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苏秉琦先生将之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引发了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精）》由哲学家赵汀阳为广大读者精心挑选和编排了能代表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和风格的文章：关注考古物证所能开发的思想，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苏秉琦、赵汀阳著的《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精）》旨在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同时提纲挈领地梳理几大区系文化的渊源、特点和发展道路，介绍划分和界定文化区系的考古实践工作中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选编代序

第一章 问题与综述：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

 一、绕出两个怪圈

 二、区系类型说的主要论点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唯一来源

 四、中华文明发展有自己的道路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与文明因素之辨

 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说法不确切

 八、长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炉

 九、多源一统、历久不衰的原因

 十、中华文明的精华

 十一、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

 三、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和分化

 四、文化的分区与重组

 五、古史传说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一、中国史前史的性质与任务

 二、中国史前史的内容和时、空框架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一、关于“重建”的回顾

 二、区系类型考古的实践与理论

 （一）关于华南地区的考古

 （二）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再实践

 （三）关于山东地区及环渤海考古再实践

 （四）关于洞庭湖周围地区的考古再实践

 （五）关于北方地区的考古再实践

 （六）最后再讲一讲四川盆地考古的问题

 三、从区系的中国到区系的世界与世界中的中国

 文化与文明

 一、背景——历史的反思

 二、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

 三、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

 四、我们学科的目标

第二章 满天星斗格局

 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

 一、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二、中华民族的象征——辽西古长城

 三、中华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碣石宫”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关于辽河文明

 关于环渤海—环日本海的考古学

 仰韶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

 （代序言）

 两种“小口尖底瓶”

 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盆

 两种动物图案彩陶盆（鱼、鸟）

 仰韶文化的去向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一、引言

 二、什么是半坡类型和什么是庙底沟类型

 三、庙底沟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四、半坡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五、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的关系

 六、年代和分期

 七、社会发展阶段

 八、分布和分区

 九、同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

 一〇、结语

 仰韶文化同历史传说的关系

 神农氏时代

 黄帝尧舜氏时代

 夏代

 谈“晋文化”考古

 一、作为中原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

 二、作为北方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

 三、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

 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

 一、关于陶寺遗址的文化特点

 二、关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

 三、关于晋南的考古学课题

 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

 一、楚文化探索的对象和目的

 二、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渊源问题

 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变化和诸地区间文化关系的变化

 关于“几何形印纹陶”

 一、写作背景

 二、关于起名

 三、图形分类

 四、区系分片

 五、江西北部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

 六、与邻近地区的关系问题

 七、结论

第三章 方法与器物

 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一 、引言

 二、传说材料的整理

 （一）传说材料的一般特征

 （二）传说的类型

 （三）传说材料的等次

 （四）整理传说材料的方法与原则

 三、传说时代的研究

 （一）基本的方法与原则

 （二）传说中的史实

 （三）传说时代的历史

 四、结论

 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

 一、地层学

 二、器物形态学

 瓦鬲的研究

 一、斗鸡台出土瓦鬲的形制与年代

 二、瓦鬲的分布与演变

 （A）袋足类

 （B）联裆类

 （C）折足类

 （D）矮脚类

 三、瓦鬲的发生

 （一）矮脚类（D型）出于折足类（C型）的证据

 （二）折足类（C型）出于联裆类（B型）的证据

 （三）联裆类（B型）出于袋足类（A型）的证据

 （四）袋足类（A型）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四、瓦鬲的消灭

 五、结论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　　——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　　苏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其中第二阶段可以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苏秉琦认为，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　　问：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曾拜访您，就《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但他公务缠身，匆匆回港，委托我继续做这件事，我代表《明报月刊》编辑部向您致谢。　　苏秉琦（以下简称苏）：我正式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已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个老兵，把所知、所得公之于世，是我的职责。　　问：第一个问题是，1986年您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文化与文明》讲话中提到，对中华文明的思考，今天已不像“五四”时代那样简单，而是要构想如何建设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文明，引申出来的思考就是：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当今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由于当时您讲话的对象是考古界，着重谈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对后面的问题未做详述。现在希望您具体谈一下这方面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是，在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中说，中国远古史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公社到国家。中国考古学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与研究，证实这两个阶段的文化一脉相承，否定了20世纪初中国人种、中国文化外来的看法。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连续不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关键性的原因是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质文化造成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是以什么物质文化条件的出现为标志？西方考古学的论点是以文字、城郭、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但中国考古学界近二十年的讨论冲击了这种认识。牟永抗、吴汝祚两先生在《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化起源若干问题》一文中，以水稻、蚕丝和玉器作为中国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们认为，对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来说，宗庙比城墙更重要，而玉器作为一种礼器，也达到了很高的意识形态层次。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来标志文明呢？中华文化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体系，可否归纳出标志自己文明起源的特质呢？　　第四个问题是，“玉器时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时代”相对于“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而言，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明的特色。这一提法，和其他三种时代的提法，出发点有无不同？学术界有无争议？　　第五个问题是，您以“区、系、类型论”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六大区系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化并进发展的格局。秦统一后，中国仍是多民族国家，但是秦始皇提倡书同文、车同轨，又统一度量衡，使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那么，此后先秦时的多源文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汉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往后的发展会不会改变从前那种多姿多彩的面貌？一体与多元有没有矛盾？统一的作用是积极性多，还是消极性多？　　第六个问题是，您提出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但用这一学说来论述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是否依然适合？就我所知，即使对论述新石器时代也仍有争议，如安志敏先生在《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一文中所述。您对此有何评议？　　苏：古先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说明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很了解。他所提的六个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大题，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史学、考古等学科研究中的作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即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的特点与道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奋斗的中心。1994年，当我八十五岁生日时，我的学生写了几十个字祝寿说：“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他们就是这样理解我的。　　在具体说明这些问题前，先叙叙家常，算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学生和朋友编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论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我写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自序，题目是《六十年圆一梦》。我的梦就是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这个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很多，《明报月刊》的来访及所介绍的读者的关心，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化、大众化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必然归宿。我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即从对一种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对一种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这个新起点，对以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第二阶段可以从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这个学说的十年）；1980年时我又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思想已经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好时期，区系类型理论得到普遍应用、检验，日益完善，成为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发挥着基础理论的作用。我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新的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起长期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这是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发展。我和许多朋友已经走过了第一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三大问题，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得到现有认识的。

P2-6

王星邀请我一起合作选编这本《满天星斗》，我深感荣幸。我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既非考古学家，亦非历史学家，如果说与苏秉琦先生有一些缘分的话，那就是我从苏秉琦先生的思想中获得过许多启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缘分与李泽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关。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以哲学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进而又分析“中国”概念，试图解释在“天下”和“中国”的历史性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此项研究需要参照实证知识，不能仅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路径和格局。李泽厚先生身兼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实为求学问道之近水楼台。讨论中，李泽厚先生屡屡提及王国维、陈梦家、苏秉琦、张光直、裘锡圭、徐萍芳、李伯谦等考古学家的成就。虽然时隔已久，我仍然记得李泽厚先生给我的三个态度鲜明的建议：（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视考古学的证据”；（2）“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时代的物证里”；（3）“要特别注意苏秉琦的思想”。应该说，前两点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共识，而第三点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泽厚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别注意”很可能与他的哲学思维有关——他终究同时是或根本上是个哲学家，因此更关注物证所能够开发的思想，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风格：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在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苏秉琦模型中比较容易引起异议的是他关于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这个不符合传统情感的论断。其实苏秉琦先生的论点在实质上并没有“次生型文明”这个说法显得那么激进，他并没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型路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多根系中的关键性“直根”。苏秉琦先生的论点自有其说服力，我是这样理解的：把远古中原文明看作是农耕文明，其实也是一种把后世情形倒映为远古情形的想象。尽管商周以后的中原文明越来越具有农耕文明的风格，但在此前的数千年间，牛耕和铁犁尚未出现或尚未广泛使用，农耕的生产力有限，不足以形成农业为本的经济生活，中国各地的生活都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混合经济生活，尚未分化为后来所谓的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就是说，后来所谓的胡汉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类人。在早期中国，从内蒙、辽西到中原，人们的生活技艺大体相似而各有所长，在实用知识和技术上互相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对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帝部族就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典型，历史记载，黄帝部族流动地移营而居，看起来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说，是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祖。

满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尽管每个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这种矛盾，而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以及以和平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不过，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国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国何以能够形成以和平原则为基础的文明？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问题，而这应该是发生于满天星斗时期的事情（西周时期的和平观念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在众多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人们在理性选择上更容易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当距离”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历史条件：地理的广阔，各处皆有足够大的安家立业空间，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间竞争；各地资源都足够支持一个群体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经济学所谓的资源稀缺所导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不至于因财富的巨大差距而导致难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使得技术传播与交往成为可能，同时使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受益，因此，除非出现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战争的积极性通常低于和平交往和互相学习的吸引力。

基于满天星斗格局，假如确实存在着各个文明地点之间的“恰当距离”，那么，商周之前早期中国的各地文明之间对技术学习的兴趣大于战争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远古是个“竞于道德”的时代，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即使在“竞于道德”的时代，战争也时有发生，比如炎帝、黄帝与蚩尤之战，我只想说，在众多文明之间有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战争并非谋生的最优策略。在远古时期，发动远距离战争或大规模战争恐怕非常困难，在拥有车马之前，以步行去发动远距离或大规模作战，后勤补给、通讯和组织都是不堪重负之事。因此，在很长时期里，远距离的大规模征服是无比艰难的事情，而与之相较，远距离的文明交往却能够通过无数聚落之间跳板式的逐步传递而得以实现。可以想象，文明交往优于战争的和平模式维持的时间如此之长，或许有助于形成和平主义的思维定式。许宏先生的《大都无城》一书说明了早期中国众多方国的都城尚未发展出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似乎意味着那时各地部族有着基本的安全感，并非处于时刻备战的紧张状态，因此也暗示着当时并不经常发生致命的部族决战或大规模战争。总之，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当然，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一神教，因此没有理由去制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敌人，也难以形成文明的冲突，因而倾向于多元合作；于是，古代中国的权力追求是世俗权力，而不是有我无他的精神独裁。这一点不知与满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种关系，但满天星斗格局持续了数千年，这个长时段很可能是中国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质的有利条件，至少肯定不是发展一神教的有利条件。

这里只是些许续貂猜想，是否合理，还有待专家明鉴。是为代序。

2016年7月2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秉琦师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他为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巨大的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考古学跨入成熟期、进入新时代的标志。

——张忠培考古学家、前故宫博物院院长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zui优解释模型。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