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所著《东征东征》围绕着孙中山第二次东征的历史展开描写，记录了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风云历史，探寻孙中山和陈炯明反目成仇的历史真相，在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是一部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20年代一段大革命的历史著作。

陈雪所著《东征东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粤省风云再起，群雄相争。孙中山领导组织的军队，吹响了讨伐陈炯明的号角。国共两党并肩作战、英勇战斗，尤其是新生力量——黄埔军校革命军，在淡水之役、棉湖大战等战斗中，力挽狂澜，表现神勇，最后攻克有“南中国第一天险”之称的惠州，讨伐取得胜利。

马亮、刘阳、叶大明、小吕、王霞等人，在这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他们是铁血战士，也是情深义重的青年，在残酷的战争中急剧成长。

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叶剑英、彭湃等革命党人，在战争面前各有抉择，许多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东征东征》都细细披露。

第一章 秀才造反

第二章 孙陈分歧

第三章 广州兵变

第四章 进讨惠州

第五章 风雨欲来

第六章 商团叛乱

第七章 进军东江

第八章 会师东莞

第九章 新圩救援

第十章 淡水之役

第十一章 守城打援

第十二章 滇桂内讧

第十三章 向东挺进

第十四章 海丰大捷

第十五章 势如破竹

第十六章 总理逝世

第十七章 棉湖大战

第十八章 转战五华

第十九章 移师兴梅

第二十章 不战而降

第二十一章 杨刘反叛

第二十二章 卷土重来

第二十三章 兵临城下

第二十四章 攻克惠州

第二十五章 凯歌高奏

尾声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秀才造反

夜深了，美国洛杉矶长堤一座华人客栈里。

二楼靠东的一间客房里仍然亮着灯，孙中山伏在桌前，正在起草制订一个庞大的革命计划。这个叫“红龙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暂定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武装起义；二、由孙文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以接应大规模的广州武装起义之需；三、在美国训练一批华侨骨干和军官回国，参与策划指挥武装暴动；四、整个计划所需的活动经费预计为350万美元，分四次支付。

这个计划与陈炯明后来的东江起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1909年，是陈炯明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这年6月，年仅31岁的陈炯明被选为“广东咨议员”，如果陈炯明按照常规随波逐流地参政议政，也许从此仕途坦荡，前途无量，但这位极不安分的清末秀才，一上任就提出了多项革新议案，如裁撤广东善后局、革除衙局署积弊、废除不经审判就地正法之刑等等，除此之外，又与副议长丘逢甲等人联名提议，禁绝一切赌博。这一连串的重大行动，无疑于对广东社会的积弊积习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禁绝赌博”触犯了许多权贵的利益，此时便有人对陈炯明行贿数万元之巨，要陈炯明缄默不语或托假休会，陈炯明拒绝了，但其他议员多有受贿的，故在表决时，竟通过缓禁，陈炯明拍案而起，与丘逢甲等议员联络各界，通电北京、上海、香港等各地老广，群起上奏，结果查出受贿议员35人之多，禁赌的主张遂得在广东实施。这无畏的勇气和正直的个性在广东政坛赢来一片呼声，也使他崭露头角，初显锋芒。

是年冬天，陈炯明与丘逢甲去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此秘密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14岁去美国求学，早年创办兴中会，后又成立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一次次地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又一次次地失败了，在这诸多的起义中，发生在惠州府辖地的都曾有三次，三洲田起义、七女湖起义、黄冈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大大地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孙中山的名气越来越大，清廷对他的防范也越来越紧，他本人回不了中国内地，甚至连香港也不能久留，只能奔走在国外的华侨集散地，宣传发动，筹械筹饷，隔着太平洋遥控指挥着一次次的武装暴动。每一次暴动失利之后，他都宣扬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把胜利又寄托在下次的暴动上。

有人说孙中山是孙大炮，大炮有两层意思：一是广东话扯大炮，讲大话的意思；二是隔江吊炮鞭长莫及的意思。也许这两层意思都与孙中山当时的处境有所吻合。但令人钦佩的是无论革命处于什么低潮时期，无论革命党人是何等地悲观绝望，都能够屡败屡战的，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的只有孙文一人。有人说，如果对未来不抱希望，不抱梦想，那孙中山就不是孙中山了。

1910年11月13日，新加坡槟榔屿的一幢侨民住宅里，孙中山开始实施他的“红龙计划”，出席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同盟会骨干。孙中山以饱满的激情使大家看到了前途和曙光，被振作起来的同盟会骨干同仇敌忾，决定集合同盟会所有精英，倾尽全党人力物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孙中山计划起义成功之后，将以广州为根据地，一路由黄兴率军出湖南，一路由赵声出江西，扫荡东南各省，一举打下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新军起义前后，陈炯明在香港办了问“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

在孙中山的奔走之下，广州起义的活动经费很快得到落实，接着成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陈炯明兼任编制课课长、调度课副课长，并一度代理秘书课课长，可谓是广州起义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炯明受命后即回东江，把惠州的旧朋老友马育航、钟秀南等百余人都陆续集结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的敢死队。陈炯明在广州司后街有一处寓所，为了方便工作临时把它辟作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而从海外陆续偷运进来的枪械也分别收藏在《可报》报馆和咨议局里。

这一天，陈炯明从惠州乘船回到广州，刚上天字码头，钟秀南就满头大汗地跑来向他报告：“李准把同情支持革命党的巡防一营调走了，把支持清廷的巡防二营调进了省城驻防，并听说要解散新军二标。”陈炯明听后警觉起来，忙问：“这消息确切吗？难道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张鸣岐已下令全城戒严，所有新军一律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等武器全部上缴，并开始清查户口，我们原在旗界租了九处准备到时纵火的地方，现有四处已被逼迁出了。”“克强(黄兴)知道吗？”陈炯明又焦急地追问了一句。“应该还不知道。”“要马上报告克强，如真是如此，要建议总指挥要么提前起义，要么推迟。”“我也是这样想的。”钟秀南答道。

陈炯明匆匆赶回司后街寓所，马上发了加急电报给香港统筹部。黄兴接到广州消息后，急忙召赵声、胡汉民等几个前来磋商，最后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动身到广州布置起义工作。黄兴到广州之后，在司后街见到了陈炯明。陈炯明向黄兴详细汇报了广州情况，黄兴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只是紧皱眉头，用力握住自己的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

革命党内部出了叛徒，支持拥护同盟会的新军又被赶出城外，原计划十路人马的队伍现只有四路。面对这突然的变故，这广州起义搞还是不搞？它的成功把握有多大？万一失利如何对得起一次次慷慨解囊资助国内革命的华侨兄弟？黄兴想到这里，深感身上的压力重于千钧。

“今统筹部仍在香港，起义总司令赵声还没到位，离起义日期只有三天。”黄兴说完这句，这个代理总指挥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他突然问：“我自己率一路进攻两广总督署，竞存兄率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有问题吗？”黄兴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陈炯明。“没问题。”陈炯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好！”黄兴继续说道，“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因此地离总督衙门和水师提督只有一箭之地，一旦起事，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敌人的要害之地。”黄兴见大家静静地听着并无异议，接着布置任务：“现把原十路进攻计划压缩成四路，我一路，竞存一路，调度课课长姚雨平率一路攻小北门飞来庙，打通道路迎接新军进城，储备课课长胡毅生率一路扼守大南门，防止敌人援兵和偷袭。”

待黄兴一切布置停当，又出了点小意外，孙中山在日本、越南购买的军火无法按时运进广州，黄兴只好临时决定，把起义日期再往后推迟一天。

4月26日，巡防二营抵达广州，张鸣岐马上派出兵力占领了龙王庙高地，严密地监视着广州城的动静，风声愈来愈紧，据说张鸣岐已密令城内军警，全部进入作战状态，继续戒严，在广州城内撒网式搜查异己分子和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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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得到一部《东征史料》和《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的书，并着手为党史部门写一部叫《东征风云》的书，在这期间我请教了不少党史专家和业内人士，翻阅了数百万字的文献史料，还沿着1925年的东征路线走了一圈，基本上梳理了东征前后的战争背景(1920—1926年)。

当30多万字的初稿出来之后，我分送给相关人士审阅并征求意见，党史专家说，太虚，对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联俄、联共进行讨陈战争的全过程，要进一步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作家说，太实，缺少情节和细节，只是用另一种形式重写党史而已；更多的读者则建议要客观公正，全景式地展开历史，少带政治色彩和党争立场。

面对诸多的不同意见，我一时困惑得不知如何入手。

苦恼郁闷的时候，我常常爬上飞鹅岭，独自肃立在东征纪念碑前，看那组黄埔军校学生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浮雕。从那些粗粝石雕上看得见战士们饱经战火熏陶的丰富表情，我不由地跳进长满青苔的深深壕沟，钻进弹痕累累的黑色碉堡，极力去想象和感受那场发生在80多年前悲壮而惨烈的惠州之战的情景。一时间萦绕在飞鹅顶的山岚和氤氲在湖面上的水雾都幻化成当年弥漫的硝烟，透过滚滚黄烟，我似乎听到一阵阵刀光剑影的搏杀声和沉闷的爆炸声。那冲天的火焰撕开了惠州西湖上空天幕的巨大缺口，在这条血色的裂缝里，我又瞥见了紫薇山朦胧的轮廓，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卧蹲半山腰的那座巨大的坟墓。刀光与剑影，拼杀与嘶鸣，创伤与滴血，一切起因正是静静地躺在紫薇山腰那座坟墓下的人——陈炯明所引发的。

在飞鹅岭与紫薇山这条直线距离不到2000米的山水之间，历史已经悄然跨越了80余年。发黄的史料记叙着陈炯明的奋斗人生，也呈现出一个“正、反”陈炯明的人生轨迹。

一直以来，对于陈炯明的评价总是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观点是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代表的，因为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以致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而另一种则是以陈定炎、高宗鲁为代表的，他们合著《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前者把陈炯明斥为“叛徒”、“逆贼”，后者却把陈炯明推崇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都似乎多了一些情感色彩和伦理观念上的干扰，少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不足以让后人认可并信服。

1925年春，正值东征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却在北京逝世，陈炯明此时也已兵败逃沪。曾是同盟挚友又变为势不两立的一对冤家一时归于沉寂，在这种境况下，陈炯明仍亲拟挽联一副致孙中山，道出了自己那压抑多年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对联曰：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在此联中，对于功罪是非，对于公仇私谊，陈炯明不敢妄自评说，这位前清秀才一点也不糊涂，他自知历史要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去考证，故有了一副任由后人评说的坦然架势。

不管是任何时代，任何人在评价历史时，都难以避免地因为主观上的情感疏离与时间上的天然优势，甚至因为契合了“胜者王，败者寇”的思维惯性而失去了应有的冷静与思考。“叛徒”也好，“卓越的政治家”也好，这两种观点除了把陈炯明推上两个极端之外，还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好”与“坏”或“最好”与“最坏”。这正如我们小时候读书时，老师向我们灌输的直觉概念一样，如此简单的逻辑会让我们在分辨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上变得更加困惑和迷茫，甚至是武断和草率，我反而觉得陈炯明自己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谁都不能否认，陈炯明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极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他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显赫履历：前清秀才，清朝省议员，参加同盟会，组织革命暗杀团，策划东江起义和独立，参加讨袁运动，是袁世凯通缉悬赏捉拿的头号人物之一，任过广东省都督和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期间为广东做了大家公认的十件好事，还一度是孙中山的挚友和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而且为官为政清廉，有“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不二色”的政声美誉。

以至后来又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公开决裂并成为了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孙中山一生致力建立民主共和统一中国，正因为这个宏大的目标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中国国情，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崇高地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国的真正统一并没实现，军阀割据，内战纷起。五四运动之后，军、政界好些人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中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对此提法最津津乐道者首推陈炯明，他认为先把广东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政见的驱使，陈炯明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实力，积极推行“粤人治粤”和“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掣肘北代的军事行动开始，逐渐发展到与孙中山公开叫板，直至兵戈相见。

“联省自治”无非就是想学美国13州建立联盟政府，而“粤人治粤”说到底还是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与孙中山一直坚持的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纲是格格不入的，与全国同胞“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共同意愿也完全相悖。

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不得不下令撤销粤军总司令部，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军政府内政部总长职务，只保留军政府陆军部总长职务。陈炯明愤然不平，于当天深夜离开省城回到惠州。粤军无主帅，军纪松弛，不愿迁驻广州远郊。陈炯明的心腹部下以此事开始向孙中山发难，强烈要求恢复粤军总司令部，恢复陈炯明职务。孙中山于6月1日回到广州协调处理此事，最终无法解决，只好拟令粤军撤离广州，并对记者阐明孙陈关系。叶举、杨坤如各部非但不撤离广州，反而把远郊部队向市区靠拢，面对陈炯明武力威胁和进逼，孙中山下令调兵返省，并在观音山架好炮台，孙中山为了应付广州事变作了一定的准备。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时，叶举突然率部“围剿”总统府卫队。孙中山迅速离府抵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并拟电报命令各军讨伐陈逆，令北伐军立即回师广州救援。叶举率部连克乌涌、虎门、鱼珠、沙角、威远各炮台，并以粤军总指挥名义在广州街头张贴布告：“国令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北上，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商民人等，幸勿惊恐。”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6月17日广州各界人士代表到舰上劝孙下野离穗。孙认为现在反攻广州无望，于8月12日赴港转沪。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恢复总司令职务。孙中山一到上海即调遣联络各军组成讨陈联军，12日张开儒奉孙中山之令就任粤、桂、湘、滇联军总司令，率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部由广西分兵攻入广东北江、西江。1923年1月15目，陈炯明兵败撤出广州退守石龙，并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之职，联军占领广州，陈炯明再度退回惠州。

从1923年开始，省内外各界人士对孙、陈关系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终无法调和。孙中山坚持要陈炯明公开认错，惩办军官叶举，并服从大局调遣，率师北上。而陈炯明则坚持保境息民，实行联省自治，由广东客军出师北伐。由于孙、陈主张不一，分歧太大，两年来在惠、潮、汕、梅等地不断激战，东江地区饱受战火，损失巨大。1923一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亲自到惠州督战，终因惠州城高墙厚，而陈炯明、杨坤如凭借鹅城天险负隅顽抗，东征联军久攻不下，惠州城曾出现过长达半年之久的“困城”，鹅城居民逼于战火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东征联军撤兵之后，陈炯明再次组织拼凑军事力量，意欲反攻广州，推翻国民政府。孙中山一直忧心忡忡，在几年的拉锯战争中，耗去了粤省财政十年收入的总和。他深深地意识到，不彻底打垮陈炯明，广州政府永无宁日，北伐遥遥无期。而依靠滇、桂军阀永远无法打垮陈炯明，更别说统一中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依靠苏联和共产党人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大业。

1924年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纲，这是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同年6月，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诞生，成为培养为主义而战的革命军官摇篮，1925年第一次东征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的首次并肩作战，黄埔军校学生军最终成为击败陈炯明粤军的中坚力量。

陈炯明失败后退出军政隐居香港，曾著《中国统一刍议》等文。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逝。弥留之际，不忘嘱咐后人把他的遗体移葬惠州鳄湖边上的紫薇山。1934年4月，陈炯明遗骸移葬惠州紫薇山，前来拜祭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及民国先贤三百余众，各方挽联近两百副。蒋介石送赙金三千元、汪精卫五百元、陈济棠一千五百元作为陈氏修墓费用。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济棠特允每月津贴陈的子女教育费用一百五十元。陈友云挽陈炯明联：“禁了赌博，禁了鸦片烟，一生冒万难而不辞，敢作敢为，却算得是个英雄本领；做过总督，做过总司令，到死连半文也没有，真廉真洁，怎能容在这贪劣人间！”居正挽陈炯明联：“民族病沉沦，忆昔年同举义旗，久欣壮士吞胡虏；奇丈叹潦倒，看此日遄归净土，空剩殊勋表岭南！”如此规模排场的风光大葬也算是对陈炯明前期致力辛亥革命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了。

我特地驱车从飞鹅岭来到紫薇山，在陈炯明的墓前久久地徘徊思索，看到那椭圆的坟茔被杂草和灌木遮掩，从水泥裂缝里横生出许多杂草，轻风吹拂，飘零的落叶堆积在坟茔的一角，散发出一种腐朽的气息。颓败的墓园，冷落的景况令人感慨良多。1934年4月，当陈炯明的遗骸移葬惠州时，陈立夫曾送挽联一副：“胜地卜西湖，供过客千秋凭吊；英灵耀南粤，腾紫薇万丈光芒。”吴敬恒也曾书挽联：“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他们是在安慰死者，还是在激励后人？陈炯明——这个生前手握广东军政大权，跺一脚岭南大地都会发抖的一代枭雄，一直静卧在紫薇山一隅的杂草丛中，陪他长眠的只是这抷黄土和风凄雨寒的颓败景象，既没有“过客千秋凭吊”，也没有“腾紫薇万丈光芒”，既没有“英灵耀南粤”，更没有“足见英雄有价”。我在想，一个横刀跃马、一言九鼎的人物，在生的时候如此辉煌，死后却如此落魄。这种反差是否太大了？在他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孤零零地守望着这个路口，守望着紫薇山，守望着那片碧绿的湖水和葱茏的青山，他想起了什么？他一定在忿忿不平地想，扫墓拜祭自己的香火怎么竟比不上900年前随苏东坡贬惠的钱塘歌女王朝云？他还在想，一个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粤军总司令为什么会败在黄埔学生军手中？败在蒋介石、周恩来那些当年的学生头手中？历史要和他开玩笑，历史注定要捉弄陈炯明，这是否也有些楚霸王饮泣乌江的悲壮和无奈？

如果不反对北伐，如果不发生“6·16”兵变炮击总统府，如果答应吴敬恒给孙中山写份悔过书，如果……中国的历史、陈炯明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写？他的墓前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况呢？我陷入了绵绵的遐想之中……

陈炯明对惠州这块土地注入了太多的感情和心血。他在惠州起义，也在惠州发迹，与孙中山闹翻之后一直把惠州作为据点与之抗衡，最终又在惠州失败。当他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军阀漂泊香港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后事。他谆谆叮嘱生前故旧一定要在他死后将灵柩运回惠州紫薇山安葬。紫薇山位于惠州的鳄湖边。陈炯明早就熟知这块地方，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永息的墓园，墓碑遥对东征军攻克惠州的炮台和碉堡，也遥对他当年指挥作战的百花洲司令部，又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塞。生前跟随陈炯明横刀跃马的惠城守将杨坤如也葬在一侧的山腰处，他们是要在九泉之下继续与孙中山抗衡，还是对那段历史、那场旷日持久的东江之战进行反思和忏悔？  但愿这部纪实，能给读者一个粗浅的回答。

是为序。

《东征！东征！》书稿发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后，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自把《东征！东征！》列作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点作品扶持系列，我一直在认真琢磨如何来写好此书。近一年来，案头上总是摆满了相关的书籍和史料，一有闲暇我总是在书稿上修修改改，脑子里总是晃动着一大批显赫的历史人物。按理如此认真，如此卖力气，总该磨出个像样的东西了，但是遗憾得很，别说读者，每每自己翻阅起来，总感到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出来一本书连作者本人都不满意，怎敢期待读者和行家对它垂青呢？

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已经很努力地去耕耘了，但收获并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为自己找出了几个理由。一是框架歪了。因为好几年前，受党史部门的委托写过一部三不像的《东征风云》，它是在党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全景式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当《东征！东征！》被列入省重点扶持作品之后，我没有想到推倒重来，总想在原基础上把它改写出来。于是修修补补，改来改去，总是难尽如人意，有段时间一看到那本书稿，头就胀大了，非但没有所谓的“灵感”，头脑还常常进水“短路”，茫然不知从何下手。

望稿兴叹的时候，自认为一座房子起歪了，无论如何去加固修饰也难以达到建筑质量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历史”和“纪实”这两个词束缚了我本来就很有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广州改稿会时，许多专家提出意见，要我放开胆子写，写出孙中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陈炯明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两大政治集团的成员各自又都是怎样的人，不能隐去自己的观点。要写出他们的矛盾冲突，如孙中山“北伐统一”与陈炯明“联省自治”的矛盾；地域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矛盾；和平与战争、悲悯情怀与英雄救世的矛盾等等。

我相信写透他们，写出孙中山、陈炯明的个性，写出他们的坚定、执著、彷徨及苦恼，写出他们伟大的同时也写出“伟小”的一面，一旦如此，其艺术价值远超过一段全景式的历史记叙。

但我无能力水平来驾驭这些显赫的历史人物，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虽然他喜欢梦想，甚至自以为是，固执自信，但他最终成功了，他就可以一次次地转危为安，并达到目的。我觉得他是神，人怎么可以把神写好？特别是像我这种庸人，要达到那种境界更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我们乡间流行着一句俗话：刚学剃头碰上大胡子。这与我的《东征！东征！》创作有些类似。因为在此之前我连长篇小说都没写过，又怎能写好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鸿篇巨著？书中涉及的都是尽人皆知的风云人物，那种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带来的拘谨和尴尬可想而知。

故在创作时我只做呈现和罗列，不敢妄加推测和评论。

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一书中曾引用了不少史料，其中有陈炯明回给吴敬恒的一封信，信中说“炯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旋空大演而已。”陈炯明用兵也许如其所说，太踏实了，他的踏实导致了他的失败。我的写作如同陈炯明用兵，过于踏实，囿于历史，所以失败了。广东文学院的老师给我一个不客气的意见：“作为偏重于历史传记文学，该书可能较全面、较准确地反映了20年代一段大革命历史著作，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作为纪念辛亥革命是适宜的或许是成功的，但如果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是欠缺的，距离文学的要求较远，甚至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我始终侥幸地期待着，对于想了解东征这段历史，想了解孙中山和陈炯明是如何反目成仇的过程，想了解二次东征与惠州的地位和作用，比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去寻阅，读《东征！东征！》可能会更愉悦便捷。当有读者也认同这一观点时，我会很欣慰地感到收获虽然不丰，但并没歉收，这既是我对历史题材的一次尝试，也是我献给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建党90周年的一份薄礼。

最后要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广东省文学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专家给予的扶持和鼓励，感谢市、区委宣传部、文联、作协各位老师和文友的指导和帮助。

为后记。

陈雪

2011年4月30日

于惠州枫园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