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及藏学家。她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热爱，一生关于此方面的论著颇多，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本书为她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探险游记，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大卫-妮尔化装成一名女朝圣人，与其义子一路乞讨化缘，历经八个多月徒步穿越西藏腹地，最终到达拉萨探险考察的全过程。其经历传奇曲折，颇具戏剧性，读之引人入胜。

本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特别是藏学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年)，是一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她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东方学界被誉为“女英雄”。她有关东方(特别是西藏及其毗邻地区)的探险记、日记、论著和资料极丰，被译成多种西文和日文，并多次重版。她终生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拜，曾先后五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从事科学考察，而且还起了一个“智灯”的法号。

在大卫·妮尔等身的著作中，尤以《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价值最大。本书是她的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游记。由于她从云南经康区入藏，而该地区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她的这部生动、形象的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译本是根据巴黎普伦出版社1982年的最新版本翻译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跋

如果它继“替罪羊”之后而出现，那么在拉萨就可以这样召祥。

仪式结束之后，喇嘛、武士和神都从那里混乱无序地返回，唯有最高的教祖尊前才维持某种尊严的风度气派，但他那比较快的步履却会使人猜测到他急于返回其宫中。

达赖喇嘛就这样返回了住处，再次穿过其首府。不过这一次却没有“操大梁的人”和扬鞭子的教友们的帮助，显得一些市侩气。教主在其两名随行喇嘛中间骑行，并与他们无拘元束地交谈，一名可爱的开道人负责维持其队伍的秩序。士兵们开道，以非常整齐的步伐前进，突然发现其主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他们那些断后的教友为在沿途向朋友们致意而耽搁，不大关心维持其队列。

其居民对生活在如此净化和无限吉祥的城市中充满了欢乐，正如今晚拉萨的情况那样。该城所有的健壮居民都上了街，甚至还加上一部分残疾者和老人，他们尽其最大的能力步履维艰地前进，以便与他们那些脚步更为灵便的同胞们叽哩呱啦地议论、欢笑、暴饮。欢乐和幸福是普遍的：那些最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最为严重的体残者、最受人鄙视的麻疯患者都作出了微笑姿态，似乎与城中的富贵者一样欢欣鼓舞。

我遇到了一些熟人(我结识了某些不怀疑我故乡的人)。不论我是否情愿，被一直推到了一个餐厅中，我在那里必须表现出能够适应形势，品尝一大堆当地的菜肴。我公开承认自己高兴地接受了一次考验。一顿藏式晚餐并不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事。

正当我们美餐的时候，“老工甲布”，来到了吉曲河畔。

艄公正在等待他，他与陪同他的教友及行李渡过了河。

一旦他到了对岸，其“替罪羊”角色的第一阶段表演就算结束了。他卸去了其滑稽可笑的山羊皮服、假面具及其蹩脚的假发，又重新以适宜的方式穿戴，丝毫没有刚才的那种滑稽相了。那里有些马匹在等待他，这是由村民们提供的徭役。行李被驮在马生，他也跨上了坐骑，于是启程向桑耶寺走去。

当时的规则要求“老工甲布”应在那里停留七天，被关闭在“敛气室”中。即使说这条规则偶尔曾被执行过，但它也最终被废弃不用了。近代的“替罪羊”到达桑耶寺之后，仅仅简单地将其羊皮袄、假面具和牦牛尾悬挂在位于“敛气室”室门抱厦的一根柱子上。接着他为僧众献一顿饭。从此之后，他就摆脱了所有义务。他再次上马并心安理得地向附近的一个村庄骑行，以其乞讨的所得购买在当地纺织的哔叽布和呢绒布。由于他能够提前派遣一些使者负责作一番选择并讨价还价，所以现在就能很快成交。运输问题也不会使他感到棘手。他有权获得无偿的徭役和他所需要的尽量多的驮畜数目。所以，一旦他的采购结束，他就在离开拉萨的七天之后返回那里，随身携去了购买的商品。他可以随意把它们转手卖掉，这样一来就可能使其所得翻一番了。

西藏的“替罪羊”(老工甲布仪式)便以商业和毫无诗意的形式结束了。

达赖喇嘛的占星师认为，我在拉萨居住的那一年是他一生的一个严重肘期。作为安全的辅助措施，也可能是他非常谦虚地认为自己严重的错误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相当重的负担，需要一名脚夫全力以赴，所以这位西藏的宗教统治者自己承担了一名特殊，“替罪羊”的服务。这样，当正式“替罪羊”如平时一样逃往桑耶寺时，其同事则向北走去，到达了位于蒙古之路上的第一道山口。但后一种“老工甲布”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多大兴趣。

次日，我与一大群好奇者都置身于布达拉山的一个石嘴上，以观看被称为“小昭会”的出行仪式队伍的经过。在我的长途旅行中，从未欣赏过比这里更美的场面了。这次出行仪式包括数千名身穿豪华僧装或会使人联想到汉地、蒙古与古代吐蕃式样的奇装异服的配角人物。这些人打着数百面旗帜和经幡；成百的红色或黄色锦缎华盖，上面绣着象征性图案和题记。一些僧官们在华盖下面行走，由舞动着扇子的阿谀奉承者和仆人护送。出行队伍形成的这一绚丽多彩的长蛇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那些青年人于此时便跳起舞来，背锣的人便作出了一些规定动作，乐师们则根据他们的步伐节奏而有节拍的敲击这些乐器。达赖喇嘛的大象也排成了队，由矫揉造作地作出千般姿态的一些汉地风格的纸制珍禽奇兽围绕。最后出现的是均由披挂甲胄的武士前后簇拥的土著神，以及他们寺庙中的仆从。

出行队伍根据各种不同的歌曲(庄严和隆重的)节奏缓缓前进。这时，巨大的西藏号角以其深沉的轰鸣和一种迷人的柔和声长鸣。最后就轮到蒙古乐队了。P323-325

本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特别是藏学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年)，是一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她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东方学界被誉为“女英雄”。她有关东方(特别是西藏及其毗邻地区)的探险记、日记、论著和资料极丰，被译成多种西文和日文，并多次重版。她终生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拜，曾先后五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从事科学考察，而且还起了一个“智灯”的法号。对于这样一位传奇武的人物及其著作，我国却很少有人知晓。我国已故藏学家李安宅于1945年在《康导月刊》中曾撰文介绍大卫·妮尔及其义子——藏族喇嘛庸登。陈宗祥先生曾译过她的力作《超人岭·格萨尔王》(1944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于1986年内部印刷了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的汉译本。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译介。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的郊区圣一曼德。其父为犹太血统，曾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起义。她在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喜欢冒险，向往赴远方旅行考察。1886年她离开少女修道院，前去拜谒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并在比利时王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此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塞涅卡、斯多葛与伊壁鸠鲁派哲学，酷爱音乐和舞蹈，尤为勒克鲁斯舆地学著作所吸引。同时她还具有一种追求社会进步的倾向。1888年她写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为了生活》。此书怒斥了当时的剥削制度，号召人民起来反抗。1969年，在法国那场波澜壮阔的学潮中，她又重版了此书，为人民的反抗运动欢呼。

大卫·妮尔为了能赴远东探险，188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她遇到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和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夫人，并被介绍参加了伦敦的“最高神智学会”。在此期间，她学习了英文和梵文。此后，她从师于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中国学家烈维和福科，接触到了西藏的经典，在梵文学、神秘学、秘传学诸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889年她受洗成为基督教加尔默罗修会的会士。同时，她还对吉美博物馆中收藏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深入地学习了佛教。这一切，都为她终生的科学研究与探险奠定了方向。

大卫·妮尔从1891年起，开始了她终生漂泊的旅行生活。她先在锡兰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特别是吠檀多派教理，并于1893年首次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并初览西藏的山川风貌。

从印度返回后，她到达了法国的殖民地突尼斯。1902年出版了她的《伟大的艺术》一书，1895年又作为明星演员而赴河内表演。在此期间她曾有过几次婚变。1901年她加入了蔷薇十字会，后又加入共济会，1903年起成为记者，并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东方、特别是东方宗教的文章。

1904年，她在罗马意大利妇女大会上，宣布自己将信仰比耶稣哲学更为优秀的佛教哲学：“佛陀成了我脑海中的导师，我只通过佛陀来观察世界”。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宣传佛教，并写成了《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一书。1910年她在布鲁塞尔新大学主讲佛教的现代化问题，立志成为欧洲研究佛教的先驱。

1910年8。月，大卫·妮尔开始赴远东旅行，直到1925年才返回欧洲。她遍游锡兰、印度、锡金，并于1912年4月到达大吉岭，准备进入西藏。在此期间，她搜集了大量有关岭·格萨尔的资料，后来出版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陈宗祥译作《超人岭·格萨尔王》)，从而成为西方学者最早研究格萨尔的著作之一。1912年4月15日，她受到了正在噶伦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这是历代达赖喇嘛首次会见一名西方女子。这次会见的具体情节记载于她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奥义和巫术》一书中。1912至1913年间，她在印度与尼泊尔学习并从事科学研究。1916年7月，她进入西藏，并在日喀则受到了班禅喇嘛的召见，从此就与班禅堪布厅特别是与班禅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班禅母亲每年都送给她一顶鹿皮帽子和亲手绣花的毡靴。但当她到达聂当后，当时英国驻锡金的官吏贝尔以未经英国人的允许而入藏为由，限她14天内离开大吉岭。

此后，妮尔又遍游印度、日本、缅甸、新加坡。1918年10月间，她到达北京，居住在柏林寺，准备随时赴蒙古和西藏旅行以研究藏传佛教。后来，经法国驻华公使的推荐，北洋政府外交部把她交给古戎仓呼毕勒汗，由呼毕勒汗送她前往塔尔寺。1918年7月——1921年2月间，她居住在塔尔寺，历游青海和甘南藏区的佛寺，潜心研究佛学。

1921——1923年间，大卫·妮尔辗转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她企图从打箭炉(康定)经通商大道进入西藏，后受阻返回羌塘(藏北牧场)。1921年6月，妮尔夫人在其义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化装进入西藏腹地。

1924年5月，妮尔夫人离开江孜前往帕里宗，最后经亚东到达印度。她在印度又拜访了圣雄甘地和英国驻印度总督。1925年2月，她受到了孟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印度、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各大报刊均有对她旅行的评论。1924年5月10日妮尔夫人回到了法国。在法国，她被当作“女英雄”，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大卫·妮尔热潮。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法国地理学会、世界妇女体育协会都向她颁奖和授勋。她于1928年获法国荣誉勋章。欧洲各国都争相邀请她去做报告、讲演、著书撰文。她在法国地理学会、法兰西学院、吉美博物馆以及比利时、瑞士等地作有关赴西藏及远东旅行的报告，有不少政府部长、社会名流和大使参加。1926年6月，《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的法文版问世，不久就出了英文版，后又陆续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

1928年，大卫·妮尔将她从亚洲搜集到的佛像、魔刀、金刚、印度纱丽等物品在她的故乡底涅展出，该地被视为“法国的布达拉官”。当时的法国总统杜梅格也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的崇拜者和热心读者。在总统的建议下，60岁的妮尔夫人准备再次出发赴远东旅行。

妮尔夫人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1923年的旅行记)、《西藏的巫术和奥义》(1912——1921年的科学考察成果)及在《贵族——土匪地区》组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礼》则为其前奏曲。尤其是《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其第一位读者就是法国总统杜梅格。妮尔夫人与其义子庸登合作，于1934年出版了《五智喇嘛》。1936年，她又出版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

1937年，妮尔再次到中国。她从布鲁塞尔先到达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不久又与庸登再次驻足于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写成了小说《激情与魔法》。针对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又写出了《在暴风雨的乌云下》和《在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等著作。

1937年底，妮尔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非常难过，毅然决定再次入藏，于1938年7月到达打箭炉。因时局动乱，不得不于1938——1944年间滞留在打箭炉，以种菜养花消磨时光。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回到成都，举办有关汉藏关系的讲座等。1945年7月，77岁高龄的她离开亚洲，1946年10月回到法国底涅。

妮尔返法后，与庸登再次引起轰动。1947年她在巴黎大学举办有关“藏传佛教特征”的讲座，后又到比利时举办该讲座。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马拉雅的腹地》一书。此后，她写出了一系列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如1991年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51年再版时改为《我生活过的印度》、1952年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1954年的《西藏巡礼记》和《西藏的神秘巫术》、1961年的《永生和转世》、1964年的《中国4000年的开拓史》。

1965年，妮尔夫人赴华入藏的护照到期了，她要求再换一本新的，希望再赴西藏。1965年2月3日，她请人用汉文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抄正挂在其寝室的墙上：“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仪轨引进了欧洲”。这一年，她向巴黎维加书店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成吉思汗论集》、《马克思全集》、《摩西五经》等书。同年，底涅的一座女子中学被命名为“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中学”。

1966年10月24日，妮尔夫人在98岁生日时还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9年，人们为她铸造了以布达拉宫背景的铜像。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去世，享年101岁。由于当时无法将其骨灰抛撒于西藏，故于1973年抛撒于恒河中。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里经常举行国际会议，接待各国访问学者。

大卫·妮尔在西藏旅行时所作的全部笔记很早就已经出版。第一卷是她于1904——1917年间写的，第二卷是1918——1940年间写的，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她写给其夫菲刹普的信。日记和书信中记载了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政治情况。法国普伦出版社，1975——1986年再版了这套笔记。该社同期还再版了她的大批著作。

大卫·妮尔在远东长途旅行时都由其义子——藏族喇嘛庸登陪同。庸孟(即庸登)又被称为孟喇嘛，因为他于1899年12月生于锡金(哲孟雄)登戎地区芒托林的一个藏族家庭。其祖父为巫师喇嘛，其父为一名小官吏和土地出租者，其母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土著女子。庸登8岁时离家，在寻找叔父的过程中，入西藏的一座寺庙学习佛法。他从14岁起，便随大卫·妮尔遍游亚、非、欧三大洲，与其义母一起生活了40年。31岁时(1929年)，庸登入法国籍。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2月9日宣布承认他为活佛，并封他为“福界善教禅师”。他于1954年在巴黎出版了《空的威力》，次年10月7日去世。

在大卫·妮尔等身的著作中，尤以《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价值最大。本书是她的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游记。由于她从云南经康区入藏，而该地区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她的这部生动、形象的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译本是根据巴黎普伦出版社1982年的最新版本翻译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妮尔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初入藏旅行的。那时候，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与剥削，西藏地区变得极其贫困，落后与阴暗面很多。大卫·妮尔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女子，难免会对西藏地区当时的落后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现代文明的习俗提出一些批评，这也不足为怪。西藏自1950年和平解放以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卫·妮尔所描写的那个西藏已经大不相同了。但是妮尔夫人笔下的西藏，无疑也是西藏漫长历史中的一幕，它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记，同时也是当时西藏社会风俗民情的真实写照。

1986年译者在法国时，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社会、文化和环境研究所的布尔努瓦(L·Boulnois)夫人曾一再向我推荐译一二本大卫·妮尔的书。正是在她的启发下，我才产生了翻译此书的念头。但由于几年来诸事缠身，直至今天才算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在此，谨向曾协助本书出版的国内外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冯良诸先生为本书出版，花费了许多心血，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耿升

1986年国庆

如同到达时一样，我平安无恙地离开了拉萨，任何人都未曾怀疑一名外国女子曾在那里公开的生活了两个月。

我的旅行远没有结束。我又重新返回了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又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远足。在我参观过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地方，包括桑耶寺，它具有无数传说，是西藏官方最大权威人士的住所之一。我在那里看到了据说是由死者新近发出的“生命息”为生的魔鬼的房间，那封闭的大门令人毛骨悚然。

我经过了雅砻地区及其无数的朝圣地和其它许多地方。这次旅行的补充游记，将会很容易地为一本完整的书提供内容。

最后，我在一个晚上到达了江孜。

江孜，是西藏的第三大城市，位于从印度赴拉萨的大道上。英国人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前哨阵地。

当我亲自前往有游廊的平房以要求留宿时，第一个看见我的是位欧洲人。听到一名“藏族女人”用英语与他对话时，惊得目瞪口呆。

这幢住宅中的所有房间都已被占满，我于是便前往堡寨中去了。人们以这一略显有点浮夸的名字指一处带有防御工事的小院子，协助政务代办的商务代理人就住在那里。政务代办一般都居住在边界另一边的锡金，那里还有几名军官，包括一名医生和印度士兵的一个小兵营。那里还有一个邮政局和电报局，一名土著医生和其它服务设施。

我的到达受到了同样惊讶的欢迎。

当我介绍说，我从中原步行前来，共在西藏旅行八个月，穿过了一些未曾有人探险过的地区，并在拉萨度过了二个月的时间。开始时，人们找不到一句话回答我。这是十足的“任何人都不相信其眼睛！”

我非常高兴地在这一居住地遇到了一名少女(商务代表的、那非常动人的女儿)。我对她就如同居住在江孜的那些贵族们一样，保留了殷勤好客的、最美好的回忆，这是我在他们之中居住期间所受到的最为热情的欢迎。

我尚要完成从江孜到印度——西藏边境的长途旅行，需要穿过高大的山口和被寒冷大风席卷的干旱高原，但冒险旅行已经结束了。

在入睡之前，我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自言自语地喊道：

“神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