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

这是一本讲离我们不太远的鬼怪故事的书，多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以及士大夫之间传闻的各类奇闻异事。谈鬼说狐居多，间及公案游侠、海内异闻，如著名的赶尸、移腐、接火、查花等湘粤奇俗，均首见于此书。故事为作者所闻所历，异事凶宅多涉及近代名公名士，以至北京的某一胡同、某一豪宅、某一饭庄，尤其令人感到近切。

洞灵小志

卷一

梦有夙因

梦非梦

官廨多鬼

周小姐

焚佛经

叶肖楠

鬼阻缢

西斜街凶宅

大佛寺凶宅

宗人府夹道凶宅

虎坊桥酒肆事

海北寺凶宅

借尸异域

鬼警人勿徙宅

王用先死为无锡城隍

边仲思为宁波城隍

胡铁龛死为城隍

阴胥役

造劫簿

安丘奇案

魇怪

老墙根鬼

朱氏女

宿怨报

潘烈女

产难鬼

缢鬼

孟广浔

顾仲平死支俸银

丁传靖

常姬

装鬼

闱中鬼

冥器

欧阳熙

徐用仪宅妖

林旭签验

南洼旅魂

乩验

善恶一念间

黄桐生视鬼

乐桐元视鬼

郭可诚

洪亮吉在伊犁

狐丹

医者赵夫人

狐仙姑

田大爷

狐仙

……

洞灵续志

洞灵补志

周小姐

先王父按察公原聘周氏，吾家至今奉祀，但称日周小姐，谓其女而不妇也。周在室失恃，不容于父妾，患臌，诬为妊，使医者曲证之。不得已，剖腹自明。按察公年未冠，夜寝，见一妇浴血立，褰帷而隐。次日乃闻其惨耗，痛惋而已。迨先祖妣来归，生先文安公，次生陈氏姑。先公幼弱多病，尝病危，先祖妣梦周小姐日：“长子长女当嗣吾，乃可保。”于是依闽俗迎绣履归，为立主焉。余幼闻其事而未详，姊丈刘孟纯日：“是不可以不记。”为阐述遗烈，敬书之。

焚佛经

亦廉叔初娶无锡华氏，生一女而华夫人卒，乃续娶吴县潘氏，女未笄复殇。时叔与林若卿丈同居京师上斜街，女忽附魂邻媪，邀叔至，挽裾痛哭。问所苦，日：“儿从母，亦无苦，母以儿失恃伶仃，甚怼阿爷，乞书《金刚经》数部焚之，则母女蒙福矣。”叔许之，遂昏卧，旋复其故。媪北人，附魂作闽语，且声音意态宛然女也。学佛者日：写经功德也，焚经罪过也。然幽通者往往索之，则冥冥必有功用，与毁经者固当不侔。

叶肖楠

京师车子营福建会馆，为财神馆故址，拓厅事数楹为乡人士吟集之所，以同乡一人董其事。初属叶肖楠，肖楠故，林梅南同年振先代之，移眷属居馆之别院。一日方吟集，家人告佣媪中恶。梅南入视，媪瞠目作闽音呼梅南。骇问何人，日：“吾肖楠也。”日：“此间事粗了，尔来何为？”日：“吾居室渗漏，又邻舍皆得食，吾独忍饥，幸故人念之。”梅南日：“是在我。幽明异路，勿久淹也。”媪厥而苏，询之茫然。翌日，诣殡宫祭之，视其前和，果穿一孔，补葺之。肖楠妇既寡，依其父于长辛店，亦梦肖楠，语略同，入城为梅南述之，而叹丧祭之不可忽也若是。

鬼阻缢

余妇家吴下马医科巷，自内阃至曲园，必经长衡，相传有鬼，每岁时奠之，鬼亦不为崇。曲园先生长子廉石观察遗妾于氏，誓死守志，其嫡樊夫人有心疾，恒诃斥之。于不能堪，乘夜人园，将自缢。经是衡，黑影幢然阻其前，默祝之，不退，固哀之，亦不退，不得已返室，叹日“命也”，遂绝是念，今尚存，年将八旬矣。其鬼神悯苦节呵护之欤？抑是鬼受饮食之惠以为报欤？尝以语三六桥都护，六桥日：“于命非横死者，且当享大年，故是鬼得而援之。”斯说尤达。

P8-9

中国的幽冥文化，除了丧葬祭扫的礼仪风俗以及诸种禁忌之外，更多的也就体现在民间流布以及为文人记载下来的鬼故事中。这二者在幽冥文化的诠释中，既有互为补充的意义，但也有相当的异同。大致来说，礼仪风俗的稳固性较强，而鬼故事更易于“与时俱进”，在它的演变中往往能看到民间意识对旧时代礼仪的修正甚至抗诉。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对幽冥文化做历史性的理解，那么各个时期的鬼故事的研究可能更具有价值。

当然，这些鬼故事的流传至今主要依赖于志怪小说。自从有了笔记小说，“志怪”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自汉魏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是有那么一部或几部专门记述鬼怪故事的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此一时代的资料。比如，汉魏六朝的鬼故事主要见于干宝《搜神记》和陶潜《搜神后记》，隋唐五代则是戴孚《广异志》、张读《宣室志》、徐铉《稽神录》，而两宋幽冥故事的代表作自非洪迈《夷坚志》而莫属等等。明清时期的鬼故事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最为著名。而到了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国固有的幽冥文化受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冲击，很多文化人也受到了西方学说的浸淫，那么这时期的幽冥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零星的材料也许从很多笔记中能见到，专门以志异题材结撰成书的也有数种，但能做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著作，大约就仅有署名龙顾山人的《洞灵小志》及《续志》、《补志》了。

《小志》刻于甲戌(1934)，《续志》刻于丙子(1936)，各八卷，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所以记载的也主要是清末民初这一段民间包括士大夫之间所传闻的各类异事。谈鬼说狐居多，间涉公案游侠，降乩请仙，其中且有很多民俗方面的材料，为他书所未载。比如湘西的赶尸，我们大多是从沈从文的作品中知道，而文言笔记中详尽记录此事的，大约是仅此一种了吧。另外所记不少名人佚事，却都以鬼神怪异出之，这可以让我们从别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近代的历史人物，有时确是出人意想之外的。

《洞灵》这书名我认为起得实在不好，乍看起来，让人以为似是降乩招仙的道教徒的昏话，及至看到周作人推荐，找来一读，才知道应该列入民国笔记中的佼佼者一类，称之为“民国聊斋”也未尝不可，而现在看来，也确实应该算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文言志怪小说的最后一部，此后不可能再有人能写下去了。现把周作人原文中的部分文字抄录于下：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厅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日，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檗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丧棚下周览挽章，均是。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因，读之殊觉单调。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人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中国的文言小说一直分为六朝志怪与唐宋传奇两种风格。而谈鬼说狐，后来人们也爱以《聊斋》和《阅微》五种为两类的代表。周作人对这二书的简要评判大致不错，而《洞灵》二志划入《阅微》一类也是允当。只是《聊斋》何尝没有朴质明净的六朝志怪文字，而它的长篇也未必尽法唐人传奇，有的更多是取法于《太史公书》，所以虽然也有“华丽雕饰”的《仙人岛》之类，但大多还是成功的“纪传文学”。唐宋传奇的特质在文字上自易雕饰，而情节的炫奇造怪，固然也曾出现《虬髯客》、《无双》、《红拂》等杰作，但总体来看，这种奇情的追求多为作者创作，想像离奇，天马行空，有时全然不顾民间的信仰和习俗，所以从保留真实的幽冥文化这一角度来看，是大逊于六朝志怪体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洞灵》二志在保留清末民初时期幽冥文化的价值上，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很珍贵的。

用鬼神说教，其实也无须那么反感。既然有以文艺的目的就是说教这一派，那么用鬼事说教也并不比用人事说教更无聊。至于那种一点儿说教都不搀加的故事，当然也是有的，但作者的不说教，也未必于读者就没有被说教的效果。这样说来似乎有些缠夹，但意思很是明显，即不能以是否说教来认定作品的优劣，说到最后还是要看那作品有没有人爱看。知堂老人对此书的感受是“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我想，以知堂论文之苛刻，这应该是一种相当的肯定了吧。而本书的文字也确属“朴质明净”一类，作者摆弄文字颇有功力，叙事的明快，文末往往再加上虽然是说教但却不大落于俗套的评语，不像新旧道德家那样陈腐，还是很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的。

至于谈因果报应，在现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自然是不大高明的，但对以往的报应故事也不必全盘否定。就《洞灵》三志来说，专拿平民百姓说事，如逆妇变猪，雷殛孽子的故事，可以说极为少见了，报应的主角大抵是贪官酷吏、(如《小志》卷五“涡阳案”条、《续志》卷四“冥报”条、卷五“青浦城隍”条)豪绅讼棍、(如《小志》卷二“芜湖某商”条、卷四“孽报”条)负心恶汉(如《续志》卷三“凌芬负心之报”条)，而其中最多的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从古至今，报应故事的程式可以说是千篇一律的“三段式”，第一段恶入作孽，第二段司法无能，最后则是天降恶报。这天降恶报只是被迫害者的企望，自然也可以看做是某些人故意制作的精神鸦片，用天帝搞和谐。但如果撇去这层，只看那恶人的作孽和王法的包庇，这故事的现实意义还是很可一看的。而且三志中谈到此类恶人的作孽真是令人发指，以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把这些恶人送进酆都地狱，也实在是便宜了他。恶人之获恶报，正如国人喜欢的好人得到大团圆结局，在那种世道下，如果不求助于包青天的秉公持法，或侥幸于万岁爷、九千岁的一时好玩，那大约只能依赖于上苍了。从情节的艺术性上来说，也正如知堂所说的甘蔗渣一般，来回就是那么一套，但“阳光之下无新事”不也是知堂常用的谚语么。况且既然说的是现代的事，也能见出时代虽然变化，“龙旗”已经变为“青天白日”，那种贪赃枉法、薄情寡义的老套子也没有更新，法律的对他们无效也是照旧，那也就无怪于只好祈灵于天打雷劈了。

但作者本人还是有一些不让人愉快的宣传，比如说念《金刚经》就立刻能得到什么好报之类，这已经不像是知识者的话。至于作者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套，我却一直表示怀疑，细心的读者也可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游移态度。如《小志》卷二“黄深甫言”，黄深甫讲了一对朋友互约先死者为报是否有鬼，结论是确实有鬼，但作者与黄氏做同样的约定，黄死后却杳无音讯。而作者以游移之心来写鬼神，便难免行文的牵强。即如《续志》卷三谈到“绍兴周某”的科场案，不幸成了斩监侯，硬扯上什么家祠的鬼哭匾坠等怪异来预兆着家族的衰败，但“周某”的二位文孙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顶尖的两大文豪，已经为作者所亲见，便容易让人感到有些与事实不大相合了。所以周作人说他“说教”，就有可能明明自己并不相信，却硬是向人推销，以改良世风为任，这就让人不大佩服。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大人物，自己三妻六妾，却向大众宣传禁欲，自己在暗室里大看西方电影，却只给老百姓看样板戏，因为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定力可以入于汗泥而不染，而愚氓却不配也。但幸好郭则法不是这样的人。

关于作者的情况。作者的文孙郭久祺先生曾有一篇《郭则法传略》，刊登在《北京文史资料》第57辑上。内容大致为：

郭则法(1882～1946)，字蛰云，又字养云、养洪，号啸麓，别号孑厂(音安)。福建闽候(今福州市)人。生于浙江台州龙顾山试院，因此晚年自号龙顾山人。

为礼部右侍郎郭曾圻长子。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翰林庶吉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引见勤政殿。学部派赴日本考察，并入早稻田大学听讲。不久回国，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聘为幕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苏州结亲，夫人俞琏字佩瑗，为俞樾曾孙女，俞平伯之姐。

宣统元年(1909)，叙功为奉天二等秘书官，改任浙江温处道道台，次年代理浙江提学使，任内创机织工业学堂。

民国初，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省秘书、机要局帮办、参议、铨叙局局长。袁世凯酝酿称帝，郭则征自动离职。1918年，徐世昌任总统，遂任国务院秘书长、经济调查局副总裁、侨务局总裁。1922年，直奉战争后徐世昌去职，郭则宏亦脱离宦海，隐居天津、北京，以讲学著作为事。

1937年，在北海团城创办古学院，被推为副院长，访求并刊印古籍，培养后进人才。此间校印古书，暇则撰写小说。北京沦陷后，拒任伪“礼制会顾问”、伪“北京政权秘书长”等职，只在国学书院任研究班词章门导师。1942年，周作人请则『云出任日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则法坚拒，并在国学书院《国学丛刊》(第十一册)上发表《致周启明却聘书》，以明心志。

1946年冬，病逝于北平，安葬于香山云巢坟园。

著述甚丰，有《瀛海采风录》二卷、《十朝诗乘》二十四卷、《清词玉屑》十二卷、《旧德述闻》一册、《竹轩摭录》八卷、《庚子诗鉴》四册、《南屋述闻》一册、《逐圃詹言》十卷、《知寒轩谈荟》、《龙顾山房全集》等。另撰《洞灵小志》、《洞灵续志》、《洞灵补志》，及白话小说《红楼真梦》。

郭氏的年纪于周氏兄弟正是“伯仲之间”，而且也是留学东瀛，但科名早，清末时年未而立，就做到署浙江提学及温处道道台。清亡之后，虽然尚在文字间称逊位的溥仪为“少帝”，其实却没有什么遗老气，在北洋时期还从政并任要职。人是正直而识大体的，敌伪时期，周作人聘他任伪职，除了对他的学识赞许之外，可能还有他是周门弟子俞平伯的姐丈有些关系。但他不止拒绝，还要发表却聘书以明志，可见此老刚烈之性。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郭则法在民国期间是相当有名的书法家。我第一次听到此公的大名，说来惭愧，是在马三立先生的相声《文章会》上，当时他的书名已经播传于市井，可见在书法界的地位。

《洞灵》三志中，《小志》和《续志》都有天津蛰园家刻本传世，而《补志》并没有刻版，只是在作者生前油印了部分，但现在仅发现了题为“卷一”的八十四面，可能当时也就仅印了一卷吧。至于《补志》的其他部分，虽然多方询问，也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是不是尚有手稿或抄本存世，现在也很难说了。所以我们再三犹豫，决定还是把这仅有的一卷印出来，以免错过这次流布的机会。

为此书作序的周善培也值得一说，此公字致祥，号孝怀，虽然是前清进士，但一直活到1958年，而且曾参予建国新政。章立凡先生有《国号系铃人》一文，专写此公，大可一读，因为任何一个新政权成立，总会夹进一些“成与维新”的人物也。

《小志》、《续志》的底本采用天津蛰园家刻本，原书印刷很精，错字偶尔有几处，都是明显的误刻，一般不出校记了。原书没有小题，为了阅读和检索方便，妄加了小题，未必合适，这一点和标点中的失误处，敬请读者指正。

栾保群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