是在时间、地域上，按照我国现有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先在上海、广州两个城市，至2000年扩大到13个中心城市。这种解决方式，所得远大于所失，实现了比预想更好的目标。

吴海民同志《大国的较量》，追寻上世纪90年代中关知识产权谈判的轨迹，通过采访多位参与谈判的代表所获得的鲜活素材，勾画了那场博弈和交锋的疾风、暴雨和阳光，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当然，这部作品，不是历史事件的全部。复杂交锋的法律条文、技术环节和有关博弈过程不在采访的范围之内，但作者生动描述了在艰苦磋商的日日夜夜里，中国谈判代表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坚定信念、火热情怀和破解僵局与难题的集体智慧。这些即席访谈，有的言词相当犀利，有的颇具幽默讽刺味道，有的语出惊人，未免过于尖锐。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正是这些原汁原味的真情表白，才为这本纪实的思想性和趣味性增添了战地色彩。

鏖战一别，十载有余。故人南北各西东。书中涉及的多位中方战友和美方伙伴都已走上不同的人生旅程。据悉，希尔斯、坎特、巴尔舍夫斯基等前任贸易代表，后来成为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梅西和李森智两位贸易代表助理，前者执教美国东部高等学府，后者受雇于美国跨国公司。前两年，美方主要谈判代表莱尔女士参与了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她曾带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期间出生的女儿和儿子前来拜访过我。确实，谈判增进了彼此了解，激烈交锋使双方成为朋友。令人高兴的是，当年的美国谈判代表，而今都在不同岗位从事中关经济、技术合作事业。愿中美两国知识产权法制的不断优化和战略互动，为促进中关双方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与交流架设良好的平台，真正实现双赢、多赢的战略目标。

有种说法：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用十几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道路。我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快速发展，确实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起点，并不比西方晚很多。早在1896年清朝重臣李鸿章赴欧关考察200多天，回国后推行洋务运动过程中，就已经出台了《发明(专利)奖励条例》、《商标注册办法》、《大清著作权律》，并且与当时的国际接轨。当然，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下，这些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毛泽东同志用“舟大水浅”四个字对那场运动的失败的点评，可谓入木三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竞争格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重要成员，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我国知识产权之“舟”已相当可观，市场经济之“水”也相当深广。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必将伴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旋律，乘风破浪，胜利前行。

2009年3月

2008年12月15日，奥巴马即将就任美国总统前夕，《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作者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克林顿时期负责国际贸易的副商务部长加藤，题目是《奥巴马为什么应该首访中国》。文章写道，奥巴马的第一次出访应该去中国，而且应该在他1月20日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内。他应该带着国务卿希拉里、财政部长盖特纳、国防部长盖茨和驻华大使一起去北京。

这篇文章在美国和世界政坛引起了一阵猜测。

奥巴马难道会破天荒地首访中国？

大多数美国总统当选后出访的第一站，是邻国加拿大。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是这样选择的。小布什虽然打破了这个传统模式，选择首访邻国墨西哥，但那是为了发出拉丁美洲对其政府很重要的信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总统选择首访亚洲，更没有哪个美国总统选择首访中国，甚至，没有哪个美国总统产生过首访中国的念头。

奥巴马当然也不会首访中国。或许，奥巴马根本就不曾这样想过。但加藤为他想到了。加藤这样说：反对者可能会抱怨，现在不是总统穿越13个时区的时候，他应该在国内处理经济危机或印度次大陆的危机。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认识到中国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利益的重要性。由于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对困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

加藤所以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重要的理由是——由于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很少攻击中国，所以他无需作出令人尴尬的重大政策转变。这与他的前任不同。换句话说，他的前任们，克林顿、小布什等都经历了这种尴尬的转变。

克林顿在其上台之前的竞选中曾反复攻击中国，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是“北京的刽子手”。他上台后也曾拒绝访问中国，第一个任期里中美双方摩擦不断，知识产权谈判一再升级，差一点就爆发了影响世界的贸易大战。不过，他难逃美国总统遵守的规律——第一任期与中国对峙，第二任期与中国修好。克林顿后来发现，在他极力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中国越来越不可忽视，越来越显得重要。他终于来到了中国，而且在他的第二任期里多次来到中国。持续多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他的任期里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他离任之后也多次来到中国，应中国企业之邀前来演讲并赚取演讲费。

小布什也是如此。他上台的时候曾明确表达其“鹰派”立场，拒绝把中国看作合作伙伴或潜在的合作伙伴，称中国为美国的对手、战略竞争对手。但他这个著名的“鹰派”在中国问题上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个“鸽派”。也许是受到对中国友好的老布什的指点，他终于明白，无论是为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广泛的反恐战线，都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小布什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来到中国，第二个任期来得更加频繁。在他的任期内，中美两国创造性地建立了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两国的高层官员一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谈判，在这里变成了对话。对话，其实也是一种谈判。对话比谈判更好听一些，更礼貌一些，气氛也更融洽一些，更和谐一些罢了。中国倡导的和谐外交，在双方的对话中确实得到了体现。想想小布什为改善中美关系做的一些有益的事，直到他离任那一刻，从他那个走下讲坛的沉重背影里，人们多少还有一些怀念和惋惜。

这些年，不仅美国的总统频频访问中国，原来那些在两国谈判中强硬的谈判对手也成了中国的常客。“铁娘子”希尔斯来了，坎特来了，巴尔舍夫斯基来了，李森智也来了。不过，他们不再是作为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来的，而是作为各类国际经贸论坛的嘉宾来的；不是来谈判的，而是来演讲的；不是来攻击中国的，而是来谈合作的。“铁娘子”希尔斯变得不再那么“铁”了，“古板”的坎特变得和言悦色了，“固执”的巴尔舍夫斯基穿上中国的唐装了，“善于制造僵局”的李森智变得灵活可爱了，“很难对付”的莱尔小姐甚至带着当年谈判期间生下的儿女来到北京看望自己谈判桌上曾经的对手。他们也和那些赞同中美加强合作的学者一样，主张自己的总统早日到中国来。

奥巴马会访问中国吗？一定会。

奥巴马会首访中国吗？一定不会。

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不会像加藤等学者呼吁的那么匆忙。

尽管人们对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有着更高的期待，尽管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不像其前任那样以攻击中国作为拉票的手段，尽管他的出生地夏威夷岛上曾经有不少华人邻居，尽管他与全中国人民崇敬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母校培养的学生，尽管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马克先生现在生活在中国的深圳，但作为美国总统，作为深陷在金融危机泥潭中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与加藤的呼吁相反，美国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奥巴马将会撕毁自基辛格以来整整一代决策精英们用政治智慧建立的美中关系档案。美国经济的危机遇上中国经济的减速，将会造成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产生对抗的客观环境，有可能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发生动摇。在美国，商业和劳工组织以及一些议员正在力劝奥巴马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小布什更强硬的路线。人们也不要忘记，奥巴马在他的竞选中曾经对选民们特别承诺，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做法。他抨击当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抨击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同样的抨击，也出现在国务卿希拉里的竞选演讲中。尽管这些批评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强烈，但人们还是隐隐感觉到，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恐怕难免擦枪走火。

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现实。

奥巴马在他上任的第三天就开始对中国发难了。

奥巴马提名的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向考查他的参议员提交的书面证词中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并且明确地说：这是奥巴马总统的观点：“奥巴马总统——在众多经济学家结论的支持下——认为中国正在操纵货币。”

此言一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是一个“语意很重”的词儿，即使是在布什政府对北京的汇率政策表示批评时，都会有意避免使用这个词儿。

法新社发表的一篇报道这样认为，“奥巴马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者，从而为一场可能的美中贸易战打下了基础。通过刚一上任就给中国定性，奥巴马为两个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动荡的关键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埋下了伏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这样说：“这显然是在为两国之间的一场恶战作准备。预计在今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在某种程度上升温。”

美国一家传统基金会的官员说：“大量证据表明美中关系会出现问题，如果国会在今年夏季前不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那才怪了。”

美国将会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奥巴马上任的第六天，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作出一项裁定：中国的保护知识产权法规和某些海关执法存在诸多缺陷，未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次败诉。美国政府称这是他们的一个“重大胜利”。

国际上的有关评论认为，这起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是美国第四次正式责难中国的贸易行为。近年来，中国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和对待盗版产品的方式一直是一个“政治引火点”。

对于美国方面的责难，中国当然地予以驳斥和回应。关于操纵汇率问题，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央行都发表了声明或谈话，指出这是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的误导，并指出美国应该有自我批评精神。关于知识产权纠纷，中方权威人士认为，美国方面也未能实现他们控诉中的全部要求，而且根据WTO的规定，中美两国对于争端小组的这项判决仍然可以上诉。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之间这两起“走火”——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指责和知识产权的纠纷，都发生在奥巴马仅仅当选一周之内。这难免让人担心，新的一轮贸易大战也许会重燃战火。美国人一定会找出理由转嫁他们的金融危机，一定会对自己对金融危机应负的责任进行解脱。中美之间下一步的谈判焦点还有不少，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

当然，美国利用这些问题向中国施压越来越不灵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年前的中国，更不是60年前的中国。中国不怕与美国谈判，中国也不怕贸易大战。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华盛顿上演的尖刻言论不大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美国如果“玩火”只会适得其反。

最新的情况是，胡锦涛与奥巴马通了越洋电话。他们在2009年4月的伦敦金融论坛上见面，并互相发出了访问的邀请。

接着出现的情况是希拉里访华。这位新任国务卿也没有选择首访中国，而是把中国作为她首访亚洲四国中的最后一站。有媒体发出责问：希拉里为什么不选择首访四国中最为重要的中国？最后一站是否美国政府心目中的最后排位？其实，这种话题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人不是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叫“压轴”吗？最后一幕也许才是“压轴大戏”。

希拉里的中国之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给奥巴马访华“打前站”。现在，国际人士期待着奥巴马尽早访华，美国人也敦促奥巴马尽早访华。中美之间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还有许多观点需要碰撞，还有许多分歧需要弥合。这不仅是为了两个国家，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谈。无论什么争端，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国际政策太平洋委员会中国特别小组成员普拉特的文章读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给奥巴马发出了这样的忠告：“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突出了中国和美国命中注定的相同点。中国和美国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至少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没有这样紧密过。正是这个原因，在这个关键时刻，胡主席和奥巴马必须建立某种特别的关系。忘了法国的萨科齐、加拿大的哈珀，甚至英国的布朗吧。他们都是一个池塘里的小鱼。需要接触的是那难得一见的大鲸。在这个世界上，萨科齐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奥巴马渡过危机。但胡锦涛可以，反过来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是为彼此而存在的。如果他们两个人不争取进行一次高质量的会谈，那就是在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可以肯定，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和历史分歧将使合作显得困难，但如果他们能够共同掌舵，世界将能更加平衡地穿过目前的这场金融风暴。中国和美国是现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彼此充分、坦率、有意义地在一起交流的大国。奥巴马没有过多地谈论中国，也许甚至没有对中国考虑过多，但他现在应该就开始这样做，否则就太迟了。”

初稿于1997年3月

修改于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