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热带》是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的思想自传，更是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青年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亲访亚马逊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本书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

列维-斯特劳斯以全新的路径、开放的眼光，根据敏锐的洞察力，辅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将这些部落放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脉络之中，提出了引人入胜的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

《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人类学、文学及人类思想的杰作。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娄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下称“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又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在此，我拟略谈列维一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第一部 结束旅行

 一 出发

 二 船上

 三 西印度群岛

 四 追寻权力

第二部 行脚小注

 五 回顾

 六 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

 七 日落

第三部 新世界

 八 郁闷的赤道无风带

 九 瓜那巴拉湾

 十 穿越回归线

 十一 圣保罗市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十二 城与乡

 十三 前锋地带

 十四 魔毯

 十五 人群

 十六 市场

第五部 卡都卫欧族

 十七 帕拉那邦

 十八 潘塔那勒沼泽区

 十九 首府那力客

 二十 一个土著社会及其生活风格

第六部 波洛洛族

 二十一 黄金与钻石

 二十二 有美德的野蛮人

 二十三 生者与死者

第七部 南比克瓦拉族

 二十四 失去的世界

 二十五 在塞尔陶

 二十六 沿着电报线

 二十七 家庭生活

 二十八 一堂书写课

 二十九 男人、女人与酋长

第八部 吐比卡瓦希普族

 三十 独木舟之旅

 三十一 鲁滨孙

 三十二 在森林之中

 三十三 蟋蟀的村落

 三十四 贾宾鸟的闹剧

 三十五 亚马孙流域

 三十六 谢林葛尔

第九部 归返

 三十七 奥古斯都封神记

 三十八 一小杯朗姆酒

 三十九 塔希拉遗址

 四十 缅甸佛寺基荣之旅

不论如何，我们这个小群体从来也没想到，之后四五年，自己居然成为海运公司航行法国与南美之间货客两用轮头等舱的全部旅客，鲜有例外。当时我们可以选这条路线上唯一豪华客轮的二等舱，或者坐没那么高级的船只的头等舱。一心往上爬的人选择豪华轮的二等舱，自己垫一些钱，目的是期望能在船上和外交大使之类人物打打交道，以谋得某些不见得能兑现的好处。其他人则乘货客两用船，航期比豪华客轮多六天，而且在不同港口停留，不过，搭货客两用船的人在船上几乎是唯我独尊。

货船改装的客船，本来预备容纳100到150个客人，那时候常常是我们8个到10个客人享用船上一切设备，甲板、小房间、休息室和餐室几乎没有别的客人。这是20年前的事情，我真希望那时候我能真正领略我们所享受到的特权与豪奢。整个航程有19天之久，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人少，整条船上的空间几乎是无止无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王国；整条船几乎成为我们的封地，跟随我们而移动。航行两三趟以后，我们对身处船上已完全习惯，对于船上的马赛船员的名字都很熟悉。他们留胡子，穿鞋跟坚固的皮鞋，端鸡肉和比目鱼给我们吃的时候，全身都是大蒜味。船上的饮食，安排的方式近似讽刺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笔下的粗鲁人物所会安排的那样，再加上我们人那么少，使食物变得非常多。

一种文明的结束，另一种文明的开始，我们所在的世界忽然领会到或许我们的世界由于人口太多已变得太小——对我而言，这些不用多说的现实并不是因为看到那些表格、统计数字与革命才深深体会到。我对这些事实有真正切身的感觉是在几个礼拜以前，在离开巴西15年之后，我想用老方法搭船重访巴西，借此重温逝去的青春景象。但电话询问的结果却是：我必须在4个月以前预订舱位。

我本来以为欧洲与南美洲之间既然已有客机飞来飞去，想搭船旅行的客人一定很少，一两个个性怪异的人罢了。哪想到认为某种新要素的引进必然会取代旧的要素这种想法纯粹是幻想。海洋并没有因为航空的发展而变得更为平静，就像巴黎近郊并没有因为蔚蓝海岸附近大兴土木而稍微恢复其乡村景观一样。

最近这次乘船计划很快就放弃，在这次马上放弃的计划与20世纪30年代令人难忘的航行之间，我曾在1941年搭船远航一次。那次航行的经验对于未来的世界深具象征意义，不过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德法停战之后，由于罗维(Robert H.Lowie)和梅托(A.Metraux)对我的人类学著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再加上在美国的一些亲戚热心奔走，洛克菲勒基金会援救沦陷于德军占领区可能受迫害的学者计划中，把我包括在内，邀请我去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任职。问题是怎么去纽约。首先我想告诉当局我预备回到巴西继续进行战前的研究工作。当时巴西大使馆位于维希(Vichy)的一栋建筑物的第一层，非常拥挤。我去那里申请重新签证，看见了一幕简短的悲剧上演。巴西大使是苏沙～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s)，我和他相当熟，即使我和他完全不认识，他大概也会照样办理。大使把官印拿起来就要盖在护照上面，他身旁的一个顾问冷冷地、有礼貌地提醒他，照新规定他已无权盖印了。大使的手僵滞于半空中数秒之久。大使用一种焦急的、含着请求的眼光看着他的顾问，试图说服他把头转向一边视若无睹，好让大使把举在半空的官印盖下去，使我最少可以离开法国，即使仍进不了巴西。然而一点用也没有；顾问不停地瞪着大使的手，那只手终于落到桌上的文件旁边。我无法取得签证，大使把护照还给我，一副无奈深沉痛苦的歉然之情。

在法军败退的时候，我自军中退下来，住在离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不远的塞文山脉(Cevennes)附近。回到那里以后，我开始打听是否有办法从马赛离开法国。根据港口一带的小道消息，有条船很快就要航向马丁尼克(Martinique)。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问，一间小办公室问完又到另一间，终于被我打听出来，要开的那条船是海运公司的船，也就是以前曾替法国对巴西的大学援助计划提供那么多年的可靠服务的公司。1941年2月一个吹着冰冷寒风的日子，我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几乎是关闭停止营业的小办公室中，见到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前他是负责代表公司不时访问我们的人。他说不错，是有这么一条船，而且很快要起航，不过我却绝对不能搭那条船。为什么呢？他觉得其中原因非我所能了解，他也难以解释；现在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的这趟航程将是又漫长又难过，他无法想象我可以坐在那艘船上。

原来他还一直把我看成是法国次级的大使级人物，而事实上我早觉得自己不久将成为集中营的一分子。还有，在那之前的两年，有一年我在原始森林中度过，另外一年则在一场混乱的撤退过程中，由一个军营转往另外一个军营，从马其诺防线，经过萨尔特(Sarthe)、科雷兹(Correze)、阿伟龙(Aveyron)一直撤到贝济埃(Beziers)。在这期间，我搭过运牛车，在羊槽中睡过觉，因此对于这位公司人员的顾虑我觉得是多余的。我可以想象自己又在大海中漫游，和几个冒险进行暗盘交易的海员分享简单的食物，分摊辛劳的工作，在甲板上睡觉，由于日子漫长空虚而变得对海洋有一种可敬的亲密感。

我终于拿到一张保罗一勒梅赫乐船长号(Capitaine Paul-Lemerie)的船票，但真正的情况要等到上船的那天我才明白。两排手执轻机枪、头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gardes mobiles)把整个码头围封起来，阻止登船的旅客和送行的亲友接触，粗鲁地打断人们的道别，随口加以侮辱。我们就在两排机动保安队监视之下登船。这次航行一点都不像是孤独的航行，而像是递解囚犯。我们的遭遇已够奇怪，但更令我吃惊的是旅客的数目。350个人挤在一艘小汽船上面，船上只有两间小客房，客房中总共只有7个铺位。其中一个客房给3位妇女住，另外一间给4位男士住，我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能分到一个铺位，全得归功于M.B.(我在此谢谢他)，他无法容忍以前是他船上头等舱的旅客居然被像牲畜一般的载运。其他乘客，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被挤进船舱，船上的木匠临时搭建些铺位，上盖草席，既无灯光也缺空气。四个享有特权的男士里面，有一个是奥国人，金属商人；另一个是年轻的“贝凯”(beke)——意即有钱的混血儿一一战争使他与他的故乡马丁尼克分隔开来，他觉得该受到优待，原因很简单，整船的旅客就只有他一个人既不会被人疑为犹太人也不是外国人，更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三个是非常特殊的北非人，他强调其目的是去纽约待几天(这个说法非常怪异，因为搭这条船到纽约得花3个月时间)，他的皮箱里面有幅德加(Degas)的画。此人是犹太人，和我一样，不多也不少，然而他似乎和沿途所有的殖民地、保护地的警察、侦探、宪兵和安全人员都很熟悉，很处得来——个中原因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P10-1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下称“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文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在此，我拟略谈列维一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第一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点，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法国学术环境内，他选择了与英美人类学更宜沟通的学科词anthropology来代表由自己所创新的人类学一社会学新体系，在认识论上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他企图赋予“结构人类学”学科的功能也就远远超过了通常人类学专业的范围。一方面，他要将结构主义方法带入传统人类学领域；而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结构人类学思想来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作为其学术思想总称的“结构人类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大致可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以至于文艺创作手法)，以及数学等自然科学……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根本转变了世界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而且对上述各相关学科理论之方向均程度不等地给予了持久的影响，并随之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和方向的演变。另外，作者早年曾专修哲学，其人类学理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并被现代哲学界视为战后法国代表性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影响力并非如英美学界惯常所说的那样，仅限于那些曾引起争议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方面，而是特别指他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批评。后者才是列维-斯特劳斯学术理论思想的持久性价值所在。

在上述列举的诸相关学科方法论中，一般评论者都会强调作者经常谈到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哲学对作者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方式所给予的重大影响。就具体的分析技术面而言，诚然如是。但是，其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乃是与作者对诸相关传统学科理论方向的考察和批评紧密相连的。因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更为深广的思想学术背景。这就是，结构人类学与20世纪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法国三大主要人文理论学科——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正是在与此三大学科系列的理论论辩中形成自己的结构人类学观念的。简言之，结构人类学理论批评所针对的是：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方向，社会学的狭义实证主义(个体经验主义)方向，以及历史学的(政治)事件史方向。所谓与哲学的论辩是指：反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继续选择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作为各科学术的共同理论基础，衍生而及相关的美学和伦理学等部门哲学传统。所谓与社会学的论辩是指：作者与法国社会学和英美人类学之间的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理论互动关系。以现代“法国社会学之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学”本身即传统人种志学(ethnography)、人种学(ethnology)、传统人类学(anthropology)、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百年来综合互动的产物；而作为部分地继承此法国整体主义新实证社会学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在扩大的新学术环境里进一步深化了该综合互动过程。因此作者最后选用“结构人类学”作为与上述诸交叉学科相区别的新学科标称，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理论革新意义。所谓与历史学的论辩是指：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两方面作者所坚持的历史人类学立场。作者在介入法国历史学这两大时代性议题时，也就进一步使其结构人类学卷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激辩之中心。前者涉及和萨特等历史哲学主流的论辩，后者涉及以年鉴派为代表的150年来有关“事件因果”和“环境结构”之间何者应为“历史性”主体的史学认识论争论。

几十年来作者的结构人类学，尽管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却也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美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在于彼此对学科名称，特别是“人类学”名称的用法上的不同。一般人类学家的专业化倾向和结构人类学的“泛理论化”旨趣当然会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彼此相异。而这类表面上由于学科界定方式不同而引生的区别，却也关系到彼此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更为根本的差异。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思想触及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基础的核心领域。与萨特以世界之评判和改造为目标的“社会哲学”不同，素来远离政治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乃是一种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学术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正像20世纪西方各种人文学流派一样，都具有本身的优缺点和影响力消长的过程。就法国而言，所谓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相互嬗替”的历史演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足以作为评判学派本身重要性的尺度。当前中国学界更不必按照西方学术流派演变过程中的一时声誉及影响来判断其价值。本序文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的推崇，也不是仅以其在法国或整个西方学界中时下流行的评价为根据的，而是按照世界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革新之自身需要而加以评估的。在研究和评判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时，需要区分方向的可取性和结论的正确性。前者含有较长久的价值，后者往往随着社会和学术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有所改变。思想史研究者均宜于在学者具体结论性话语中体察其方向性含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积极认知范围。今日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的价值因此不妨按照以下四个层面来分别评定：作为世界人类学界的首席理论代表；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首席代表；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理论进行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逢战后法国两大思想运动“大师凋零”之会，法国学界开始了对结构主义时代进行全面回顾和反省的时期，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一生的卓越学术贡献重新受到关注。自著名《批评》杂志为其九十华诞组织专辑之后，60年代初曾将其推向前台的《精神》期刊2004年又为其组编了特刊。我们不妨将此视作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生平回顾”纪念活动之序幕。2007年夏将在芬兰举办的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亦将对时届百龄的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凡此种种均表明作者学术思想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持久影响力。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的学术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也将在不断扩展中的全人类思想范围内，继续参与积极的交流和演变。

作为人类文化价值平等论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文化思想多次表示过极高的敬意。作者主要是通过法国杰出汉学家和社会学家格拉内(Marcel Granet)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特质的。两人之学同出迪尔凯姆之门，均重视对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论和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在2004年出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纪念文集》(L'Herne出版社，M.Izard主编)中有Yves Goudineau撰写的专文《列维-斯特劳斯，格拉内的中国，迪尔凯姆的影子：回顾亲属结构分析的资料来源》。该文谈到列维-斯特劳斯早年深受格拉内在1939年《社会学年鉴》发表的专著的影响，并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如何从格拉内的“范畴”(类别)概念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概念。顺便指出，该纪念文集的编者虽然收进了几十年来各国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概述，包括日本的和俄罗斯的，却十分遗憾地遗漏了中国的部分。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对于中国当代西学研究之进展，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

百年来中国学术中有关各种现代主题的研究，不论是政经法还是文史哲，在对象和目标选择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际学术的共同标准，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势。结构主义作为现代方法论之一，当然也已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所吸纳。但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法国结构主义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主要意义却是特别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研究之现代化方法论革新的任务有关的。如我在为《国际符号学百科全书》(柏林，1999)撰写的“中国文化中的记号概念”条目和许多其他相关著述中所言，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形态具有最突出的“结构化”运作特征(特别是“二元对立”原则和程式化文化表现原则等思考和行为惯习)，从而特别适合于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其现代分析工具之一。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文本制作”中凸显出一种结构式运作倾向，对此，极其值得中国新一代国学现代化研究学者关注。此外，之所以说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各种现代西方学术方法论中最适合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工作之需要者，乃因其有助于传统中国学术思想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系统的“重新表述”，此话语组织重组的结果无须以损及话语和文本的原初意涵为代价。反之，对于其他西方学术方法论而言，例如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在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相异的观点和立场一并纳入中国传统思想材料之中，从而在中西比较研究之前就已“变形”了中国传统材料的原初语义学构成。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是在前科学时代构思和编成的，其观念表达方式和功能与现代学术世界通行方式非常不同，颇难作为“现成可用的”材料对象，以供现代研究和国际交流之用。今日要想在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话语和现代西方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首须解决二者之间的“语义通分”问题。结构主义及其符号学方法论恰恰对此学术研究目的来说最为适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许多符号学的和结构式的分析方法，甚至又比其他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性。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围内的中西对话之目的绝不限于使中国学术单方面受益而已，其效果必然是双向的。中国研究者固然首须积极学习西方学术成果，而此中西学术理论“化合”之结果其后必可再反馈至西方，以引生全球范围内下一拨人类人文学术积极互动之契机。因此，“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全面革新这一总目标而言，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文集”组译编辑完成后，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代为撰写一篇“文集”总序。受邀为中文版“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作序，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幸。我本人并无人类学专业资格胜任其事，但作为当代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学术思想史以及中西比较人文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者，对此邀请确也有义不容辞之感。这倒不是由于我曾在中国最早关注和译介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而是因为我个人多年来对法国人文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在北京(2004)、里昂(2004)和芬兰伊马特拉(2005)连续三次符号学国际会议上力倡此意，强调在今日异见纷呈的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首应重估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价值。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正是这一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者。

结构主义论述用语抽象，“文集”诸译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此项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但在目前学术条件下，并不宜于对译名强行统一。在一段时间内，容许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专有名词的译法，是合乎实际并有利于读者的。随着国内西学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或许可以在将来再安排有关结构主义专有名词的译名统一工作。现在，“文集”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全面深入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原始资料，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长期研究者，我对此自然极感欣慰，并在此对“文集”编辑组同仁和各卷译者表示诚挚祝贺。

李幼蒸2005年12月

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