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的诞生
“国保”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简称，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f生建筑等均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共计180处“国保”。在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为什么要公布“国保”，出于什么考虑？这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前说起……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时，为保护城内的众多文物尽可能免受战火破坏，毛泽东主席急电在前线作战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要求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为此，前线指挥部特请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提供一个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简目，梁先生根据营造学社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情况，编撰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共登录古建筑450余处。解放军用这份《简目》作为攻城的文物保护手册，当然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北京和平解放，文物完好无损。尽管这份《简目》没有派上用途，但是却为后来的文物摸家底和公布“国保”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面临着恢复生产和城市建设、改造等问题，它们与文物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为此，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明令“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应调查所辖境内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公共或私人所有之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予以保护，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登记”。同年7月，文化部文物局还组织了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山西广武汉墓群进行了调查，并出版了《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一书。郑振铎为该书作序，强调要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和研究工作。1953年，北京市曾召开过一个会议，与会人员就某些文物该不该保护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郑振铎表态说：“要把北京有价值的文物进行彻底调查，调查清楚再来讨论保护的问题。”新中国史上第一次文物普查摸家底的工作自此从北京开始，逐渐发展到全国。
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分批分期地由文化部报告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经过普查以后，由相关省市相继公布了大约5572处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这也为“国保”的认定工作奠定了工作基础。
为了解决生产建设与文物的矛盾冲突问题，当时主管文物工作的郑振铎、王冶秋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1953年，郑振铎还专门撰写了《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的小册子，广泛印刷宣传。同年，王冶秋在调研和处理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的一些问题时，提出了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划出一块保护区，暂不在保护区范围安排基建工程，以便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经批准进行基建工程的地区先行钻探，进行重点发掘的方案。这样，既解决了发掘质量的问题，又前置性地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址免遭破坏。1956年2月，郑振铎和王冶秋分别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和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谈到了文物考古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问题，提出了文物考古工作应“既利于工程进行，又利于文物保护”的基本思想。1958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集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开了一个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会上，王冶秋在发言中系统归纳了前一阶段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代表文物局正式提出了“文物保护坚决贯彻配合国家经济建设，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国家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工作有利”的“两重两利”方针。而“国倮”的诞生也正是“重点保护”文物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
除了文物摸家底和“两重两利”的文物工作方针以外，文物专业培训也是“国保”诞生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各地文物工作者缺乏的现状，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加快了文物专业人员的培训上岗工作。从1952年8月起，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每年举办一期考古人员训练班。至1955年第四期结束后，共培训毕业了341人。从1952年10月起，文化部又委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不定期举办古建筑培训班。同时多次派出人员到东欧国家学习文物保护技术。经过专业培训的学员成为各省、市（自治区）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管理的主要骨干力量，也为“国保”公布后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通过近十年的文物保护工作理论和实践，新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初见成效。第一批“国保”单位的诞生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直属机构，中国科学院正式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同意文化部提出的第一批“国保”共计1 80处的名单。要求文化部继续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分批报国务院核定公布。“国保”自此诞生，这也成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P3-6
也许是因为骨子里流淌着黄帝的血脉，我打小就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兴趣。自从1992年考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很早便开始接触“国保”，但那时对于“国保”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深刻。
转变始自2004年，我开始从事“国保”维修方案的技术评估工作，工作的性质要求自己必须熟悉“国保”的情况。从此，我便用心搜集相关资料，也拍摄了很多“国保”照片。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机会向国内众多的考古、古建、规划、文物保护、岩土工程等方面的专家学习。不用偷艺，可以光明正大地向他们请教。已经仙逝的如俞伟超先生、徐苹芳先生、杜仙洲先生等，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老当益壮的如罗哲文先生、余鸣谦先生、黄景略先生、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徐光冀先生等；比他们年轻一点儿的如李伯谦先生、刘庆柱先生、黄克忠先生、冯水滨先生、朱光亚先生等；再年轻一些的有导师林梅村教授、齐东方教授、孙华教授、乔梁研究员、陈同滨研究员、王力军研究员、吕舟教授、汤羽扬教授、付清远研究员、韩扬高工、吴锐高工、张之平高工、王立平高工、杜启明研究员、贺林研究员、黄滋高工，等等；他们的谦逊学风、博学真知感染着我，时刻鞭策着自己努力前行，争取能够望其项背。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09年以来，我有幸参加到国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这项工作面向全国，无疑是自己开阔视野、强化学习的一次历练。两年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关强，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吴东风、刘小和、邓贺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吴加安、乔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延平、傅宪国、朱岩石，同济大学张松，中山大学许永杰，西北大学王建新，南京大学水涛，四川大学李永宪、霍巍，吉林大学赵宾福，南京工业大学汪永平，北京市文研所赵福生、古建所侯兆年，河北文物局张立方、刘智敏、文倮中心任亚珊，山西考古所张庆捷、宋建忠、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师悦菊，内蒙古博物院塔拉、考古所曹建恩、张文平，辽宁文保中心田立坤、陈术石，吉林文物局金旭东、考古所宋玉彬，黑龙江文物局盖立新、考古所张伟，山东考古所郑同修、孔庆生，安徽考古所宫希成，上海市文物局谭玉峰、浙江考古所李小宁，湖北文物局王凤竹、官信、考古所孟华平，重庆考古所邹后曦、文物局吴涛，广东考古所邱立诚，陕西考古所张建林、王炜林，青海考古所贾鸿键，宁夏文物局卫忠、考古所罗丰，新疆文物局盛春寿……他们亦师亦友，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时光荏苒，忆往昔岁月，自己学习并从事文物工作一晃已有20年。这20年间，我既有发掘北京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专业训练，又有参加山西孝义中阳楼、西藏扎塘寺、大昭寺文物保护的工作经历，还有对中国袄教遗存、古代陶瓷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体验。这些历练多与“国保”有关，但是并不系统。这次能够把“国保”的研究和体会专门汇集成册，要特别感谢师弟吴聿立。
2008年初，聿立在广州日报副刊创办了“博雅版”，每周一版，专门向读者介绍文化遗产知识。因为爱妻在故宫工作，他特地约稿，希望她能开办一个介绍故宫国宝的专栏。2009年初，在忙碌了一年以后，爱妻感觉专栏的压力过大，向我求助。我便跃跃欲试，一来想把这些年来收集到的“国保”材料与广大读者分享，二来每个月固定的稿酬还可以贴补家用。说归说，开办专栏不仅要经得起专业的推敲，还要符合公众的胃口，聿立还邀请到齐东方教授、孙华教授开办“名家讲古”专栏，与这些老师同版并不容易。经过几期的磨合后，“国保新说”专栏总算固定下来，得到了认可。一晃“国保新说”专栏已经开设近3年，先后刊登100余篇文章，累计十几万字，上百张照片。这些内容的不断积累成为《国保札记》成书的点点滴滴。
这里还要感谢深爱我的家人，父亲长期以来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完成这本书的动力。我要对爱妻达微佳深表歉意，2011年爱子飞黄的降生为家里增添了无尽的幸福，然而我却因为工作的繁忙、因为《国保札记》的写作照顾欠佳，多亏了两位妈妈的悉心呵护才使母子平安健康。爱妻自始至终对我的工作和写作全力支持，她把照顾儿子的重任默默承担下来。无怨无悔。仅以此书献给深爱我的家人！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黄景略和罗哲文两位先生。黄景略先生通读全书，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不辞辛苦为本书作序；罗哲文先生身体不适，仍题写了书名。他们的厚爱提携终生难忘！感谢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学兄闰向东社长、孙莉老同学、樊鑫编辑，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国保札记》不可能顺利付梓。
滕磊
辛卯年腊月于北海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实物遗存，作为中华文明的记忆，它们真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郑振铎、王冶秋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结合中国的实情提出了文物分级保护的方针。在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历史内涵愈丰，科技含量愈多，艺术水平愈高者，则文物价值越高，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保护。1961年，180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对象，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
此后，“国保”的评定、公布和保护工作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重要工作内容。去年春天，“国保”的公布迎来了第50个年头。风雨兼程，春华秋实。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不下，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努力下，绝大多数的“国保”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从早期以“两重两利”为原则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到强调“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工作方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一系列部门规章制度，有效制止了工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众多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多年来，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体系，也为重建古史走上康庄大道。国家财政拨专款抢救了一批濒危的“国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国家百废待兴、积贫积弱，仍勒紧裤腰带维修文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对于石窟面临的严重风化和裂隙危险，他婉拒了蓬皮杜提出的援助，当着各国记者承诺用三年的时间给予维修。随后中央政府拨款130万元，到1976年维修工程准时完工，彰显出国家保护文物的决心和毅力。除此之外，大型的维修工程还有善化寺、广胜寺、独乐寺、敦煌莫高窟、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
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保护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拓展和深化，文物保护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水平不断增强，社会关注度持续提高，文物保护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持续高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文化生存土壤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国保札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完成的。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事情，更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保护文物首先要让大家了解文物，认识它们的价值。滕磊同志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工作，记录下百余处“国保”，内容涉及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走过看过研究过的。这样的心得体会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书中通俗流畅的笔法、图文并茂的描述，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专业的知识，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同时，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当前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
与两千多处“国保”和几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总数相比，书中涉及的百余处“国保”还很少，希望滕磊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将更多的“国保”呈现给读者。
简述拙见一二，以为序！
黄景略
壬辰年正月于北京亚运村
滕磊所著的《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顾名思义是对“国保”的一些研究记录，心得和体会。“国保”一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简称，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新中国的首创，它的评定和公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文物保护举措。自1961年3月4曰第一批“国保”公布以来，在50年的时间里，国家先后公布了六批2352处“国保”。其中许多都是名胜古迹，如故宫、八达岭长城、山海关、嘉峪关、十三陵、颐和园、清东陵、清西陵、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殷墟、秦始皇陵、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布达拉宫，等等。它们有些是皇宫禁苑，自古多神秘；有些则是人们的旅游休闲之地，信众们的顶礼膜拜之所，历来是文人骚客纵情肆意的泼墨对象。历代的志书、游记也多留有记载，如北魏的《水经注》，唐朝的《元和郡县志》、《括地志》，明代的《徐霞客游记》，清代的《日下旧闻》、《钦定日下旧闻考》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此外各地通志、州志、县志等也有详略不等的记述，有的还配有图示。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有些“国保”早已熟知，而有些“国保”还很陌生。笔者在学习文物考古和从事文物工作的20年间，有机会走近很多“国保”，得以对其中的一些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基于此。
滕磊所著的《国保札记——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研究随笔》采用随笔的写作风格，从公众的视角把自己的所学所知通俗地作一介绍，通过这本书，通过“国保”反映出我国的文物保护现状，借此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文物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