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牌凌高排
我刚出发往高原走的时候，得到了杨烈猝死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和杨烈在军校是一个学员大队的，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了边防T团。我没有想到，老万那辆军车颠簸了六天，好不容易把他从这座大漠边缘的绿洲小城驮负到了海拔5300多米的天堂湾边防连，他的背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牺牲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骄傲的军人，他没有死在别的地方，而是死在了天堂湾边防连的厕所里。他蹲在蹲坑上，光着屁股，把自己定格在那里了。
杨烈本来是被留在团宣传股当干事的，到天堂湾边防连的应该是我。但他坚持要去，团里便把我和他做了对调。
他是一个高傲的家伙。虽然他知道集体生活的原则，但他与很多人保持着一种内心的距离，只和我交往得深一些。集体生活的原则是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样做，你的成绩很难得到承认，就在平时无聊的时候，你也可能找不到人和你闲扯，真的打起仗来，你需要救援的时候，他们也不情愿把你从危险中救出来，他们会在心里说，他娘的，你不是傲气得很吗？还要我们救你？但他不管这些。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好多人平时端正挺拔，但一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毕业后到哪里去的问题就把他们搞趴下了。因为好多人只会一条，那就是求人。当一个军人先跟人家挺得笔直，敬个军礼，然后拿出一兜子烟酒、补品，涎笑着请人家帮个忙，分个好去处时，这个军人不管他以前有多优秀，从那一刻起，他娘的，他就把军人的骨气丢尽了。他已失去了做一个军人的资格。
我就是听了他这通鼓噪，高傲地没去找任何人，最后被分配到边防上来的。我是践行他想法的唯一的追随者。
你肯定也会说，他是“服从组织分配、自愿到边疆建功立业”的典型，他这样做，不是也用了心机吗？可以这么说。但不能用“心机”这个词，可以说是计谋。计谋对一个军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人不懂计谋，还能做什么军人？
虽然我和他学的是特种兵专业，但分配的时候却不一定能分到特种兵部队去，我们教育的现实是，所学与所用是无关的，这其实是对你所学的彻底否定。
快毕业的时候，军校表面上还是那样斗志昂扬，铿锵铁血，但私底下却笼罩着一种特殊的颓丧和伤感的气氛——这种气氛只要有那么三五个悲观主义者就可以营造出来。毕业分配这一步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谁都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经济发达、条件优越的、驻地在城市的部队里去，谁都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不用说边防、海防、全训部队了。他们魂不守舍、唉声叹气，好像即将面临的是个杀场。好多人都在想办法，找关系，把姑舅叔伯、亲戚邻里、战友老乡，只要能想到的都翻弄了一遍，看谁能不能帮上个忙。不太忙乎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真有门路的几个家伙，他们这几天一有空闲就凑在一起斗地主。杨烈不愿意求人，所以当即奋笔疾书，给学校写了一份自愿到边防、海防去工作的申请书。
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不管他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会被分到条件艰苦的部队去。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申请去算了。这样，学校高兴，把你树成典型，为你开个表彰大会，让你在全校学员面前发言，领导号召大家向你学习，你从此载入校史，你走的时候，校领导亲自为你送行，多么体面风光！到了下面的部队，人家也会注意，说这个学员思想素质好，提职晋升也会优先考虑。再者，你是自愿到艰苦地区去的，官兵们看你就不一样。所谓计谋，不过如此。
而有他这种想法的，不仅他一个人，但他是第一个，是在学员大队还没有动员的时候就主动要求的，后面这些交上去的申请书，可能激情比他饱满、决心比他坚决，但不过是在他的“带动鼓励下”所做出的行为。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想法和行为可能还比他单纯。但一个军人讲究的是把握战机，勇谋兼具。
整个过程和他设想的分毫不差。但命令真的下达，他知道了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他还是既担忧，又兴奋。
胖胖的、笑眯眯的政委和精瘦的、随时冷着一张脸的院长亲自到车站来为他送行。在火车站，政委收起他的笑，严肃地对他说，你有理想，有抱负，好好干！院长则挂上了笑脸，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子，以后当了将军，不要忘了我这个院长！
那个时刻，他……他妈的的确是热血飞扬，觉得自己是关羽再世，恨不能立马跨上赤兔马、拎起偃月刀，日行三千里，飞赴边关，撒播威名。
火车走了好久，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他那副沉迷的样子，捅了捅他，说，快醒醒了，火车已跑了一百多公里了。
他掩饰地笑了笑，说，哎，就要离开这座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城市了！P2-5
在高原与低地之间
(代后记)
把《天堂湾》《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和《乐坝村杀人案》三部中篇小说结集在一起，本是随意而为，不想却有了刻意的感觉。它正切合了我生活环境的转换。从高原到低地，也隐含了某种象征的意味。
我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写作关注的地域也主要在那个地区。其随着我写作的开始逐渐形成——即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之间沙漠、绿洲和冰峰雪岭之间那块荒芜之地。那些已被流沙湮没的故国、曾经在荒原上开垦绿洲的拓荒者、生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驻守在极边之地的士兵，都成为我写作的对象，这是我的一个文学王国，寄托着我对世界的浅陋看法。我熟悉那里的一切，从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气。严酷的自然环境与人之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蜕变？后来发现，人类可以适应一切，即使地狱也不在话下。因为人类本身自带天堂。
但这些要用小说来表达，却非易事，因为大自然和人类都是难以理解的。这个王国地势的低平与高拔、民族的绚烂、文化的异质，更增加了认识它的难度，所以我庆幸自己在南疆生活的经历，庆幸无数次的旅行，前往阿里的旅程那么艰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那么珍贵。
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希望前往南疆工作，后来如愿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前往帕米尔高原的途中，车上只有我一个汉族人。中巴公路坑洼不平，老旧的客车颠簸得很厉害，但车上的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维吾尔人却一直在歌舞。他们的乐观令我感动，我当时就有一个心愿，要为这座高原写一本书。在高原上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在为此作准备，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塔吉克人中的一员。我几乎去过高原的每一道皱褶，我学会了骑马、骑牦牛，认识了很多塔吉克乡亲，在毡房里和他们一起喝酒、吃肉、啃馕，我喜欢那里的简单和质朴，喜欢那种超验主义的生活方式。
在那段时间里，在帕米尔这个“世界的扣结”上，在这个世界文化的古老的交汇地，我感受更多的是中亚文明的光芒，是塔吉克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我站在世界屋脊之上，感觉整个世界均可俯瞰。在这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曾经奉为信仰的写作和我本身一样，逐渐变得轻微。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写作——如果有可能继续写下去的话——添加一种更重的物质。如果文字是一群牲畜，我是一个牧人，我需要寻找到一片新的、丰美的草场。我信奉波斯诗人萨迪的漫游，并开始践行，我利用各种机会，走遍了新疆，藏北、川北和云南，但我去得最多的是南疆。接近十年的漫游，我把这个广阔的、山脉纵横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地域变成了我视野和内心的“小世界”，它帮我理解了很多事物，帮我发现了人类内心中的爱和善良——这个世界存在的理由。
2006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帕米尔高原时，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刚好十年。那十年，我背对文坛，在纪实中寻找虚构的源头。而在乡亲和朋友的眼里，我是一叶漂萍，是一个行踪不定的远行者。
在我就要离开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草原的毡房里。夜晚很安静，可以感觉到慕士塔格峰高耸在夜空之中，晶莹剔透。长期的高原生活曾损伤我的记忆，但在那个时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见闻，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一扇门就在那一夜豁然洞开。它们就在那里，同时给予我的是一种与其气质和个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们写出。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
在《天堂湾》这篇小说里，就有我前往阿里高原的体验。那篇小说其实写的是前往天堂湾的一趟旅程，只不过我给这趟旅程赋予了象征意味。就连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驻守于喀喇昆仑山口的一个边防连采访到的。
那个连队驻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军官到连队报到时因高山缺氧如厕猝死的“事迹”。因为后来的士兵对他知之甚少，此后也再没人追究过他短暂的人生。讲述者说得极为简单，不足十句话就把那名牺牲者的事说完了。他葬身高原，由于大地常年冰冻，很难腐朽。当我站在他简陋的坟茔前，能感觉他的青春气息依然能从冰冷的泥土下散发出来。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亡者灵魂对死亡的迷茫。这个故事多年郁积心中，渐成块垒，却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异常沉重。
2007年8月，我在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时，得知有一次上阿里高原边防一线连队代职的机会，我再次想起那位“不朽”的军人，想起一晃已七年未再祭奠他，便要求前往。得到批准次日，我便从上海浦东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在家里停留一夜，再飞喀什，然后驱车三百余公里，到叶城搭乘军车再行一千六百余公里，翻越昆仑、喀喇昆仑、冈底斯诸山脉，行程十日，终于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下的达巴边防连。
我这次是乘坐汽车团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上高原的，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体验当年那位学员在途中的经历。虽然此前我已两次抵达过达巴，但这次因是从上海出发，由繁华之地来到无边大荒，反差之强烈，如同来到月球。在金色的达巴古城下，面对喜马拉雅延绵于云天之上的无尽雪岭冰峰，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军人，竟忍不住泪如雨下。
对生命的尊重一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程，但我们至今没有学会。即使无数士兵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最后也只有一个大概的数字。他们的姓名被“无数”所代替，化为“无名”，就像那位军人，讲述者已记不起他的名字。所以，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让这个无名者在虚构中复活。
在达巴边防连，我认识了一位姓马的连长。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讲他当年如何怀揣英雄梦想，来到极边之地，如何靠着信念，在这里生存下来，履行职责。我觉得他就是那位活着的死者，他成了这篇小说中杨烈的原型。我跟他讲述了那个军人的故事，他悲哀地叹了一口气，说那个家伙死了其实挺好的，至少他的梦想还可能活着。
理想消散，信念不存，英雄也就走到了末路，很多人就此凋零。这包括所有怀有英雄情结的人。这个认识使我找到了写作这篇小说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小说的成形，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是“白山”系列中的一篇。其中的许多细节其实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时，到红其拉甫前哨班带哨(相当于哨长)时的体验，我把它移植到了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一个哨所里。在那里，我们曾经养过一只小狗，但它因为不能适应高原反应，最后夭亡了。几个战士真的为此嚎啕大哭，好几天吃不下饭。在高原，人与马、牦牛、狗——任何一种动物的关系都会是平等的，因为人需要它们来验证自己的生存境遇，需要它们来排解内心的孤独。那对绰号叫“黑白猴子”的猪其实是为了映衬人类。人畜之间的相依为命，烘托出了人类的孤独感。最后，小说的主人公变成了蓝色的，且进入入定状态，进入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之中。而这对猪过年被宰杀后，变成了黑白天使。当然，我的本意是想写一个关于谎言的寓言，但如果没有地域和我体验到的生活的独特性，这个小说就没有那么多意趣。
2012年底，我调到成都工作，我开始再次接触阔别二十多年，位于大巴山区的故乡。这里感觉要狭窄一些，但想象的空间异常广阔。它与我在新疆建立的文学地域从情感上讲是一体的。二者的共性是：都被遗忘，都不被世人了解，都是偏僻荒远之地，历来都是苦难之域。但它们在我心中，都能飞升起来，在天空中重新结合为一体，成为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王国，成为我心中的神山圣域。
我对故乡的讲述总是异常谨慎。老家有“乐坝”这个地方，但在我的写作中，它是想象出来的。之前我曾试着写过一篇老家一个酒鬼的故事，和《乐坝村杀人案》一样，都是小时候父亲多次讲过的。《乐坝村杀人案》中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很多年来，我都在孕育它，希望把它从一个乡野之谈孕育成一篇小说，但直到2014年才得以完成。通过一起乡野凶杀案，我试图揭示乡村生活的残酷。而尤为重要的是，我开始有勇气和信心来写故乡的人，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了。
这个开始，对我的写作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冒险的旅程。
卢一萍 2016年3月17日于成都江安河畔
《天堂湾》为作家卢一萍的中篇小说结集，收录三部代表作品。《天堂湾》叙述军校优秀生杨烈心怀报国之志，却因高原反应猝死在天堂湾边防连，再现青藏高原和现代军人的艰苦卓绝。《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塑造了伺养员凌五斗在世界屋脊上近似“神迹诞生”的人与生灵合而为一的“传奇”。《乐坝村杀人案》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层层勾勒出一个村庄中善与恶的交集和各色人对待死亡事件的不同态度。
《天堂湾》作家卢一萍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小说带来独特的创作风格，此辑收录三个篇章，既有推理特质的小说，又有反映新鲜气息的军旅文学，展现作家丰沛的创作才能。本书由《天堂湾》《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乐坝村杀人案》三个中篇组成。作者创作手法现实而浪漫，可看出创作实力宽阔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