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著的编著的《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本书以邓广殷口述的形式，详细叙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邓家祖孙三代与宋庆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以及与宋庆龄事业的不解之缘。本书为广大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受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思想情怀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著的《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以邓广殷口述的形式，详细叙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邓家祖孙三代与宋庆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以及与宋庆龄事业的不解之缘，通过点点滴滴的回忆，向公众展示了宋庆龄的思想、生活、喜怒哀乐和各种高贵品格。书中还披露了宋庆龄对于斯诺著作中对她和她家人一些不实描述的心结，以及她单独写的一份遗嘱——将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赠送给邓广殷作为对他的回报等鲜为人知的故事。

《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附有大量宋庆龄致邓广殷先生和家人的书信影印件以及珍贵的资料照片，为广大读者和致力于宋庆龄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资料。

总序

前言

1．经何香凝介绍，父亲与宋庆龄相识

2．保卫中国同盟贡献卓越

3．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绩斐然

4．被迫撤离战火中的香港

5．《华商报》——1940年代香港上空的一盏明灯

6．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华南分会

7．宋庆龄称我父亲为“BB”

8．仅存的宋庆龄致我父亲的最后四封信

9．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

10．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与往来

11．宋庆龄称我为“圣诞老人”

12．宋庆龄晚年的病痛

13．宋庆龄的生活喜好

14．宋庆龄抱病送别何香凝

15．宋庆龄晚年与廖梦醒

16．宋庆龄信中的“肥仔廖”

17．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18．宋庆龄与邻居马海德

19．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20．安多利恒花背后的故事

21．宋庆龄与斯诺一家的友情

22．外国友人纷纷来访

23．宋庆龄的未了心愿

24．为宋庆龄澄清历史事实

25．惊心动魄的1976年

26．宋庆龄亲自过问的一份邀请函

27．宋庆龄的感谢与回报

28．宋庆龄像一位慈祥的祖母

29．保姆李燕娥最后的日子

30．巨星陨落在世界的东方

31．捐出宋庆龄赠给我的藏书

32．邓颖超推荐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33．创设“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

34．资助海南文昌市医护人员培训

35．在香港接待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

36．让宋庆龄的遗物“回家”

37．将珍藏的宋庆龄书信辑集刊布

38．捐赠宋庆龄书信的小插曲

后记

1．经何香凝介绍，父亲与宋庆龄相识

香港乃弹丸之地，望族之间多有联姻。父亲邓文钊19岁那年与我母亲何捷书的婚姻，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母亲的姑妈便是女中豪杰何香凝，父亲与我母亲的结合使得他与一门忠烈的廖氏家族成了亲戚。

廖氏家族是父亲与宋庆龄之问友谊的纽带，父亲与宋庆龄的相识就是由何香凝介绍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ll、12月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2月底，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经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Alley）掩护，由中共联络员李云暗中陪同，乘坐外国轮船到达香港。中国共产党建议宋庆龄转移到香港，除了出于对她安全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以及宋庆龄在这里工作具有诸多便利条件。香港当时是所谓“保持中立”的自由港，有着比内地其他地方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这里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爱国人士；许多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来到这里，或经此转赴内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宋庆龄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她在这里主持开展抗战活动，可以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救国力量。差不多同一时期，何香凝也举家来到香港，暂住在我家。在香港期间，何香凝与宋庆龄的联系非常密切。经何香凝介绍，父亲认识了宋庆龄。

我的父亲本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结识了孙夫人宋庆龄后，父亲便竭尽所能，为宋庆龄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宋庆龄初到香港时住在干德道11号2A，位于半山区，有时候出行需要汽车，虽然她的弟弟宋子良有汽车可以供她使用，但有些时候宋庆龄不方便使用或者不想使用宋子良的车，我父亲便安排他比较熟悉的明星的士公司为宋庆龄提供租车服务，让她可以方便地乘坐记账出租车。宋庆龄的有些会见不方便在自己的寓所进行，父亲就帮她将会见地点安排在邓家的大宅“红屋”。邓家在浅水湾有个私人游泳棚，到了夏天，父亲就将这个游泳棚提供给宋庆龄招待朋友。廖家的人也是那里的常客。廖梦醒经常在星期天带着年幼的女儿李湄去那里。不下水游泳的人就坐在棚里聊天。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一张宋庆龄与我父亲、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等在邓家游泳棚的照片，便是宋庆龄挚友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于1939年拍摄的。除此之外，我父亲还负责供应宋庆龄生活所需的用品和药品等，对宋庆龄关心有加。

除了在生活上的照顾之外，父亲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宋庆龄的工作，他与宋庆龄持续数十年的友谊，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2．保卫中国同盟贡献卓越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宋庆龄在香港的四年为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和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保盟”这一机构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候，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条件异常艰苦。来自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捐款，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捐款渠道的控制而无法送达八路军、新四军手中。鉴于这样的形势，中共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个机构必须是能够冲破蒋介石政府阻挠的民间组织，而且能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以及他们的救援机构进行联系和交往，并且成为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军民之间的桥梁。这一机构还需要由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人士来主持。宋庆龄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争取海外援助方面，早已成为一面特殊的旗帜，很多海外人士响应宋庆龄的号召，为中国抗战捐款，所以宋庆龄是主持这一机构最合适的人选。

“保盟”这一机构的产生以及名称的确定都是在邓家的“红屋”酝酿的。那是1938年4）1初的一个傍晚，表姨妈廖梦醒和表舅廖承志邀请了一些中外人士在我父亲家中聚会，其中包括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ttram）。据贝特兰的回忆，在这次聚会上，廖承志谈及当前迫切需要在西北地区建立一家国际和平医院并继续组织募捐，还透露将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由孙逸仙夫人宋庆龄领导。在那次聚会上，“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机构名称被提出来并获得了通过。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位于香港干德道11号2A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正式宣告成立。“保盟”的英文全称是ChinaDefenceLeague，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同时“保盟”也担负着在国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作用。“保盟”的中央委员中，宋庆龄任主席，廖梦醒任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我父亲任司库，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中文名，原名Percvselwvnselwvn—Clarke）的夫人希尔达·布朗宁（HildaBmwning）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NormanFrance）任名誉司库。贝特兰也是中央委员，他的一个任务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做宣传工作和帮助筹款。有了这些知名人士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的参与，“保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保盟”的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前线募集捐款和医疗用品，同时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实际上从事的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前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的少数几个革命团体中的一个，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怀下开展工作的。P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在有关部门推动下，宋庆龄文献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展开，先后出版了《宋庆龄选集》（上、下卷）、《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资料性著作，推动了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随着学术研究的愈益深入，海内外对宋庆龄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大家普遍感觉现有的宋庆龄文献资料已不敷使用，亟需有关部门开展有计划、全方位、系统的宋庆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以满足广大学者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此，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决定联合开展此项工作，编纂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为有志于从事宋庆龄学术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服务，以期宋庆龄学术研究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突破和成绩。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计划编辑出版六个系列，即宋庆龄的“档案文献”“往来函电”、“回忆口述”、“报刊史料”、“海外译著”以及“最新研究”，将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但过去从未在国内公开出版，或虽已零星出版但从未完整、系统公开出版的有关宋庆龄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及海外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或文献类著作，分门别类予以编选出版和译介，同时也收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系列研究成果。

编辑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蕴含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充分支持和协作。为此，我们特地将系列丛书设计成开放的形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将符合这个系列丛书要求的作品或项目计划，交与我们评审，如果获得通过，我们将给予包括出版经费在内的各种资助。

2011年是宋庆龄逝世30周年，我们特地从是年起推出这套丛书，以对这位一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女性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光阴荏苒，宋庆龄逝世至今已经30余年，每当想起我与她老人家生命中最后十年的通信和交往，总会浮现出当年她在北京寓所款待我和家人，与她众多的朋友们一起欢聚的情景。这些年来，我尽我所能，为宋庆龄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008年5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7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宋庆龄樟树奖颁奖仪式上，我荣幸地被授予“宋庆龄樟树奖”。我认为这一殊荣不仅是给我的，也是给我全家的。自我九岁开始，我们一家便与宋庆龄的事业结缘，至今已有70余年。父亲去世后，父辈的友谊由我来传承。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宋庆龄的事视为自己的事。当我意识到自己正渐入老年时，我便经常带自己的子女前往参加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会的活动，并且一定带他们祭扫宋庆龄的墓地，瞻仰宋庆龄的故居，了解宋庆龄的生平和所开创的事业。我的小女儿在英国做整形医生，我曾要求她到海南文昌庆龄妇幼保健院做义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传承与弘扬宋庆龄所热爱的妇幼福利事业，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我希望邓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我也相信一定会传承下去。

2013年是宋庆龄诞辰120周年，非常感谢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各位领导和故居的工作人员，为我编撰出版这本口述回忆录，使得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实现了我向宋庆龄诞辰献礼的愿望。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提供了部分馆藏图片和大量的资料图片，大大丰富了书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文管委的专家学者也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原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福利会宣传联络处处长金顺德先生。这么多年来，是老金一直全程陪同我出席各种与宋庆龄事业有关的活动。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因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往宁夏，便委托老金代我前去为原州区的优秀教师颁奖。我戏称老金为我的“政委”。老金对我十分关心，照顾得非常周全，每次我来内地，只要有老金陪同，家人都特别放心。因此，我为宋庆龄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也离不开金顺德先生的鼎力协助。我非常感谢和信任他，我们也结成了多年的好朋友。

宋庆龄婆婆，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