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其人是极其聪明的，以汪的聪明与智慧不会不晓得什么是卖国，不会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更不会不知道卖国汉奸的下场，那么他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违，不惜遗臭万年力主和议？

本书是对汪精卫国民政府的研究，从其萌芽、发展、壮大到灭亡的全过程，一共存在了五年零五个半月，但却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与牺牲，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了帮凶……

中国军民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是整个对日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了解汪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罪恶统治，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书是对汪精卫国民政府的研究，从其萌芽、发展、壮大到灭亡的全过程，一共存在了五年零五个半月，但却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与牺牲，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了帮凶……

前言

第一章 沦陷区傀儡组织的出现

1．平津地方维持会

2．号称民国的“临时政府”

3．不请自来的“总管”

4．如法炮制的“维新政府”

5．南北两伪组织的联合

6．伪满第二的“蒙疆”

第二章 汪精卫逃离重庆

1．从亲日到乞降

2．秘密交涉与脱逃

3．组府计划的提出

4．日本《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第三章 筹组“新中央政府”

1．公开亮相

2．召开“六全”大会

3．魔窟七十六号

4．群奸首聚

5．吴佩孚怒斥国贼

6．汪日“新关系协议”

第四章 “还都”南京

1．青岛分赃

2．登台的前奏

3．宣布“还都”

4．签订《基本关系条约》

5．赴日朝拜

第五章 横征暴敛的财政金融

1．税收机关的设立

2．设立“中央银行”的方针

3．“中央储备券”的发行

第六章 发动“清乡”

1．“清乡”的提出与策划

2．苏南地区的“清乡”

3．太湖东南和上海地区的“清乡”

4．镇江、苏北等地的“清乡”

5．“和平模范区”的破产

第七章 伪军的建立和发展

1．伪军的初建

2．军事顾问部与《治安协定》

3．伪军的扩张

第八章 思想奴化运动的推行

1．日军刺刀下的“和平”

2．认贼作父的“东亚联盟”

3．忠顺奴仆的“新国民”

第九章 向英美“宣战”

1．“参战”的提出

2．“宣战”种种

3．“交还”租界的滑稽戏

4．灭亡前的疯狂掠夺

5．难救厄运的《同盟条约》

第十章 日本投降与汪伪政权的灭亡

1．汪精卫毙命日本

2．陈公博强撑残局

3．伪府的灭亡

4．奸首争斗与陈逆亡命日本

5．群奸被捕与伏法

附录一 大事记

附录二 参考书目

8月31日，日本将天津中国驻屯军改称华北方面军，并且增设了“特务部”，作为在华北占领区进行政务指导及准备建立政权的专门机构。特务部部长便是老牌特务喜多诚一。9月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在给喜多诚一的训令中提出：“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准备，应当暂时先行建立统治现在及将来我军占领地区内中国方面各种机关的政务执行机关，并且尽可能指导此等机关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

10月上旬，华北日军相继占领了山东的德县和石家庄，并且继续向南侵犯。随着军事上的进展，日军加速了在华北建立“政权”的活动。但其主要困难是“在机构与人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无法立即成立。所谓“人选”，即找不到合适的汉奸要员来充当“政权”的首脑。时在香港的王克敏，是华北日军特务部策动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是老牌亲日派分子，早年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曾三度出任北京政府内阁财政部长等职。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时主席。王虽对“出马”采取“慎重态度”，但表示如能“任其行事”，他是可以“出马”的。至于政权的性质，从当时日方的主张看，其目标仍是“中华民国联省政府”。

10月下旬，日军侵占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发生重大变化。28日，华北日军特务部在《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研究》中提出：“北方应当树立的新政权，不是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是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标志着华北日军妄图推翻中国政府，实现彻底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华北日军特务部认为，之所以作如此改变，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以地方政权作为招牌缺乏大义名分，一流人物不会参加，且有容易引起分裂中国的疑虑，树立地方政权不是善策。第二，地方政权是消极退让，缺乏进取思想，容易为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

这一决定旋即为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接受，成为陆军中央的方针。10月30日，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提出：“应扩大强化华北政权，并指导使之成为新生的中国中央政府，以谋求在这一地区开发产业，促进贸易，恢复治安和安定，借以使中国的更生从华北而遍及全中国。”其设想是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后，再组成各省的联省政府，以后便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11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也提出要“尽快成立以防共亲日为方针的华北新中央政府”，在日本的援助下，使之成为“中国真正的中央政府”

华北日军特务部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北平炮制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11月8日，华北重镇太原陷入敌手。12日，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沦陷。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初，南京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派总务课长根本博大佐前往香港。策动当时蛰居香港的王克敏“出山”，令其出面组织“政府”。

12月7日，王克敏随根本博大佐来到北平，旋即按照特务部的指令，召集滞留在北平的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董康、高凌雳等进行具体策划。

汤尔和早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院专门学校。1922年后曾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及财政总长等职。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王揖唐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历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等职，为安福系首领之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曾下令通缉。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北京政府时的江苏省省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1924年直奉战争时，任浙奉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本。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董康，1912年留学日本，1914年和1920年曾三度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并先后任司法总长、代理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后脱离政界，先后任东吴大学教授、上海法学院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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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一致提出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尤其强调了中国人必须懂得中国历史，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其中包括近百年来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铭记的。

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问，中国屡遭外国列强的入侵，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都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以予取予夺，任其宰割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地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又是赔款、又是租借土地，乃至割让国土。外国列强的入侵，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与牺牲，成为中国长期以来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也使中华民族蒙受了难以形容的耻辱。

如果说，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20年代的几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主要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理人的话，那么，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3月在我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外患，而且，日本是以直接吞灭中国，作为其入侵的根本目的的。

五十五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凭借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相继侵占我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为了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华北日军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并改北平为北京。1938年3月28日，华中日军也在南京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在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在内蒙古、察哈尔及晋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各地的伪政权，并在1939年9月，将其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侵华日军在各地的上述行动，并非孤立的行动，而是体现了日本灭亡中国，实现其独占中国的既定“国策”。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便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对华北日军建立傀儡政权予以全面肯定，同时提出“不仅要使它(指伪临时政府——笔者)取得在华北的信誉，并且要使它取得在华中、华南方面的信誉。”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更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其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暴露无遗。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野蛮征服中国的同时，为实现其建立“中国新政权”的图谋，一方面继续在其占领区内策动吴佩孚等人出任“新政权”的政要，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策动和诱使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汉奸势力反蒋降日，并且终于获得成功。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日本的诱使下，公然于1938年12月脱离重庆；并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以“还都”的名义，在南京建立号称“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虽然有着主客观上的多方面的原因，但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不仅认为抗战根本不可能胜利，尤其在广州、武汉沦陷的形势下，更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如果日军继续进攻西安与宜昌，国民政府将无处可退。于是由民族失败主义而发展为民族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与其彻底失败，不如就此按照日本要求的条件停止抗战，实现“和平”。

汪精卫其人是极其聪明的，“但是以汪的聪明与智慧不会不晓得什么是卖国，不会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更不会不知道卖国汉奸的下场，那么他何以甘冒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力主和议?”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汪…特持其骄傲满盈之气，而不能出以谦虚戒慎耳’，因而不能事求实济，务乎虚名，有以致之也。”…这固然对其“力主和议”有相当影响，但并非主要方面的原因。他之所以逃离重庆，另立“政府”，除上述原因外，是与其强烈的领袖欲分不开的，即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实现其㈦恢复”在国民党及政府中的最高领袖地位的梦想。而这一点，恰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

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成立到最后灭亡，一共存在了五年零五个半月。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局虽然一直纷争不已，一次又一次出现过互相对立的政权局面，但这都是属于内争。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则和长春的“满洲国”一样，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扶植下成立的傀儡政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怪胎”。汪伪政权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傀儡组织，而且始终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以灭亡中国的罪恶工具和帮凶。在其存在期间，对沦陷区民众在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盘剥，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奴化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占领区维持其统治，迫使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延续长达八年之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与牺牲，也是与汪伪政权的罪恶行径分不开的。正因此，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汪精卫汉奸集团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汉奸，以叛国之罪，受到了应有的惩办。

中国军民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是整个对日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了解汪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罪恶统治，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书谨作为此项研究的初步成果，贡献于读者，不足与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蔡德金

1992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