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编著的《洪堡的礼物》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作品描写主人公查里·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在洪堡贫病交加时他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

普利策奖得主、法国荣誉军团骑士、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在走过了一段人生成败道路之后，才开始回忆起他的亡友洪堡·弗莱谢尔。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得到洪堡提携而功成名就的西特林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后来同样落得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他，却借助洪堡留给他的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这时，他忽然悟到人生的真谛。于是，他用一部分钱重新安葬了可怜的洪堡，其余的则希望能有助于自己“新的生活”。

《洪堡的礼物》是索尔·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七五年，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获得了一九七六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小说暴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美国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

洪堡的礼物

不是“光线”而是“光”

“你认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坎特拜尔先生？”

“你不知道。我看你两只手连屁股都摸不着。”

唉，也许他说对了，可是我起码没有坑害过任何人。显然我没有遇到别人一生中遇到的那些事。不知什么缘故，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同的，因此，我无法评论他们的忧虑和欲望。想到这里，我反而更加赞同他们的欲望了。乔治关于下层社会的专门知识我已经接受了。在坎特拜尔面前，我屈服了。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去阅读关于老鼠、鹅、刺鱼和舞蝇等生态学的读物，并记住其中有用的东西。然而，当你处于困境时，这些东西于事无补，那读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所寻求的只是一点心理上的获益。

“那么，这些五十元一张的票子到底怎么办呢？”我说。

“我想要的时候再告诉你。”他接着说。“你对车子的遭遇不大高兴，是不是？”

我说：“那是一辆很漂亮的车子，那样干未免太没心肝了。”

显然，他现在用来恫吓我的垒球棒，正是当时他用到梅赛德斯上的东西。在他的雷鸟车后座上，也许还放着更多的攻击武器。他叫我坐上这辆时髦汽车。车上，坐垫可以翻起的皮凹背单人座位，红得像涂上的鲜血。这个车的仪表盘很大很大。坎特拜尔就像一个年轻的赛车选手，车子刚一启动就全速前进了。只听车轮在尖啸。

在汽车上，我对他的印象稍有不同。从侧面看去，他的鼻子苍白得有如一个灯泡，白得强烈，白得反常，从而使我联想到一块带有黑色线条的石膏。他的眼睛显得比平常更大，也许是服过毒品后造成的。嘴很宽；下唇显示出丰富的表情，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小的时候就过早地装出一副成人的相貌。他那双大脚和一对黑眼睛，更可以表明他在追求着某种理想，而这种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完全没有实现，因而使他陷于万般苦恼之中。我想，说不定他那理想本来就是不稳定的。

“在越南打过仗的是你，还是你表弟埃米尔？”

我们在狄维仁街上向东飞驰。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就像握着一个风钻在凿石头。“什么，埃米尔当过兵？他不是那种小伙子！他的智力体格状况都不合格，实际上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最多只见过一九六八年希尔顿饭店前的暴乱。他被发现了，可是他连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都不知道。我倒去过越南。上次打牌时我提到过这事。那时家里把我送到圣路易附近那所臭烘烘的天主教学院。可是我不想上学，去当了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打过仗吗？”

“既然你想听，那我就讲给你。我偷了一桶汽油——还有卡车、拖车之类的东西，卖给一些黑市上的商人，因而被抓住了。家里人尽量设法使我免于受罚，又多亏德克森参议员从中帮忙，所以，我只在监狱里蹲了八个月就出来了。”

他有一番自己的经历。他希望我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坎特拜尔，从二十年代算起就是这样，而绝不是穆齐大叔那样的谦谦君子。蹲过军事监狱，而且出身在一个犯罪家庭，他从这样的记载中产生出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势。坎特拜尔家所参加的诈骗集团显然不大出名，在克莱鲍恩路做厕所消毒剂的买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还经营一两个货币交易所——货币交易所通常是由从前的小诈骗分子经营的。不过，也许是从事杀虫营生，因为这也是一种普遍受欢迎的买卖。看来，他只参加了一个小团伙，也可能根本没有参加。作为一个芝加哥人，对这一点我是相当敏感的。真正的大人物都雇用打手。比如维托·兰戈巴迪就决不会把垒球棒带到汽车后坐上。兰戈巴迪这种人一到冬天就要到瑞士去参加冬季运动，连他的狗也乘的是头等舱。几十年来，像兰戈巴迪一类人就从来没有亲自参与过暴力行为，他们是绝对不会亲自动手的。只有这个灵魂发黑的坎特拜尔仍然在不停地挣扎。他竭力想钻进某个集团去，可至今还在门外。他是那种不堪接受的人物，即使经过三个月的分解，最后还是要被卫生部门从阴沟里捞出来。像他这样一类的人，人们偶尔会从停在奥黑尔国际机场的汽车行李箱中找到他们的尸体，而他们尸体的价值，往往也只等于车上的几块煤渣。

在经过第二个路口时，坎特拜尔故意闯了红灯。他把变速杆向前一推，使别的驾驶员连忙躲闪。他那飘然的风度招来了众多行人的注视。他这部雷鸟车的车座是用软革特别装饰的，又软，又红！他戴着艾伯克隆比一费奇公司专门卖给骑师们的那种手套。在快车道上，他从右面飞驰而过，接着加大油门冲上坡去，然后挤进渐渐合成一体的车流。后边的车纷纷煞住。他车上的收音机正在尖声播送摇滚乐。这时我闻到从坎特拜尔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我闻出这是“独木舟”牌香水。这种香水，我曾经从一个名叫玛里尔的瞎女人那里弄到过一瓶，那是她作为圣诞节礼物送我的。

方才，在澡堂肮脏的便所里，他把裤子拉下来的同时，我想到的却是儒克曼对伦敦动物园里类人猿的描述。这说明，人类有着各得其所和逢场作戏的本领。换言之，我是被卷入戏剧性中了。坎特拜尔当时即使把放在两膝间的那枝枪打响，也不会给他一家人的声誉造成多大影响。那样他就像他那位给全家丢脸的傻大叔了。我想，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要害。

我害怕坎特拜尔吗？并非真正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可我对自己的想法却是一清二楚。为了弄清人的含义，我在迁就着他。坎特拜尔或许自认为他在欺侮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在别的场合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打扑克时，这个坎特拜尔给我留下了一种虚幻的印象。那天夜里，如果说我还不算是烂醉如泥的话，起码也有几成醉意了，然而就这样我已经看出他的精神锋芒毕露。因此，在他大喊大叫进行恫吓时，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并不予以反击——“没有人会这样对待查理·西特林，我要去报告警察。用诸如此类的话警告他。不，警察才不管这种事呢。坎特拜尔给我留下了奇特而强烈的印象。

P96-98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人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不是“光线”而是“光”：贝娄《洪堡的礼物》中对美的突袭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在他的严肃论著《论道德小说》中，约翰·加德纳抱怨索尔·贝娄的习惯：“把他的人物靠在墙上”，自己却“给一名得意门生讲课”。跟他对这部小说的总体观点一样，加德纳在这一点上尤其错误。贝娄并没有把他的主人公靠在一堵墙上。通常，他是让他们四仰八叉平躺着的。

看《赫索格》：“瞧他瘫在沙发上的姿势，两条胳膊甩在脑袋上方，双腿伸开，那派头活像一只黑猩猩。他眼睛里闪出的光亮得有些异常，以超然的态度瞅着他自己在花园里干的活儿，仿佛要把一只望远镜的前端望穿，死死盯着一个细小而清晰的形象。”

看《一只银碟》：“伍迪，年已花甲，一身的糟肉，五大三粗，俨然一副美国物质至上主义胜利果实的形象，陷在他的沙发椅里，扶手上的皮子对他的指甲尖儿来说，比女人的皮肤还软。他感到茫然，在他的内心深处，受到身上的某些污点，脑海里的一些亮点，一种在胸中（它是怎么到那儿的？）把痛苦与乐趣合为一体的污点干扰。”

《洪堡的礼物》，这部贝娄在他六十岁生日前夕出版的滑稽、活泼、明目张胆地具有秘教色彩的书，也许包含了美国文学中一名故事叙事者躺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例子。在第一百一十一页，讲故事的“高超思想的小丑”查理·西特林歪在他芝加哥住所的一张绿沙发上。“在这种情况下……”西特林解释道，“（……莱娜达、丹妮丝、孩子、法庭、律师、华尔街、睡眠、死亡、形而上学、因果报应、宇宙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我一直都在想着洪堡，想着这位已经隐身于茫茫无期的死亡的黑夜中的朋友，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受人爱戴的、但已经死了的同志。”西特林把外在世界按住，开始只做这件事——用了随后五十七页的篇幅：“我兴高采烈地把我有关洪堡的材料掏出来。笔记本、书信、日记、手稿堆满了茶几及沙发后面包着的暖气片。于是我长叹一声，脱掉鞋躺下……那天早晨我一直把冯·洪堡·弗莱谢尔作为我沉思的主题。”

赫索格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垮了，伍迪·塞尔斯特带着一种怀旧情绪衰颓了。西特林则不然，他的静止不动是十足的健体式的。他在那张沙发上工作。“文学作品所介绍的一切沉思的方法中，这种新方法我最喜欢。每当黄昏来临，我总要这样坐下来，回忆往事的各种细枝末节，回忆见过的、做过的和说过的一切。我能够通过对一天生活的回顾，从背后或者侧面观察我自己。当然在肉体方面，我同别人是没有多大不同的。”

一个人对《洪堡的礼物》、对贝娄作品的总体感受如何，取决于他对贝娄主人公所具有的脱离行动的典型方式的容忍。正因为如此，明白在这些悬停的瞬间有什么进展，发现不动中的行动，隐离中的激情，明显的意志放弃中的心理活动，就至关重要。贝娄的哪一部作品都没有像《洪堡的礼物》那样把一个人物带到那种紧张的不动境地。与西特林相比，贝娄别的小说中被触杀出局的主人公都是些轻重级选手，仅仅是冒充的沙发贪恋客。西特林却天生就黏上了沙发，无所事事时，他在沙发上做什么就处在贝娄这部最遭人误解的小说的哲学中心。

《洪堡的礼物》初版于一九七五年，一年后贝娄荣膺诺贝尔奖。它是贝娄广受欢迎的成功作品之一，一连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然而，书评却并不全是那么火爆。正如詹姆斯·阿特拉斯在他的《贝娄传》中所概括的那样：“理查德·吉尔曼（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写道）是模棱两可的，在赞扬德尔莫尔·施瓦茨画像的同时，又反对小说拉比式的说教……其他大多数重要的评论都是同样的严苛。杰克·理查森在《评论》杂志中写道——他的评论题目就不吉利：‘一盘残局’——深感遗憾的是贝娄极力‘要威逼读者相信艺术家和社会的这样一种观点，那是一种怪诞的夸大其词与过于简单的先人之见的杂拌儿。’”稳固了多年的对《洪堡的礼物》的苛评认为，这是贝娄的喜剧性的作品之一，有趣，但也有瑕疵，人们对它持一种欢快情绪。问世于描写大屠杀和美国文化颓废的《萨姆勒先生的行星》之后，《洪堡的礼物》是一种海滩上的漫步，阳光，热闹，沿途罗列着科尼岛的杂耍和娱乐。就连菲利普·罗思在称赞这本书的同时，也把它描述为“显然是面面俱到的怡情喜剧小说，即把贝娄式的纵情发挥到极致的著作中最怪诞的……”《洪堡的礼物》真可谓八面出击。往往，这种表面上的枝蔓，在四十年代的纽约、新泽西和七十年代的芝加哥之间穿梭往返，鼓励人们得出结论：这本小说是锅美味的大杂烩，一种生动活泼的趣谈，读起来痛快淋漓（因为是贝娄的手笔），但缺乏焦点或内在的和谐，结果与其说是一部精心绝技的佳构，不如说是一本徜徉恣肆的逸品。

……

然而，最终头脑清醒了的洪堡给他的老朋友捎了句最后留言：“记住：我们不是自然的生物，而是超自然的生物。”这是怎么回事？精神不灭？也许吧。然而，一种更加肯定的意见是这样的：名垂青史。洪堡的礼物不是《考多夫雷多》的电影脚本，而是这本书本身，西特林在沙发上的沉思以及由此而来的东西，不是一种恍惚或者顿悟中的，而是语言中的高级意识的显示，再次引用迈克尔·格伦迪的话：“恢复那样的领土需要语言的提升，因为这已经同精神生活一样退化了。”

一句话，也许还描述了贝娄主要的而且是经久不衰的成就：他提升了语言，从而扭转了精神的退化。这就是阅读贝娄作品给人的感受。使贝娄的散文几乎比其他任何人优秀的因素就是他的每个语句都能给人启迪。每个语句都光华四射，甚至连动词都在起神圣的作用。人们认为西特林的人智学瞄准的是空灵世界就未能抓住贝娄艺术的用意，那就是，要尽力把天使的气质带进他段落中的人体中去。像洪堡一样，贝娄从阵线的后面发动突然袭击。《洪堡的礼物》中的句子就是他从对方那儿带回来的东西。

在他这一代人中，索尔·贝娄几乎独自一人与前代诗人起的先知作用保持着一种关联。他怀着自娱自乐和半信半疑的心情，以一种现代的二十世纪的方式投石问路式地做着这项工作。他的战线不设防。这和他说祈祷就像“向宇宙总部签到”的说法类似，听上去很像“认可这一切的任何人”。贝娄不知道那是谁；他也不坚持什么人或什么事，但仍然忠实于超越今生今世或实在的某种东西的直觉，而且他发现了一种方法，能轻松、滑稽地让这些乐观主义的光线穿透他叙事的穹顶，否则那里就弥漫着伊利诺伊芝加哥的烟雾、喧嚣和人类的愚蠢。

你可以对西特林的神秘主义说三道四，你可以同意菲利普·罗斯的观点：那统统来自西特林的怕死心理，而且，你可以跟罗斯一样，从人物的心理出发，分析得绝对正确。你可以认定贝娄对物质世界的兴味构成了一种对永恒渴望的弃绝，一种对现实主义的重复。然而你也可以纳闷：是否就是贝娄的这些希望之光为他照亮了世界，允许他无比清楚地看见它，并且允许他用一种古老的天赋，洪堡的天赋，人们通常称之为诗的那种天赋所圣化了的语言，在还有一定价值的时候把它还了回来。

（蒲隆译）

他的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