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文字清新、流畅好读的杂文随笔汇编。作者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趣味、求学经历、治学经验以及作者对当代很多思想文化问题的看法。书后最新发表的五篇小散文，颇有抒情特质，别具意味。

本书收作者各种序跋、杂感、散文、发言提纲、讲演记录、访谈记录等等，内容包括生平自述、治学经历或经验、对当时和时下各种见解、问题或倾向的评论和意见。长短不齐，问题不一，均或信手拈来，或脱口而出，因之似更感直率、亲切与真实。作者在书中强调微观课题、实证研究，提出“学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反对艰涩不通玄秘难懂的文风和大而无当泛说中西的学风等等。其中有关朦胧诗、主体性、“破天下达尊”、主方法多元、“西体中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议论等等，则从个人微小侧面反映记录了二三十年来的某些历史印痕和艰难步伐，可供反思和慨叹。

《走我自己的路》序

走我自己的路

读书与写文章

我的选择

新春话知识

方法论答问：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秦王李世民》观后感

推荐《科学研究的艺术》

纪念齐白石

海南两记

故园小忆

悼朱光潜先生

地坛

什么是美学

画廊谈美

审美与形式感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

从《海瑞罢官》谈起

略论书法

偏爱

宗白华《美学散步》序

祝《美学新潮》创刊

美学一。一题

李黎《诗与美》序

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序

破“天下达尊”

读《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序

中国思想史杂谈

关于儒家与“现代新儒家”

突破“对子”与“圆圈”

开放型、多层次的文化研究

坚持与发展

西体中用

时代和它的孙中山

今天中国需要理性

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

在电视剧艺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美育与技术美学

悼宗白华先生

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

与王浩信

关于“后现代”

别是一番滋味

刘文注《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序

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

启蒙的走向

《启蒙名著选读》序

无题

黄昏散记

应某刊物约写的小传

《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序

《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序

世纪新梦

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

两个译本的序言

晚风(外一章)

怀伟勋

历史与情感

何谓“现代新儒学”

为儒学的未来把脉

“左”与吃饭

《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跋

是马非马

不诽不扬，非左非右

从辛亥革命谈起

赵士林《心学与美学》序

迟发的悼念稿

四个“三言两语”

北京行

台湾版《李泽厚论著集》总序

《李泽厚论著集》哲学卷序

《李泽厚论著集》思想史卷序

《李泽厚论著集》杂著卷序

《世纪新梦》后记

屠新时书法《易经》序

从谭嗣同谈起

苍白无力的理想主义

读黑格尔与康德

谁之罪？

读周作人的杂感

关于胡适与鲁迅

王柯平《中国思维方式》序

《浮生论学》序

往事如烟

关于民族主义

文明的调停者

漫说康有为

记忆

忆香港

忆长沙

蒲公英

走我自己的路

谈起我走的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在汉口，但籍贯是湖南长沙。父亲是邮局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他在我小时候便死去了。父亲死后，家境顿陷困境。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至今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却不幸竟成为谶语。母亲也没活到四十岁就死去了。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况不免泫然涕下。记得当年为了几个臭钱受多少气，如今有钱，又有甚么用？也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贫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讲的“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国外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年时代。我最近讲，搞美学最好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的确，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芫，也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实性。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姐，却长期偿能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总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没能去钻研那毕竟更为枯燥、单纯、严格的自然科学。至今好些人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应该惋惜，也许应该。

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时代。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在安化桥头河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校前有两株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书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1950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穷困。当时吃饭不要钱，有时还发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补助费。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保存下来，寄给我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可能是因为欢乐总与我无缘，加上又得了肺结核，一切活动不能参加，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当时我独自住在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那间房并不是宿舍，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是那时写成的初稿。特别是当时很少有人搞资料，我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仍利用了当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功夫的。

我的经历相当简单，但生活的波折仍然不少。当时二十几岁发表了一有影响的文章，因而环境压力更大了，“白专”之类的非议颇多，下放劳动和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持续下来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动手的。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受批评，要读其他书就更困难了。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我在行装中偷偷放了本英文版“人人丛书”本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经看”，阅读时上面放一本《毛选》，下面是我自己想读的书……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也相当流行的做沙发和木器上。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感觉很充实，因为我的写作已接近尾声了。在“地震棚”里，我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当然，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许多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两本书是在“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交出去的，当时“凡是”后发气氛仍浓，不能多说，只好那样。现在趁些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好几位同志曾问我；为什么好些重要论点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不过，“语焉不详”的也不只是那两本书。我的美学文章，特别是《美的历程》，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写得相当“粗”（如《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因为我喜欢先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我想先有个大致的框架，以后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重彩”，细细描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有过先搞“小”的经验，愈钻愈细，不能自拔，继续下去，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研究一个人、一本书、一个问题了，这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适，所以非常苦恼。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一些细致的、爱好精密分析、仔细考证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却不一定适宜（尽管我也爱看这类文章）。当然“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都不好，最好两者都见，但毕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与综合、推理与直觉、微观与宏观、细与粗等，也如是。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这个看法，不知对否。

据说有人曾说我“杂”，又是中国思想史，又是外国哲学，又是美学……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据史载，这种专家就四个字可以写上数万言，这当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确无此本领。我倒是觉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正处在边缘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沟通融合的新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这其实是个好传统。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识方面的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多、乱，倒在狭、少、贫。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以为，一方面确乎应该提倡狭而深的专题研究和狭而深的专家学者，但另方面也不应排斥可以有更高更大的目标，特别是对搞理念的同志来说，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杂”，例如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太少，没有发言权，否则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另是一番天地。

最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中外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其目的仍在为以后的哲学研究作些准备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书，似乎题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读者看出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暂时不说为好吧。

1981年4月1日

(原载《书林》1982年第6期)P4-9

《走我自己的路》序

这个集子其实应该取名为乱七八糟集，因为什么都有，从所谓“治学谈”到“答记者问”，从非散非杂的小块短文到超过万字的讲演记录；既有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言，也有自己书末的后记；有五篇刚送出去发表的长论，也有四篇已收入别的集子中因印数小有读者还想看看的短文。总之，全书很有点不伦不类、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味道，并且其中好些篇都有相互重叠或重复的看法、观点和语句。但我居然把它们硬凑在一起出书，倒也不全是自己的不是。这几年来，一直有朋友、有读者要我把这些散在各处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我自己书尾的后记集在一起。他们对此似乎颇有兴趣。安徽有位素不相识的大学生还特地复制了一份我几本书的后记和一些小文，合订在一起寄给我，替我设计了书的封面和取了书名，叫“李泽厚序跋随笔集”。这真使我又惭愧又感动，也使我开始认真考虑出这本小书的问题。

我想，也许是这些小文章写得虽不好，但看来还省劲？也许是写这些文章时总不免带点感情，发几句牢骚，骂几句坏蛋，从而比我那些大块东西反而更亲切点？也许那几篇谈自己读书作文经历的文章引起了年轻人的某种兴趣？……我自己的习惯是，文章一发表就不愿再看它，因此现在也不准备多去想它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的自我感觉一直不甚良好，我觉得至今也未能写出使自己满意的东西。特别是这些小文，常常是提笔就写，匆匆草就；有的几乎是应酬文章，因陋就简。正因为此，编完这些小文之后，心里总感觉不大踏实，才又加了几篇算是学术性的大块东西用以塞责。集中还收有一篇《答记者问》，则是从十来篇访问记中选摘了几段经常碰到的提问，合在一起的。全书真可说是五颜六色，杂凑的-锅。但我想，由于这些东西多数讲的是自己切身的经历、体会、感受和意见，与现实生活关系比较直接，从中容易联想到一些事情和问题，可能有某种历史资料的意味。例如关于《海瑞罢官》的那篇短文，实际是1978年底三中全会开幕不久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最近看了，恍如隔世。例如，有关朦胧诗、主体性、“西体中用”以及破“天下达尊”、多元方法论等等，将来回过头来看，它们也许在非常微小的范围和非常微小的程度上，反映了、纪录了这段意识形态的某些历史印痕和艰难步伐。这倒是我愿意把它们汇集保存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拿书名来说，它本是我一篇文章的标题，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跑来我家，对我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我妻子以为大祸临头，我当时在国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但曾几何时，这句马克思引用过的话已经成为年青一代最喜爱的格言之一，到处出现。时代车轮的运转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爱憎为转移，而且还转得这么快，老实说，这是出乎我的预计的。它说明，尽管有时阵阵冷风，春寒料峭，但犹如强弩之末，它确乎拦不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了。年轻一代已经站了起来，他们有自己的头脑和个性，他们将排开一切困难和阻力，去开辟自己的道路，勇敢前进的。

我想把这本小书也献给他们。

1986年春3月于北京海淀区

(原为《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版序言)

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李泽厚能写颇出的散文，知道的人大概不多。……许多人林李泽厚那里开始了寻找自己的路。

——骆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