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在王安忆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她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

本书收录了王安忆从2001年到2007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值得细细阅读，也值得久久珍藏。

本书收录了王安忆从2001年到2007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值得细细阅读，也值得久久珍藏。《长恨歌》可谓是王安忆泼洒文字的极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而与她的长篇有着显著不同的短篇小说也有另番味道，每个小说每个字都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没有强求，安静从容，是真性情的流露。

自序：论长道短

保姆们

民工刘建华

丧家犬

陆家宅的大头

舞伴

闺中

小新娘

波罗的海轶事

云低处

角落

世家

乘公共汽车旅行

发廊情话

姊妹行

芏

乒乓房

一家之主

稻香楼

51/52次列车

临淮关

后窗

化妆间

公共浴室

救命车

厨房

弄堂里的白马

红光

浮雕　

积木

古城的餐桌　

菜根谭

黑弄堂

病房里面，和医生护士一样多的，是护工和保姆。护工通常是医院里提供的，有男有女，因为长年在病房进出，有一些护理的技术。和医院呢，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契约关系，就是说，医院分配给他们病人，他们则要交纳一定比例的劳务费。所以，有些编外人员的意思。保姆是病人自己从家带来的。在这间干部病房内，有四张床位，就有三个保姆。

最年长的保姆姓林，其实也不过三十。她的东家患的是糖尿病，能动，不用陪床，只是一天两顿送饭。病房的大锅饭够不好吃了，还是低盐低糖，所以要送饭。这是一个文静的人，短发，斜挑起一边，卡子别住。身材比较高，穿一件灰呢外套。看上去，像一个内地的中学教师。走进病房，朝大家笑笑，就径直向最靠里，窗户边的，她东家床位走去。大家的眼睛跟随着她，期待她带来什么新消息。可她话很少，放下饭盒，打开，摆好，转过身，在床沿上坐下，再朝大家笑笑。大家便渐渐转了视线，回到原先的话题。聊了一会儿，无意间一回头，见她也在听，是关注的神色，可见她并不是一个冷淡的人。日子久了到底熟了，人们知道她从河南来，家里有一个小孩，男人外出打工，小孩由公婆带着，情形与一般保姆无大异。坐一时，东家的饭吃完了，起身收拾起东西。若是晚饭，再服侍老太进浴间洗脚，将换下的衣裤卷好，向大家笑笑，走了。

大家都说这个保姆好，安静。但内心里不免觉着有些闷，不那么有趣。倒是另一个老太的保姆，虽然脾气忒坏，可是却活泼，给病房带来一些生气。

这老太得的是脑溢血，动过手术，生命已无大碍，却是半呆。但慢慢地，你会发现。她心里很清楚，只不过言语上颠倒。比如，大冷天，她外孙女儿从外面进来，她摸摸女孩子的手，说：热！其实是凉的意思。她还会指了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她没有你矮。意即，那个比这个高一些。她又把关灯说成开灯。她心里清楚还表现在，她很讲礼数。护士给她打了针，她会说：对不起，自然就是“谢谢”。有邻室的病友来看望，她会在下一天去作回访。去了，也不开口，只是坐着，用温厚的眼神看着人们，听人们七扯八拉地聊天。这样一个老太，病和老已经将她剥夺得差不多了，可留下了优美的品格。医生，护士，病友，都很喜欢她，甚至有些宠她。吃饭，睡觉，起床，都会主动来照应她，那保姆乘此就有些偷懒。

她的保姆叫小刘，虚岁二十四，在老太家做了五年，这年的春节，就要回安徽乡下结婚了。家里请了新保姆，所以这些日子，小刘还要在家里承担培训新保姆的任务，到病房的时间更推迟了。有时候，中午伺候老太吃过饭，躺下，就回去，到晚饭时再来。好在，老太家离医院只两条马路，她又骑了一架自行车。大红色的女车，前面有一个黑色铁丝网筐子-很摩登。是东家买给她的，这回就让她带回老家去。东家就像发送女儿一样，给她备嫁妆。这一天，中午回去后，到了晚饭时间她还没有到。老太定的一两米饭放到了小床头柜上，中午留了一半的乌骨鸡汤却还没人去热。对面床位另一个老太的小保姆，一个四川小女孩子，很有眼色地跑过去，拿了柜子上的保温瓶，想倒在小锅里送去煤气间热。没想到，瓶盖没旋紧，那四川妹子又有些手毛，抓着了瓶盖，一拖，一下子，离地三尺高地落下来，瓶碎汤打。四川妹子吓得脸通红，连连问一句话：瓶盖怎么没盖紧？人们也不大好责怪她，只是说那一个：晚来了不说，还不把瓶盖旋紧，真是错上加错！过了一会儿，小刘来了，人们刚一开口，怎么来得这么晚？她立刻睁圆了眼睛，回嘴说：家里有事，走不脱！人们接着说，因为保温瓶没盖好，方才闯了祸。她的眼睛睁得更圆了，房里这么暖，是有意留了缝，透气，汤才不会坏，反正吃时还要热！人家再要说：你不该来那么晚。她就挣了脖子再吵：不是说了有事，走不脱？她一个人与众人吵，也不顾都是些可以做她祖母的人。她家老太，说不出话，只是看着她，眼光里有些担忧，又有些心疼。等人们都不说话了，她还停不下嘴，倒像是受了极大的冤屈，对了她家老太，诉个不休。抱怨新来的保姆教不会，将鱼煎得黏了锅。补救不过来，只得新买了鱼重煎，还不如她自己做省心。老太反正也说不出来，只有听的分。可大家也看出老太有些偏她，而且，不单是老太。还有老太的家人，都很惯她。下一日，老太的女儿来探房，大家将前一日的事说给她听，那女儿也不说什么，只是听着，笑笑。人们便也无奈了。

倘若小刘不是那么凶，她就是妩媚的了。她长了一张鹅蛋脸，脸颊挺丰腴，像是有酒窝的样子。眼睛亮亮的，瞪起来圆，笑起来却是弯的。肤色养白了，头发黑漆漆的，披到肩下，两边挑起一些发，挽到后边，别一个大红发卡。她很爱红，大红围巾，大红手套，背的包也是红的，配着宝蓝的滑雪衫，鲜亮，乡气，好看。她不生气的时候，对老太们还是有礼貌的，顺手递个什么东西，接个什么东西，挺有眼色。她到底不像小林那么寡言，会和大家聊天。她告诉老太们，奶奶，她称呼东家奶奶，奶奶对她很好，天天教她识字，五年下来，她就能看报纸了；奶奶就是喜欢小女孩，现在她要走，找来的新保姆是个中年女人，烧饭做家务是可以的，但还是想找个小保姆；最后，她说道，奶奶就是脾气不好，心很善。她居然还批评奶奶的脾气，听的人不由都咋舌，走了开去。

小刘说话时，对面床的四川小保姆就注意听着。这孩子最小，刚满十六岁，应该是读中学的年龄，却出来做工了。她哥哥早几年出来，在上海干建工队，然后她也跟出来，在一个同乡开的川菜馆落下脚。晚上帮着端盘子，白天就到保姆介绍所，挤在一帮各地来的老少女人中间，等待有人来挑选。来人多是嫌她小，个子又矮，怕她带不好小孩，做不来事情。一等就是几个月，直等到现在这家的儿子，来到保姆介绍所，带了她回家。

看上去，她要比她十六岁的实际年龄更小，圆脸，太阳晒成的紫红色半褪不褪，脸就有些花。头发原先是编成辫子的，现在散下来，在脑后束成一把。但头发上的辫花还没完全拉直，一股一股的，多着。小孩子没长完全的绒发七长八短地披在脸旁边，脸上也罩着一层密密的绒毛。一双手，生满了冻疮，紫红着，平时没事，就伸在裤兜里取暖，将大红灯芯绒棉袄耸起来，脖子则埋了进去。她表情还木讷着，没练出小刘那样灵动的眼神，更不能像小林那样沉着。那是由年龄，经验，还有头脑，甚至一些教育积养成的。她只是木着，直直地看人。她这么看着小刘说话的时候，小刘连眼珠子都不会朝她转一下。当人们告诉小刘，她不在的时候，是这孩子帮她奶奶换了尿垫，热了汤菜，她也只是“哦”一声。对她的倨傲，那孩子其实是看在眼里的。

像那次打了保温瓶之后，小刘又和众人吵架，后来她东家的女儿来，人们纷纷告状，她也夹在里面，气忿地说道，你家小刘太凶了！然后转头对最靠里床位的老太说，你们家小林很好。

她跟的这个老太脾气十分古怪。她患的是肠道出血，却查不出原由，所以她需要定期的输血。一输血，她就叫：难受死了，疼死了！医生和她的家属说，要补充营养。家属说：怎么补充呢？医生就介绍，比如，在某地方某家店，专有卖一种牛肉酱，调在鸡蛋里蒸来吃；还有，在某地方某家店，卖的是牛骨髓，掺在米里熬米粥；鸡呢，如何做成鸡汁；鱼又如何制成鱼肉糜。她的家属，也就是她那儿子，听归听，从来没有尝试过一次。有一回，她儿子在病房里宣布下一日吃鸡，老太就等着。等来了，一看，饭盒里是一些撕碎的肉，不是形状可辨的鸡，她便大叫：骨头呢？骨头到哪里去了？这听起来自然很滑稽，于是，大家都笑。这一日，老太不时地叫：骨头呢？骨头到哪里去了？由于耳聋，她的叫声就特别响，大家便不时地笑上一回。到那孩子吃饭的时候，老太闹得越加不像话了，她竟然到孩子的饭盒里去翻，要翻出鸡“骨头”来。那孩子过后很苦恼地对里床的老太说：她家里不让我告诉她家里吃什么，她偏偏要问，我就只能说不知道，她又怪我！可见，老太翻饭盒不止是为鸡“骨头”，还是长期的积虑，怀疑家里人背了她吃什么。而她家里人果然背了她吃什么了！

病房里都有些看她和她们家笑话的心思，甚至包括医生护士，也来凑个趣。老，病，没有家人的支持，又加上没有涵养，难免要叫人轻视了。有几个调皮的小护士，挨了床打点滴，挨到她，她说了一句，不；要扎得那么痛，立刻收起针筒皮管，转身走了。直等全部病人都打上，最后才轮到她。那个保姆呢？仗着人们都不帮她，也敢和她顶嘴。老人实际上很可怜，可是又不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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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道短

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所以当数点排列，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就感到意外了，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漫漫回想，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一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很多写作者一样，短篇小说，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往往是用来做练习，因内容浅近，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我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文艺》，六千字数。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根本顾不上结构、布局，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就很费周折了。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十张三千字，二十张六千字，厚厚的一叠，颇有些份量，相当的成就感了。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雨，沙沙沙》，也是六千字。此时，在六千字内，似乎调停自如：开局，展现，高潮，收蓬，多少有些套路，只是不自知罢了。事实上，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超出这规模，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我说《雨，沙沙沙》是成人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小说也许不能分“儿童”与“成人”，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这个区别还是有意味的。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特别是当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去小学校调查、采写、收集意见、组织活动，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但不可避免地，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它们更接近于习作。所以，我自己常常是将《雨，沙沙沙》作为我的处女作，虽然它并没有彰显的成绩，而获得全国性奖项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则是将其归入前写作阶段。也就是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一阶段，是从《雨，沙沙沙》开始，这也是我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

对六千字篇幅的突破是不自觉中做出。但要细究，还是有原因的。连续发表小说助长了信心，许多积压着的体验和情感顿时找到了出路，一并涌向小说的叙述。说来也奇怪，在那二十几岁的年龄，远没摸到人生的深浅，可却是经验最丰饶的时期，其实是泥沙俱下，而现在，去芜存精。回过头去看那时的小说，难免汗颜，要留到现在写，决不可能写成那个样子。然而，话说回来，现在也许就不会去写它了。那时候的粗糙，鲁莽，自有一股予活力，饱满极了，漫天漫地，伸手一握，就是一捧土，栽出了青苗，杂芜是杂芜，可是生机盎然。就这样，《雨，沙沙沙》之后不久，一口气写下《苦果》，超出了二万字。这一个短篇，更像是中篇，这时候，直到后来真的开始写中篇的时候，对短篇和中篇的结构，也还没到自觉的认识，多是以字数为区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不以为体例本身有意味。没有自觉也好，那就是自由，完全不受拘束。心中又激荡着情感，有无限要表达的欲望，一篇没结束，下一篇已经催逼上来。在我写作够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便生出写中篇小说的野心。与其说是中篇的结构吸引我，不如说是篇幅。对于六千字起家的我，标准中篇的五万字是一具庞然大物，而我生性是贪大贪多，就是这种贪欲让我有了耐心。当你面对一个从未对付过的庞大字数时，首先需要的是耐心。在我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这耐心就更长一级。在这表面的吸引之下，是不是还潜伏着一种需求，就是寻找更适合我本性的形式·这形式不止在于体量上的大小，更是在于结构，一个要比短篇小说粗笨结实的结构，因我天生缺乏那种灵巧的专属短篇小说的特质。这有待于漫长的时间和实践，渐渐地去发现。其时，我继续由着性子，写一阵子短篇，写一个中篇，写一阵子短篇，再写一个中篇，却也形成节奏，反映出某种规律，就是在短篇写作中积蓄起能量，在中篇里释放，然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在这样貌似自然的交替之中，逐渐产生一种下意识的选择，将比较小的材料交给短篇小说处理，规模大的则留给中篇，以至于长篇。像《战士回家》，《老康回来》，《打一电影名字》等等，多是这些所谓“小”的材料。似乎出于暗中的偏袒，我越来越倾斜中篇，某些小材料，我无意间扩张了作中篇，于是，能够给短篇嚼食的，日趋零碎，并且越来越少，终至没有。《鸠鹊一战》是我挂笔短篇之前的最后一篇，说实在，它还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中篇，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是续中篇小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延伸过来，旁开一个故事，人物都有前史，因而也有限制，不便强求，到好就收了。自此，打住，是一九八六年初。还有零星几篇，《阿芳的灯》，《洗澡》，都是因邀稿殷切，不得已才写出，就像是短篇小说的余韵似的，再过一两年，一篇也没有了。这就是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吧。

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里，我只写中篇和长篇。应当说，中长篇的体例是比较适合我的，我自忖长处是耐力，能够在较长时间里控制节奏，匀速前进。想到前面是漫长的篇幅需要去填满，会生出一种富足的心情，很兴奋。相反，短小的，如短篇小说那样的体量，从开头就可看见结束，倒急躁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短篇小说需要的是一蹴而就的弹跳力，我却没有，我是有些类似工匠，而且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这十年的末尾三年，我可说是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其间写了中篇《伤心太平洋》，其后则是《我爱比尔》《姊妹们》。事情已经到了不节制的程度，可谓耗资糜费，真有掏空抽干的感觉，于是，刹那间止住。接下来的一整年没写作小说，只作些整理讲稿的文字工作，就像歇地一样，等待能量再次聚集。将息一年，一九九七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蚌埠》。

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看起来，短篇小说总是作写作之始，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谨慎多少是举足无措，这一次则有意为之，自觉地节制。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大文章，可事实上，我只写了一万字的篇幅，我将这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天仙配》，说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要是放手铺陈开来，可作中篇，但我并没有旁生枝节，而是单纯地叙述完毕，不过，是个长短篇，一万五千字。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此又拉开帷幕，带着一点探寻的表情。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敬意，也有了兴味，但不等于说我就对它有办法了，我还是自觉得不及。尤其是看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更知道自己的不相宜，也就因此，更甚于对它好奇，当然我只能后天努力。我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止是“短小”，虽然我在“短小”处摸索了很久，比如《聚沙成塔》，《小东西》，《千人一面》，那都是些边角之类的材料，多少是余兴之作，并非我的本意。直到《喜宴》，《开会》，《招工》一批，我方才隐约摸索到路数，我想，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这一回，我是真受到它的吸引，但“轻盈”恰是我匮缺的，先天匮缺的，补也补不上来。我的笨重不时要漏出馅来，比如《酒徒》，直奔二万字，而我坚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是说它“轻盈”，而是这故事的材质有一种“枯瘦”，我不能注水。“枯瘦”能不能算短篇小说的特质之一呢？不知道，只知道“枯瘦”也不是我的特质，我是撞上什么算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自此，我没有中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连贯的写作中，事情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还是想再辟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我以为是从《发廊情话》和《姊妹行》开始的。此阶段，我正视了我在短篇小说上的缺陷，但不是以回避的方式，而是和解，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这两篇小说我都没有放弃讲述完整的故事，《发廊情话》，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固定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也因此，它更具备诠释的条件，于是，吸引了用功的人们的热情。我私心里却更喜欢《姊妹行》一些，我虽然决定它是短篇小说，但却没有约束自己天性上的拙劲，就是从头道来，所以显现出枝节蔓生的自由自在，篇幅也突破了两万字。迟子建也喜欢《姊妹行》，她说，最后，分田找到水，两人说走就走，看到这一节，她吓一跳，激动起来。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终于让我决定写成小说，就是因为想像她们俩将婴儿一扔，拔脚就跑的情景，这一情景将两人的面貌描摹出来了。这是不是灵感？不知道，但它大约就属于那种“轻盈”，也大约就是这一笔，让我将故事规定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人，就是这么心有灵犀。《姊妹行》也常常引人发问，为什么不写成中篇小说，我想，它可以写成中篇，但我恰巧将它写成了短篇，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此时，我对篇幅已不那么在意，区别短篇和中篇的，我以为更关键的，是材质。当然，有时候事情确实不那么好分辨，《临淮关》也是骑线，我当它短篇小说写，可是许多选刊将它作中篇选读。我也犹疑着它算不算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要知道，无论关于写作说出多少道理，临到下笔，多是不自觉，由具体形势所趋。但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处是清楚的，比如《红光》，其实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因为刻意要写成短篇，难免写得太节约，看起来就枯索了。在此亦可看出一个转向，以往是将小撑大，如今是将大收小，就像手生的匠人做活，会糟蹋材料。上乘的手艺人，从料就看得出是个什么活。爱斯基摩人说的，做活，不过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难的是不晓得哪是多余，哪是必需的存在。

在这一阶段里，除去自觉认识短篇小说的形式，还有一种行文上收敛的趋势。《长恨歌》可说是我泼洒文字的极致，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别强，无意中是怀有一股子鲁勇，看什么时候撞南墙。这种行文与我贪婪的天性也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滥觞了。任性到头自会返回来，归至平静，加法做完了开始做减法。我写作向来两稿，一遍草稿，一遍誊抄，过去，誊抄时一定会膨胀出来，此时却相反，誊抄时总是在删节。于是，能写短篇的不写成中篇，能在中篇里完成的决不扩张成长篇。这还称不上“锻炼”，而是出于，人生和写作都到了这样一种时期，能辨别什么是赘言了，“锻炼”当是指将要言也压紧密度。可小说说到底就是赘言，太过精确就不成其为小说，成经言了，但这又是必须走过的路程。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所写下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习作，都是实验，试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就要折回头，折回头又再走多远。回顾每一阶段，都有如此周期，先是不及，后是过之，只有中间一段是恰当的——在第一阶段中，是《人人之间》，《阿跷传略》，《老康回来》；第二阶段中的《喜宴》，《开会》，《招工》；第三阶段还没结束，我以为恰到好处是《黑弄堂》，可隐约觉得将到失足的边缘，已有“锻炼”的危险，稍一偏差，便伤之纤巧了。

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流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2008年9月21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