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精选2012年全国各地报刊和网站中的一些优秀短篇小说，由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倾力打造，描绘几十年间，各个年龄、各个地区、各个职业的众生相，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本书描写了执著送信的老人，也描写了失去左耳的战士对战友的情谊。内容简练，余韵深远，对社会有教化意义。要求独特性，无论是在语言、结构还是意蕴的传达上，都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处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造的前沿，是文学中最绚丽多姿的浪花。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选编了2012年度国内最佳短篇小说21篇，包括：魏微的《胡文青传》、裘山山的《大雨倾盆》、吴君的《皇后大道》、张楚的《老娘子》等。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由孟繁华主编。

序言：大变动的时代与短篇小说的面孔／吴丽燕孟繁华

杀瓜／董立勃

胡文青传／魏微

大雨倾盆／裘山山

皇后大道／吴君

老娘子／张楚

归来／王祥夫

国王的血／须一瓜

老人／石一枫

冼阿芳的事／鲍十

谢伯茂之死／鲁敏

左耳／马晓丽

往生／蔡东

那雪／付秀莹

表弟／黄咏梅

今夜你去往何处／范小青

乌有信使，和海边书／李浩

捕鱼者说／盛可以

北去的河／邵丽

南浔姑娘／荆歌

斜塔／陈昌平

校医杜常宝家／林那北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要吃瓜了，不说吃瓜，也不说切瓜，而是说杀个瓜吧。也就是说，你要是在西瓜成熟的季节来我们这里，我一定会给你杀瓜吃的。

公路边上有一块西瓜地。瓜地的主人叫陈草。到了八月份，地里的瓜开始成熟，陈草就会在靠着瓜地的公路边搭一个草棚子。草棚子好搭，砍几根粗一点的树枝，再割些水渠边的苇子，拿绳子一捆，往土里稍扎一点，就可以搭成了。有了草棚子，陈草不再回家。不是不想回家，是没办法回了。西瓜熟了，放到地里要是没有人看，人会来偷，牲畜也会来糟蹋。辛苦一年，全靠这两个多月，用西瓜换些钱。陈草人老实，挣的全是死钱，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在村子里，算是比较穷的人家。搭草棚子，不光是为了看瓜，还为了卖瓜。陈草每天在地里忙活，看哪个西瓜成熟了，会摘下来，放进瓜棚里。过往的车子看到瓜棚，一些对西瓜有兴趣的人，会把车子停下来，走进瓜棚。有些人只是口渴了，买上一个当场杀开了，吃个痛快。还有一些人，吃过了，还会多买一些，带回城里的家，给更多的人吃。也有一些瓜贩子，把车子停下来，会和陈草讨价还价，谈到一个合适的价位上，就把瓜棚里的瓜全都买走。这是让陈草高兴的事。有时候，一堆瓜，可以卖上千把块钱。到了中午，老婆把饭送来。老婆让他吃饭，他让老婆吃瓜。吃过了饭，他会把卖瓜的钱交给老婆。老婆也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本事，很本分。拿了钱，从不乱花，除了必须要买的，去买一点儿，剩下的会全都存到银行去。女儿嫁出去了，嫁到另一个村子里，不再花家里的钱了。可儿子还在上学，是在城里上的。存下的钱，一年里种瓜挣的钱，给他一个人花还有些不够。差一点儿不够，即便去借一点儿，也不让儿子没钱花。老婆送来的饭，一次不吃完，会剩一个馒头。陈草跟老婆说，下午别来送饭了。老婆说，一个馒头吃不饱。陈草说，饿了，还有瓜。种瓜的人，真渴了，真饿了，会去吃瓜。瓜能解渴，也可以顶饱。陈草自己吃瓜，也会挑着吃，去挑那些裂了口子的，破了皮的。买瓜的人买瓜时，会挑瓜的样子。样子不好看，买瓜的人会不买。卖不掉的瓜，不会扔掉，陈草会自己吃。有时吃多了，实在吃不下了，也会硬撑着吃。好在西瓜消化得快，吃得再饱，撒一泡尿，拉一泡屎，肚子就不会胀得难受了。

好了，关于卖瓜买瓜吃瓜的事说得够多了，再说下去，你一定会以为这只是关于西瓜的故事。陈草种了二十年的西瓜了，如果你真的要问他，有什么故事可以说一说，他会盯着你想上很长时间，然后朝着你慢慢地摇着头。不过，在过了今天以后，你再问他同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摇头了。因为他马上要遇到一件事，好像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可以说说的故事了。

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早上在瓜棚里睡醒的陈草，走出瓜棚看着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大口呼吸了几下来自田野的空气，除了觉得没有了睡意，再没有觉出别的什么了。他和往常一样走进了瓜地，顺着沟垄边走边看，一是看那些西瓜的藤蔓长势，看是不是缺水了，该浇水了，看是不是杂草多了，该锄一锄了。二是看那些已经长大的西瓜是不是熟了。快要熟的，会让它们再长几天；已经熟的，会走过去摘下来，放到沟垄里。一块地转完了，他会拿起一个红柳条编的背篓，把摘下来放在沟垄里的西瓜，往瓜棚里背。篓子的大小和体力的大小都有限，要背几十趟才能把熟了的西瓜全都背到瓜棚里。瓜棚不大，把地里熟了的西瓜全堆进去后，差不多就堆满了。好在瓜棚的门是敞开的，陈草大部分时间都会坐在瓜棚门口，等着买瓜的人来。人让太阳多晒一会儿没事，摘下来的西瓜可不能多晒。晒热了，吃起来不好吃，也会坏得快。

柏油公路上来往的车子不多。不是一直不多，以前还是很多的。自从离柏油公路不远处修起了铁路和高速公路，这条路上的车子就少了下来。大家兜铁路和高速路好，可陈草从不说。他一年里几乎从不离开村子，不坐火车也不走高速路。他只知道柏油公路上的车子少了以后，他的西瓜卖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不容易是不容易，陈草的西瓜还是可以卖掉的。他种的西瓜一直不上化肥，在他这买过西瓜的人，好多都会再来买他的西瓜，有些人年年都会来买，有些人不但年年都来买，还会一年来几次。这不，这一天到了中午时，陈草瓜棚里的西瓜，有一大半都卖掉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常也是这样，只要不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他差不多都可以做到在一个上午卖掉这么多西瓜的。

只是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不是所有卖掉的西瓜，都拿到了钱。其中有六个大西瓜，每个西瓜都有十来斤重，差不多有一百来斤吧，卖是卖掉了，却没有收到钱，他收到的只是一张白纸条子。纸条子上写着这样一些字：欠条，欠陈草西瓜钱六十五元。欠款人村委会。欠款人不叫村委会，他叫王大强。王大强是村委会主任，他说这个西瓜是村委会要用来招待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干部的。他让陈草挑最大的最甜的，还说用陈草的西瓜招待上级领导，是看得起陈草，是陈草的光荣。村子里种西瓜的人家有十来户，王大强不去别人家拉西瓜，这些年他给陈草打的白条子，有上百张了。确实是因为陈草的西瓜又大又甜，当然陈草这个人还有一个好，那就是很懂事。王大强到他这里拿西瓜，陈草从没有说过不字，也没有脸子不好看过，更没有拿着他打的条子天天缠着他要过钱。他喜欢这样的村民。他让陈草当了村子里的模范村民，还把陈草家评为五好文明家庭，每年都会给陈草发个奖状，所以他去瓜棚里拿西瓜时，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收了白条子后，王大强说有点渴，吃起了陈草为他刚杀开的一个瓜。陈草没有吃，他把王大强要的西瓜，用蛇皮袋子装起来，分三次搬到了王大强的车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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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动的时代与短篇小说的面孔——2012年短篇小说现场

吴丽燕 孟繁华

在消费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电视荧屏是没完没了的电视连续剧，网吧里是变幻无穷的网络游戏，纸质媒体即便谈论文学，也是五花八门的鸿篇巨制。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遗老遗少”——作为一种点缀性的文体，有人阅读也多半带着欣赏“古董”的心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短篇小说仍然蓬勃生长，它的存在似乎有些惨烈，它的顽强却让人怦然心动。在大变动的时代，短篇小说以它特有的敏锐和快捷，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这个大时代的变动，外部世界和世道人心在这个“末世文体”中万象纷呈，格外醒目。2012年的短篇小说就这样和我们一起携手走过。

一、“时代风云”与边缘经验

短篇小说似乎与大历史大场景很难建立关系，这与短篇小说的体式有关。即便现在的短篇小说也大都万字以上，但记录描摹“大”的事物或人物也总有难度。但魏微的《胡文青传》写的却是大历史和“大人物”：家住举人巷的胡文青，少年时代“就被算命的惊为天人，说：‘有鸿鹄之志，逢乱世，必成事……’”果然“文革”时期成了造反派，风光无限。时过境迁“文革”结束了，胡文青成了清算对象。但他就是不道歉，任凭试图保护他的人踏破门槛。他不是坚持当年的错误，他说他“不是坚持，内心里早已否定了；但是我不想说出来，我就让它烂在心里；烂下去，它会成为养料的；另外还有一个尊严问题，它不是面子，我现在还有什么面子可言？早放下了；但尊严——比方说你爱过一个人，爱过一些事物，后来知道爱错了，最郑重的方式是记在心里。你不能一张嘴就跟人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太轻佻了，对人对己都不尊重，而且没有意义……”对已经道歉的那些人，他的看法是“要么一开墅就是胡闹，自始至终，他从来没相信过什么，就是跟着瞎起哄；要么他当初相信过，但犯的是小错误。那些真正杀了人的是不会道歉的，也许他们正在哭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呢，那些轻易道歉的，嘴一抹，下次遇上事儿，照犯不误！所以道歉没什么用”。蛰伏过后，胡文青远走高飞下海做了生意发了大财，那些曾经议论谴责他的人一改往日面目，艳羡妒忌一览无余，胡文青却依然故我，泰然处之。晚年退出江湖淡定从容、心静如水。小说用万字篇幅写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大时代，写了胡文青处乱不惊的一生，也写了世道人心和众生相。魏微驾驭小说和理解人物、在纵深处演绎时代风云变幻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时代风云不仅是历史的风云际会，当下生活的细微变化同样反映着时代的巨变。“进城去”当年也许是一个口号，今天却早已风起云涌。但是，城市真的是天堂吗？邵丽的《北去的河》，是一篇在“空间”展开的小说——从大别山乡下到北京城，既是小说展开的空间场景，也是前现代与现代的隐喻。哥哥刘春生把女儿雪雁送到北京弟弟家里，希望女儿从此离开乡下生活在北京，弟弟秋生也说了，“跟他们三五年，给她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婆家，等他们老了也去北京”。父亲刘春生对女儿可谓用心良苦，弟弟秋生也绝无虚情假意。但是雪雁很快就打电话给家里，和娘哭闹说想家，要回家。父亲刘春生为此专门跑了一趟北京见到了秋生和雪雁。但是，北京是刘春生想象的北京吗？秋生的苦衷和雪雁的感受是刘春生能体会的吗？刘春生在北京虽然喝了十五年的茅台酒，吃了不曾吃过的酒店大餐，喝了不曾喝过的咖啡，但他回到大别山家里的时候，他想的却是“‘家’并不是光指房子、床铺和锅灶，它是地土，是树木，是水，是气味儿”。因此，想象的“现代”并不适于所有的人，要超越自己熟悉的事物是多么艰难。在短小的篇幅里，邵丽写出了转型时代的心理难题。

与城乡对比异曲同工的是香港与内地的变化。吴君的《皇后大道》虽然写的还是底层小人物，但在结构上有了变化：两个青年女性陈水英和阿慧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阿慧后来嫁到了香港，多年后陈水英与阿慧丈夫马智慧的弟弟马智贤“拍拖”期间，有机会去香港见到了阿慧。阿慧的境遇是陈水英没有想到的，她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时常清早到深圳买回猪肉包好饺子一家一家地送，生活的窘迫从不同的细节传递出来，陈水英对香港的想象渐次跌落，曾怨恨过阿慧嫁人之后不理自己的陈水英在了解了阿慧的生存境遇之后，不仅庆幸自己没有嫁到香港，而且也彻底释然了对阿慧的误会。小说先是写出了水英母亲对阿慧嫁到香港的艳羡，然后写水英亲眼看到的阿慧的生活。这个比较彻底颠覆了对资本主义想象的一相情愿。小说虽然“很主旋”，但在具体细节处理上仍可圈可点。

马晓丽是军队作家。军队作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一定要写与军队相关的事。但是在和平时期，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事早已成为过去，如何书写今天的军人或昨天的故事，是军队作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来，马晓丽一直在寻找突破这个难题的办法。应该说马晓丽的探索卓有成效——她在边缘处发现了机会和灵感。《云端》、《杀猪的女兵》连同这篇《左耳》，既是军队独特的题材，保有了革命传统书写的合法性，同时又将她的故事在符合文学规律的范畴内展开。《左耳》从一个意外发现的“人头”说起，引起医院一阵恐慌，起势突兀，先声夺人。其实“人头”是医生王主任为治疗左耳研究用的，但他私自将标本带出标本室就犯了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到惩处。其间小说**了老齐左耳受伤的经过，而副连长战场上踏上地雷，为了老齐和战友被炸得血肉横飞牺牲了。王主任为推进左耳医疗不惜违反规定将“人头”私自带出规定位置，但他大大加快了研究进度，实现了内耳医疗的一次革命。小说写了军人的忠诚，也写了战友情同志爱，但它能如此感人，就在于它还是在人性的范畴内展开的，因此它就不仅仅是所谓的“军旅文学”。

二、慌乱的都市与现代性后果

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新文明正在建构，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范小青的《今夜你去往何处》，写的是城市生活随处可见的乱象。小区停车是生活在城市的人经常遇到的问题，小说将车主乱停车位、雇人占车位、小区经理无处安身、梦中车被套牌等城市生活乱象集中在一个“空间”里，生动地呈现了当下生活的无序和慌乱。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空间越来越狭小，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既是现代化的象征，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生活变得越来越琐屑，人心越来越浮躁。城市病在没有休止地蔓延，一句“今夜你去往何处”问得人心惊胆战、魂不守舍。由此看来，构建新文明的漫长道路，不由得你不生出望断天涯路的慨叹。

如果说范小青的《今夜你去往何处》是外部世界的乱象，那么，付秀莹则在《那雪》中写出了人的内部世界的乱象。付秀莹的小说总是一如白水清风，杨柳拂岸，无论语言还是人物，轻描淡写却意味悠长。但这篇《那雪》则大不相同，虽然女主角那雪还是一览无余地月明风清，虽然那个名曰杜赛的男孩也唇红齿白、朗如皓月，但那个中年男人孟世代就不同了。这也是一个文化人，有名气有人脉，历经沧桑，为人处世游刃有余。那雪云里雾里就与他同处一室了。这样的情缘无须说在明处，结果只是或迟或早而已。那雪终于离开孟世代而倒在了杜赛的怀里。但突然一天杜赛却莫名其妙地不辞而别，黄鹤一去不复返。那雪从一个小村庄到京城读书，一直读完研究生，身份改变了却不能左右生活。梦里怀乡醒来一切如故。在荆歌的《南浔姑娘》那里，还有一份终未散尽的人间暖意，但到了付秀莹的《那雪》，无论年轻还是不年轻的男女情感却如秋雨过后的天——“真的这样凉下来了”。小说浸润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这个时代只有企图而难言情感，无论是方式还是风气，就这样水漫金山弥漫四方了。

裘山山的《大雨倾盆》也是一篇揭示城市世风世相的小说。大雨中茶馆里先后集聚了六个人：主角田青青、许林峰，方老师夫妇和来接他们的女儿小霓及朋友小云。方老师夫妇是“媒人”，介绍田青青和许林峰相识。这一场寻常的生活场景却在瞬间发生了“地震”：那个名曰小云的人原来在夜总会见过许林峰，离开茶馆后居然还发一条短信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许林峰当时就乱了方寸；结账时，田青青的跋扈和趾高气扬不经意间改变了最初“知识女性”的形象，“这世界是那么不经洗，一冲刷，真相到处显露”的主题，被揭示得纤毫毕现。小说如雨中闪电，在细微处照出世道人心，或许其间也看到了我们自己。这就是《大雨倾盆》的锐利。

都市的问题无处不在，但最重要的还是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高楼大厦壮观气派，里面气息却千差万别。蔡东的一篇《往生》，让城市外部的光鲜骤然暗淡。蔡东是一个文学新人，《往生》一出好评如潮，并获得了首届“柔石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这是一篇纯粹的书写日常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小说在生死之间展开，在公公和媳妇的相互关系中展开。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老年痴呆病人，一个是六十多岁伺候公爹的媳妇。长年累月与久病不愈的老人生活，其景况可想而知。蔡东以悲悯的情怀书写了媳妇与公公共处的漫长岁月。文笔之细致、细节之真实以及人面对生命绝境时的细微感受，读来令人慨叹不已。更重要的是，在漫长难挨的过程中，蔡东坚信人的善良、坚忍虽然不能改变生死，却可以建立起人的意志和尊严的丰碑。她努力修复的这种社会缺失的道德伦理，使她的小说和观念巍然矗立在滚滚红尘中而分外醒目。

与蔡东的讲述大致相同的是张楚的《老娘子》。老娘子也是年迈的老人，她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生老病死，却比生死更为严峻。张楚是近年来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遣词用语极为审慎，细微处见功夫，讲述故事如行云流水，人物在波澜不惊中已然中流砥柱。这篇《老娘子》开篇平淡无奇：为给刚出生的重孙子做衣裳和虎头鞋，老姐俩聚到了一起，画样剪裁缝衣。这是老年人平和的日常生活。但是这平和的生活是如此的短暂，一股强大的异质力量从天而降——拆迁开始了。各种说辞、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但老娘子处乱不惊，依然为重孙子纳鞋缝衣。最后，铲车来了——他们不知道，老娘子是见过阵势的，她们过去有英武的历史，鬼子汉奸都不在话下，铲车算什么呢？只见那——“苏玉美缓缓坐进铲斗里。她那么小，那么瘦，坐在里面，就像是铲车随便从哪里铲出了一个衰老的、皮肤皲裂的塑料娃娃。这个老塑料娃娃望了望众人，然后，将老虎鞋放到离眼睛不到一寸远的地方，舔了舔食指上亮闪闪的顶针，一针针地、一针针地绣起来。”《老娘子》在谈笑间完成了历史与当下的讲述，不动声色却有千钧之力：老娘子的生活破碎了，但老娘子的形象却巍然耸立。

陈昌平的《斜塔》是一篇荒诞小说：老范和小蔡两个小学同学要做一个“项目”，就是要盗渤县始建于辽代的白塔底下的文物。两人谋划用挖洞的方法进入洞内。两人挖了五十九天后终于挖到塔基，不料因塌方老范被埋在通道里，被警方救出后进了班房。白塔因地下塌方成了斜塔。县上领导突发奇想，花了三千多万要将其打造成“中国第一斜塔”。一场雷雨之后斜塔倒塌，斜塔倒塌为县里挖掘塔下文物提供了合理性，但没想到的是，文物早已被盗。老范、小蔡被旧案重提，两人只能亡命天涯。渤县请来专家重修斜塔，县委书记的儿子找来两个冒名顶替的“老范”、“小蔡”，试图垄断斜塔的旅游资源，这时老范和小蔡回渤县了。《斜塔》是一篇荒诞小说，但它密切联系的是荒诞的社会现实。故事纯属虚构，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某些方面。

“青春期”成长，是都市生活重要的话题之一。下面两篇小说都与这个话题相关：须一瓜的《国王的血》，看题目会以为是一篇惊悚恐怖小说。小说在类型上与惊悚恐怖无关，但内在的人物关系或情感关系的确又与惊悚恐怖有关。这是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没有驾照的小庆在一场酒会后开车送所有醉酒的同事时，酿成了一场恶性车祸，他不仅要负刑事责任，还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的家庭雪上加霜。虽然有母亲、奶奶的疼爱，不能改变的是父亲制造的阴霾般的家庭气氛，难以承受的小庆最后割腕自尽。这是一篇“逆向”的弑父小说，尽管死去的不是父亲，但小庆的死亡从伦理的意义上杀死了父亲。小庆精心培育的那株黑郁金香在小庆死去时盛开怒放，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祭奠了弱小和善。须一瓜的小说一向讲求叙事技法，《国王的血》用交错叙事营造的小说整体氛围，一如下了千年的雨，亦如严冬紧缩的湖。

黄咏梅的《表弟》也是一出惨烈的悲剧，表弟用十六年的时光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按说，万千宠爱在一身的表弟，本应有阳光幸福的青少年时代，然后“鲲鹏展翅九万里”，但表弟只在这个世上存活过十六年。小说从表弟两岁写起，这个一直哭泣的孩子直到学习了跆拳道之后才与眼泪告别。后来表弟迷上了网游，网游彻底改变了表弟：“游戏这个魔鬼终于把我们家的小公主也变成了一个魔鬼，他不怕疼痛不怕惩罚，对什么都无所谓，烈士般大义凛然。实际上，表弟并非成为烈士，也并未修炼到了什么忍德，骨子里支撑他的，是游戏里那股子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是逃到河对岸与现实遥遥相厌的冷漠。太可怕了。你只要看到被收缴了电脑显示屏后表弟看我们的那种目光，你就会知道，雷克萨的负能量压倒了正能量，厌恶和冷漠是表弟射向我们的每颗子弹。”最后，表弟就死在网络的舆论里。一次上学乘车时，表弟因过于困倦没有给老年人让座位，被人拍摄后传到网上，“装睡哥”一时红遍网络，校长谈话和各种舆论压力，终于让表弟崩溃跳楼身亡。表弟的冷漠与脆弱，就这样悖谬地统一在他身上。小说用极端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时代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故事不免夸张，却也是警世恒言。

三、乡村中国：剩余的故事

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8月14日在北京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蓝皮书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这则消息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城乡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中国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变化。这一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同样有意想不到——却是合理的反映。2012年的短篇小说，逐渐隐去的乡村生活只能成为“剩余的故事”。

盛可以的《捕鱼者说》表面看不温不火，款款道来。小说以一个被父亲称为“背时鬼”的五岁女孩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故事倒也并不复杂：父亲脾气不好，骂女儿打老婆，与乡亲同行处得不好。他每天就是捕鱼，但总也捕不到像样的大鱼；满先先也捕鱼，他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并不时送给“我”一条。但父亲就是与满先先过不去，背后总是咒骂他“无后”。但又经不起满先先捕鱼技能的诱惑，还是低下头向人请教。最后因渔网被挂住下水摘网时，水草缠住了双脚死去了。无望的母亲嫁了别人，女孩寄养在满先先家，满先先为人和善，与满先先相处是女孩最快活的时光。一年过后嫁人的母亲又生了儿子，养父同意女孩过去一起生活。在养父家日子倒也平常，但女孩还是“想湖水，想湖里的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满先先随时会过来接我”。小说通过一个女孩的口吻讲述的经历波澜不惊，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晦暗中有温润、苦涩中有念想的缱绻忧伤，就像山间小溪叮咚作响直击人心。孩子没有虚饰的情感取向，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她对世道人心的直观感受和价值观。《捕鱼者说》无疑是一篇上乘之作。

鲍十的小说一直写凡人小事。这篇《冼阿芳的事》讲述的是一个五十一岁的城中村女人冼阿芳的故事。说是故事也勉为其难，一个村里的女人既无惊天伟业亦无雪月风花，讲她的什么呢？这就是小说的不同寻常之处。冼阿芳有三个子女，死了丈夫后仍然辛勤劳作，一儿一女读了大学，小儿子也有了工作。但冼阿芳还是种菜卖菜。当责任田收归了村里，由村里统筹使用，并成立了一个“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后，她改卖煤气瓶，她要攒钱为小儿子再造一个二层楼，她叮嘱大女儿早点谈恋爱，“趁着自己年纪轻，还能多选几个，晚了你就没得选了”。冼阿芳与子女关系并不是太好，原因就是她的唠叨。唠叨就是冼阿芳与子女相处的方式，她就是用唠叨的方式表达她与子女的关系。一个劳作一辈子的乡下女人，一生没有要求，她只希望通过她的唠叨让子女有另外一种生活。冼阿芳是普天下劳苦母亲的缩影，她只能用她的唠叨表达她的寄托。这样的母亲，子女多年后才会知道多么金贵和幸福。鲍十在最普通和最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典型的“中国经验”，虽然貌不惊人却透彻无比。

王祥夫的《归来》，写的是一场意外的丧事把全家人聚到了一起。中国乡村的婚丧嫁娶，集中体现和表达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和习俗。王祥夫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以及对经典场景的描摹，显示了他细微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依然在偏远的乡村顽强地存活。这个场景中，外出讨生活久不归家的三小终于带着老婆孩子“归来”了，忙乱中大哥突然发现三小的一只袖管是空的，三小的一只胳膊没有了。三小的媳妇说：“三小他咋能回来？钱也没了，胳膊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这是三小久不归家的原因。小说用家里的亲情对比三小的遭遇，写尽了打工者的辛酸苦痛。死去的母亲、伤残的弟弟，使《归来》一腔离别情，满纸辛酸泪。

董立勃的小说一向以平实见长，他总是不紧不慢从容道来。这篇《杀瓜》写的是卖瓜人陈草的故事。在他的瓜铺前这天来了四拨人：村委会主任王大强，买瓜后依然打了白条扬长而去；接着是一个饥渴难耐的人，吃了一个西瓜付了十块钱，无意间丢了一百块钱在瓜铺；然后是几个刚学开车的人撞翻了他的瓜铺；最后来了一拨警察。陈草不要劳动所得之外的任何不义之财，他急于把钱还给丢钱的人。没想到丢钱的人是个杀人逃犯，只因为得罪了村长，自己和女儿遭其报复，他怒不可遏地杀了村长全家。陈草没有机会将钱还给逃犯，他用火柴烧了这一百块钱。当村委会主任王大强又来拿瓜“招待领导”的时候，陈草要求王大强兑现他那五千多块钱的白条并亮出了他那尺把长的瓜刀。这篇平行视角的小说意味深长，被欺压的弱势群体总会觉醒，无论哪种方式。王大强面对陈草的瓜刀将会怎样？小说没说，当然也没必要再说了。我想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了。董立勃的厉害就在小说结尾处。

四、“知识阶层”的众生相

知识分子的形象一直不那么伟岸，被改造多年仍旧习难改。但小说毕竟与意识形态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地位确立之后，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的复杂性，仍是作家兴致盎然的书写对象。多年后，荆歌已然是江南老才俊的模样，写得一手古怪拙朴又不乏童趣的书法，并经常自鸣得意地晒在网上。近年来他的短篇小说不常见，但他不鸣则已出必有方。《南浔姑娘》是一篇“忏悔”之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男青年，对女性有为非作歹之意无为非作歹之胆。于是见到“南浔姑娘”纪美芳的我和褚欣，或跃跃欲试或缩手缩脚。纪美芳陪伴他们度过了美好时光，美丽的南浔姑娘动了真感情，她凭着自己的敏锐既不戳穿他们编织的“武警文工团”的谎言，又准确地找到了他们任教的学校。可怜的姑娘不知道，即便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年代，杀机一样暗藏。褚欣这个色魔和恶魔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为了避免南浔姑娘的纠缠，居然灭绝人性地杀害了纪美芳。警方通过纪美芳钱包里的合影照片找到了褚欣并将其枪决。小说在一种轻快阳光的旋律中讲述着那一时代的青春心理，但结局却骤然翻江倒海。“时光匆匆，一切都迅速远去。现如今，有朋自远方来，我有时会陪他们去南浔。在小莲庄喝喝茶，看看景。我早就不再年轻，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但小莲庄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依然让我有无限的忧伤。我明知春风中柔动着的只是垂柳，却希望它是纪美芳的细腰；我明知假山旁呱呱的声音只是乌鸦在叫唤，却愿意把它当做褚欣的歌声。”美被摧毁就是悲剧，荆歌在虚构的故事中意在维护一个“美的乌托邦”，她一旦毁灭就永无归期。

李浩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仍然坚持“先锋文学”路线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紊乱和荒诞的气息。《乌有信使，和海边书》也是一篇荒诞的小说：一群画家和诗人在画家村，生活混乱精神迷茫，经常聚集在失意者酒吧，酗酒，乱侃艺术，滥交女友，过着云里雾里的生活。小说的场景不断变换，犹如一出实验话剧，场景的凌乱是这些艺术家内心紊乱的另一表征。而一直被强调的“我”在海边等待的那本书，也一如等待的戈多一样无限延宕。小说虽然写的是艺术家，但也从一个方面映照出了今日的社会心理和生活。但是，当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李浩的道路还会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近两年石一枫连续发表了几部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坊间阅读议论的兴致也颇高。今年石一枫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人》，同样显示了他塑造人物的不凡功力。小说的环境是校园，人物也只有周老师、保姆刘芬芬和研究生覃栗。三个人物集聚在周老先生家里，发生了一段难以说清的关系纠葛。周老先生虽然年过七旬，但仍心存对女性的跃跃欲试；保姆刘芬芬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定要和比自己年轻漂亮的覃栗较力；覃栗的青春和研究生身份虽然优越，但还要表现得更加抢眼。于是，爆发了“三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首先是心理暗战，继而转换为两个女性的真刀真枪。小说通过书房、厨房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逼真地表达了三个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和描述，既趣味盎然又入木三分。周老先生的道貌岸然和卑微猥琐跃然纸上。

林那北的《校医常宝家》，是一篇揭示人的窥视心理的小说：校医“杜医生老婆常与一个男人亲密出入，那男人不是杜医生，但也住在杜医生家里；杜医生老婆在家办舞会，没有请别人，在地动山摇的音乐声中，杜医生、杜医生老婆、那个外来的男人，就他们三个人跳来跳去跳一个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这个情况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而且是一所中学里。于是，书记华田为了校园秩序开始处理这个事件。这是一件让人兴奋又必须按捺的事件。隐秘的事件与隐秘的内心在小说中跌宕起伏，三人的同时消失又使小说在结束时扑朔迷离。林那北对人物隐秘心理的揭示和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短篇小说处境艰难，但从事这个文体写作的作家似乎不为所动。2012年短篇小说的丰产和不同的面孔，将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表达得有声有色。短篇小说中的中国就这样生动丰富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