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生死存亡之时，国家动荡之秋。东方海面上的炮声搅乱了慈禧太后的寿辰，一向谦卑的邻居用铁和血洗劫了古老帝国的尊严。是历史的必然吗？是命运的不公吗？谁应该被历史铭刻，谁又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揭开历史的面纱，把那些符号化的背影还原成一个个真正的“人”，告诉人们在郡帝国的斜阳里。记忆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种痛……

一个女人的权力，一班官僚的权术，一支舰队的悲剧，一个帝国的沉沦。战争与和平，荣誉与耻辱，生存与死亡。一场危局之中，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在历史里彼此纠缠，演绎出悲凉的色彩。

第一章 沧海横流

一、海洋上的寂寞

二、战争的资本

第二章 帝国的万花筒

一、园子·银子·面子

二、饮鸩止渴的游戏

三、皇爸爸

四、总督府的政治轮盘

五、日子

第三章 热血·碧海·尊严

一、燃烧的导火线

二、铁面邓世昌

三、一出戏

四、驭兵之道

五、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六、丰岛海战——方伯谦的战果

七、丰岛海战——生存的对策

八、丰岛海战——高贵的死亡

九、血淋淋的荣誉

第四章 壮士一去不复还

一、战争！战争！

二、血债

三、林国祥的赔本买卖

四、精忠报国的学问

五、开缺

六、只做对了一半的中国

七、人争一口气

八、百死莫赎

九、平壤之战

十、黄海——血祭！

第五章 国民孤愤英雄泪

一、茶碗的位置

二、老臣心

三、大寿，战争与和平

四、表面的大文章

五、非战之罪

六、书生意气

七、李鸿章的无奈

八、枭雄刘铭传

九、英国的调停

十、洋人的报告

十一、替罪羊

十二、地牢

十三、忍看朋辈成新鬼

十四、他年葬侬知是谁

第六章 哀旅顺

一、本土危局

二、崩溃的鸭绿江

三、安逸的登陆

四、借兵

五、九分之一的责任

六、总兵的刀

七、金州之战

八、大逃亡

九、千里为官只为财

十、被搅乱的寿辰

十一、养心殿上心难平

十二、太极推手

十三、外来的和尚不念经

十四、给英国上校的中国圣旨

十五、请将不如激将

十六、当中国使臣的外国人

十七、土城子伏击战

十八、此地亦已别

十九、旅顺，一朝瓦解成劫灰

二十、人物后记

第七章 机关算尽

一、战和不定

二、敲山震虎

三、舰长的解脱

四、皇帝的空房

五、洋人间的利害关系

六、铁棺材

七、留守的死囚

第八章 悲剧的谢幕

一、反攻与和谈

二、各怀鬼胎的防守

三、闻道敌军蹈背来

四、自戕之役

五、虎口炮台

六、命运的玩笑

七、壮士断腕

八、议和的资本

九、求死的学问

十、明白人

十一、商女亦知亡国恨

十二、鼓楫冲重围

十三、逃亡的英雄

十四、虎落平阳

十五、文人的成名方式

十六、秋风宝剑孤臣泪

十七、生死存亡的选择题

十八、无奈的死亡

十九、终刚强兮不可凌

二十、忍看图画移颜色

二十一、军人的致敬

第九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裱糊匠的遗憾

二、马关谈判

三、沉重的句号

第一章 沧海横流

辽阔的海洋，孤独的李鸿章。七十年风雨家国，三千年未有变局。坚船利炮之下，帝国的命运仍然迷茫。刘公岛上，众将纷议，这个老人带着疑问而来，带着疑问而去……

一、海洋上的寂寞

舰队在黑乌乌一片的海上航行着，云很高，却遮蔽了一天的星星和月亮，猛一见，真不知它在舰队向何处行驶，只有看见了前方定远舰上那时时闪烁着的灯光信号，才能感觉出那座小城堡般的铁甲巨舰在海上移动的身影，才似听见了风声、涛声和这海宴轮上机器的律动声。李鸿章把向前翘望的目光收回来，他看见海宴轮舰首像一只巨大的铁犁，正在这一片汪洋上极力地耕耘着，于是便体验到这脚下早已热闹得扎实了，海滔掀翻开来，腾高了，向犁头砸去，哗哗响着撞得粉碎又纷纷洒落，些许海水飞溅到他的长袍前襟上，一阵海风迎面掠过，他感到有些凉了。

这是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中旬的—个晚上，循例每三年一次的海军大阅已进行了一半，北洋水师的舰队晚九点从旅大起航，向着威海的方向疾驶。李鸿章已吩咐过，叫人勿来打扰，他要立于这舰首，好好地站一会儿。而每次站于舰首，听着机器轰隆隆的律动，看着舰首劈开海涛前行，他的心就总是跟着一阵阵地躁动不已。夏者，中国之人也；何谓中国，天下之中心也；而它的四周，都是些蛮荒而未开化的地方，“北狄”、“东夷”、“南蛮”、“西戎”。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下。这些都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认识了。而自本朝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六七十年工夫，西洋的舰船逐次东来，一向是屏蔽中国东南的万里海疆，天险就因了这鼓轮如驶奔马，疾如飘风的西洋舰船，反倒变成了通途。而西洋枪炮机器之精坚神妙，火轮车盘龙行般地快速，电报电线瞬息万里的迅捷，都叫人切肤地感到世界原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那个样子，西洋人再也不是“北狄”、“东夷”、“南蛮”、“西戎”可以同日而语的了。对于原先认为中的四夷，中国人一可以用武力征伐，二可以同化，而随着西洋舰船泊过来的，却是另一种咄咄逼人的文明，可征伐乎？可同化乎？这真是中国人三千年来未遇到过的一大变局！

一个侧浪打来，海宴轮猛烈地颠簸了一下，李鸿章伸手紧紧抓住了船舷上的栏杆。变则通，变则存，自灭了粤捻之祸以后，凡三十年，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他李鸿章是竭尽全力了，眼前的这支北洋水师，大小二十余艘舰船，也已自成一队。李鸿章放目四顾，汪洋大海中一片黑蒙蒙的，他忽地觉得有些迷糊，这是朝何处行驶？何处又是彼岸？一种莫名的孤独朝他袭来，他蓦然间感到有些冷了。

“来人”。李鸿章将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只是略略侧了下头，“着致远、济远两快船上来，在海宴左右行进”。

一会儿，当致济两艘驱逐舰悄没声息地出现在海宴轮的左右时，李鸿章才一步一步走进海宴轮的船舱。

船舱中的电光灯光华四射，照得里面一应的西洋物器耀眼夺目，舱的中央是一张长桌，四周十几把高背木椅精雕细刻，都是西洋的样式；舱的顶头，大红镶花的地毯上，一张高脚的两人沙发，依旧还是放在那里。李鸿章走过去，兀自坐了下来，眼光木木地望着前面，他忽地一拍沙发，两边的舱门口如临大敌般地一下涌进了十几个亲兵，提枪持刀四顾而视，最后把眼光都略略有点吃惊的集中到了他的身上。李鸿章坐在那里，抬了抬手说，“熄灯，熄灯。”灯一盏一盏熄灭了，亲兵们一个一个无声无息地退下了，这沙发上只独独地坐着他一个人？

光绪十二年（1886），也是这春末夏初季节，也是在这刚刚离开的旅顺口，他陪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军与陆上各要塞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日白天他陪醇亲王登上旅大黄金山炮台，面南观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七舰合操演习，令旗挥舞过，各舰或分或聚或纵或横，极有张致，舰炮打靶轰轰隆隆，最后定、镇二舰施放十二生大炮，炮弹射出石破天惊，远处的靶船立即被炸得四碎，块块碎片飞上了半空……而那一列军舰，却已隐掩在发炮时散出的一片淡烟之中。接着五艘鱼雷艇从海湾那边转出，一串小黑点很快变大了，来到了黄金山的浅水处，一声号令，鱼雷射出，唯见海中白纹一线，箭般的钻行，中靶，一艘靶艇顷刻轰成齑粉。此时醇王兴发，又亲令各炮台打靶，环山各炮台用二十四生及十二生克虏伯后门钢炮连环发射，炮声于是此伏彼起，声震环宇，烟焰成云，弥漫天际。那天他趁兴请醇王亲自引发水雷，醇王先似有难色，后来还是一按开关，电线入火，电火入雷，八具水雷同时爆发，地动山摇，海中的水柱直立涌起，高十余丈，他与醇王同时拍掌哈哈大笑了……那是海军的第一次大阅，他就是与醇王奕譞同乘在这艘专为巡阅而置的海宴轮上的。那次巡阅时，非必要，李鸿章总是不多露面的，是为了造成一种这一切都是在醇王亲自谋划下才产生的结果。这张沙发李鸿章也从不擅坐，总是醇王见到他，硬拉他坐在身边，共同接见海陆文武各官员，他才坐上去的。那时他的心里，总是既得意而又非常地感动。

如今，已是第三次大阅了，这张沙发的另一边，已是空的了。

第二次大阅的光绪十七年（1891）新春，还没等到大阅，醇王就死了。死前李鸿章专程赴京去看过他。醇王府，这个光绪皇帝生父的官邸，他一脚跨进去，就见檐下石阶上晒满了煤饼，心中便不由得一声感叹，这真是个勤俭的亲王，是个时时要想让大清江山重新崛起的亲王啊，但同时又是个可怜巴巴、活得极艰难、极其战战兢兢的亲王。人见醇亲王时，李鸿章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仅几个月的工夫，醇亲王已形容枯槁，病人膏肓了，探视时说些闲话，醇亲王微闭眼皮，并不作声，一旦要告辞，他又紧紧拉住李鸿章的手睁开眼来，切切地说，“北洋水师，国家命脉所系，往后我不能助公之力了”。李鸿章问：“醇王一病，何以至此？”醇王闻言立时泪如泉涌，说：“蒙太后顾念，每日请御医诊视数次，凡用医药，都是出自内廷，我没有用医之权呀！”李鸿章默默相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P1-4

1895年，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使大清帝国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转折点。

历史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它们在1895年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大清帝国的溃败。“亚洲第一”的自我安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兴梦想，在战争中灰飞烟灭。甲午战争的致命一击，使这个古老帝国彻底退出了世界大国的行列。过去被中原王朝看不起的“小学生”日本，仅仅在改革不到三十年之后，就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昔日老师面前。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败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东方大国”的优越感，真正惊醒了睡梦中的国人。此后，尽管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仍然在进行挽大厦于将倾的努力，事实却证明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腐烂躯体上的美丽粉饰，很快就剥落消逝。中国像一个血液枯竭的老人，急需一场彻底的换血洗髓。

战争，绝对不是简单的文死谏、武死战，而是一幅层次丰富的画卷。本书通过细腻而富有情感的笔触，形象而真实地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精彩切片。作者为我们奉上的，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书中的人物，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而是时势造就的主角。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圣哲和楷模，也不是蠢才和懦夫，而是集优点和缺陷于一身的“完整”的人。他们是帝国的精英，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身上有着近代文明的气息，也打上了垂暮帝国的深深烙印；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却在关键时刻谱写出生命的壮丽。道德与功名、热血与权术，在帝国的大危局中糅合在一起。

金銮殿内的勾心斗角，疆场之上的碧血忠心，谈判桌上的忍辱负重，帝王将相的家国之思，热血男儿的沧桑之叹……交织在一个帝国的黄昏，在华夏历史上写下了沉重的悲情一笔。

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终于写好了。

动手写时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中旬，当时曾在卧室兼书房的墙上贴了一幅字，上日“毕四年之功于一役”，由此可看出此书的准备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四年。所谓“一役而成”，原是打算至迟在一九九五年前几个月内写出来，正好赶上北洋水师全军大覆没整整一百周年这个日子的。可是写到一九九四年五月的时候，除了草成的十万字而外（其中七万字以《沧海·苍天》为名在《十月》杂志发表），又接手为张艺谋写《女皇武则天》的电影剧本，于是乎两部作品轮番操作。张艺谋对剧本的要求极高，我却又不愿将此长篇的既定标准放低下来，人终于被自己搞得精疲力竭，在一九九五年年底此长篇初稿完成时，我病倒了。

出院后的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便着手修改此长篇。一九九七年一月四日起应张艺谋之邀前后二次去北京谈剧本，六月十日才将剧本交出，至七月十五日终于将这个长篇改了出来。

数年来两部作品如同两块大磨盘压在头上，现在掀下了一块，让我稍稍喘过一口气来。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只准备写二十万字，后来打算写三十多万字，现在竟是四十万字了。过去我的作品不多，写过十六七部短篇而已，中篇小说写过，都没写成，被自己锁进抽屉里去了。我想，我大约是一个并不争先恐后、有了目标却能一步步走下去的人。

回首自顾，对放在面前的这部小说，我完成既定目标了么？思绪却无法凝聚到一处，悠悠地飘忽着，竟缠到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来。

小时候最不敢自信的是什么？填表。

上小学的时候倒还朦胧着，记得到初中就不行了，要填表，最难填也最怕填的就是家庭出身那一栏。如果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反革命倒也罢了，问题就出在似是而非上。每填一次表，我都要问一回我的父亲，每问一回，父亲都要紧蹙眉头深思良久，而每次他的答案都不同，干部、职员、失业青年、学生、小业主、城市贫民等等。当然每次父亲都有他的理由。干部，南京一解放父亲就工作了，且是供给制，当然在干部之列，我为他的儿子家庭出身当然是干部无疑。职员，我想父亲要我填职员的时候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有退而求其次的意思。然而可能又有另一说，解放前伯父当过国民党的副保长，父亲毕业后一度失业，伯父曾给他挂过两个月甲长的名。而我问他的时候，也许组织上正在审查他的这一节，于是便职员了。失业青年与学生倒是确实，父亲小学毕业就抗战了，抗战时的读书等于是混过来的，大约读过五六年，因为生计的缘故，哪个学校不收费就去，一旦收钱了他就得走。至于小业主，这可能是最不实事求是的一条。我们家从理论上说应算是比较富有的，共有四处大房子，约三百余间。当我在三十四五岁时终于弄清楚一切后非常恼火，我问父亲有三百多间房子怎能算是小业主呢？足足一个资本家了！父亲却有他的理由：爷爷死得早，一直都是伯父当家的。我说，即便如此把这些房子分作四五份，你也不止一个小业主呀？他说他从来也没接收过这房子，一九五六年时都社会主义改造了，他连小业主也谈不上的。不能说没道理。可我想起了让我填表的那个时代，社会的要求就不是他的这番道理了。最后就剩下城市贫民了，这主要是父亲那一厢情愿的情感所致，不用他说我也从奶奶大伯父那里听到了许多。抗战那八年，我家房子被日本人放火烧了一处，另一处战前借贷才盖好的法式洋楼（我知道确实的地址后，出于无比的好奇曾去偷偷看过）被日本人占去了八年，院中养马楼内住人，至于房租，那便是他们战败后撤走时丢下的一只长沙发，一个榻榻米和一只粉红色的小衣柜。而在南京沦陷当亡国奴的那些年，我的父辈过的日子比贫民还惨，已借钱盖了房子当然无力跟着国民党跑到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去，只有躲到乡下，等日本人屠过城半年后回来，南京人都差不多死光了，房子租不出去，只有靠变卖家具贩点茶叶过日子，等着几文钱，便由父亲来回二十几里路，跑到中华门外的打虎巷买十几斤米度日，出中华门要向“太君”鞠躬，回城也是，有次大约躬鞠的不虔诚，没完成九十度，被日本人一个嘴巴抽得满脸是血。如此的日月常常是迟起早睡，一日两顿粥。委实也为难死我的大伯伯了，一人拖带着全家八口到处找饭吃。这不是贫民，是八年当亡国奴的日子。

其实这一切是很容易说清楚的，我父亲太不自信了。

其实自信不自信，当年都不能改变我们家的境遇。插队农村八年，参军、入学、上调尽皆与我无缘；更有意思的是我妹妹，当年竟然专门为她们在麒麟门外办了一家“红旗砖瓦厂”，将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送了去。

毕竟是斗转星移了，现在如果填表，我会工工整整写上“干部”，如若不行，我会毫不犹豫填上“资本家”的。可惜现在的表中已经没有这一栏了。

现在我自信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自信了。一切得益于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又即将被再次打倒的时候将我们调上来的，所以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都亲切地管他叫“邓二”。（刘少奇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第二。）就我个人而言，非常感激并得益于他老人家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是他改变了时势，使整个社会都变得松快鲜活起来。以后的年月中我能够上夜大，上文讲所，通过社会招聘考上了省电视台，而如今在省作家协会工作，以及填表时再也不用填家庭出身这一栏等等……

或许以个人的境遇来看待这些，是显得狭隘了；但个人的遭遇是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分不开的。

独自面窗枯坐，我竟想到了这些。

时代正在发生着沧桑巨变，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悠悠千古的民族正变得朝气蓬勃起来。我想她是完全有这么一份自信，来直面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因为现在再也不是那个需要变着法儿挖空心思去编撰掩饰历史的时代了。

就像我再也不需要为填表而痛苦，而去问我的父亲；父亲也不需要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我追问得眉头紧皱，将自己的出身说出五六种花样来。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境写了这本书。尽管在写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现在细细理来，其实正是这些。

我想这便是我应有的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