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美萍编著的《谁的奋斗不带伤》不是一本简单的自传,而是一本作者挑战苦难人生的纪实佳作,它贵在真实感人。作者出身江苏农村,家境贫穷,自幼丧父,之后随改嫁的母亲来到安徽农村,为了分担家庭重担,小小年纪便退学砸石头,挣血汗钱供妹妹读书。19岁时,作者身负母亲患病借下的巨债,到上海打工,先后做过餐馆服务员、流水线女工、时装公司技术员、广告公司业务员……吃尽千辛万苦,但作者怀着一股“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顽强信念,终于成了大上海两千万打工族中的佼佼者。本书属于纪实励志类作品,真实可信,具有畅销和长销的潜质,能引发各个时代读者的共鸣——有些父母希望子女从这本书中吸取面对困难不屈抗争的力量;打工族希望从中学到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毅力和精神;莘莘学子希望从中得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动力和启迪。综上所述,它具有畅销的巨大潜力。
赵美萍编著的《谁的奋斗不带伤》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纪实佳作。
在如今的浩瀚书海中,能够让人读来欷歔动容、潸然泪下的书并不多,而这本《谁的奋斗不带伤》却是个例外。作者赵美萍用她细腻感性的笔触,将自己从一个小学毕业的山村采石女、到知名杂志编辑、再到大洋彼岸的人生奋斗历程娓娓道来。在当今许多人绞尽脑汁地粉饰自己高贵的出身与辉煌的学历时,她却平静而从容地展现着自己卑微低下的出身与不堪回首的苦难。在人生的最低谷,她也曾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却始终心有不甘地相信:前方一定还有更美好的未来等着我!正是她这种含泪奔跑的坚强,和将苦难化作财富的勇气,最终,她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成功。
“快走!不要出声!快!”一阵惊慌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从细长窄小的田埂上一路“啪嗒、啪嗒”地奔过。麦苗青青的田野上夜深雾浓,寒意袭人,一轮惨白的下弦月像被谁随手扔掉的一柄镰刀,寒光闪闪,寂寞森冷地挂在天边。
“妈,他会追上我们吗?”
“叫你不要说话,聋了?”随着轻声的呵斥,脚步声越发慌乱。朦胧的月光下,一个腰系蓝布围裙的中年妇女,一手拉扯着一个小女孩,几乎脚不点地地顺着麦田中间的田埂向南奔去,一边狂奔还一边惊慌地回头张望。在田埂的尽头,一户低矮的茅草屋里依稀透出一盏如豆的灯光,像一只哭红的眼睛,无奈而悲伤地目送着她们……
这三个在月夜仓皇奔逃的人,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妹妹,一个就是我——刚刚被妈妈呵斥过的那个小女孩。那一天,是1981年深秋的某个夜晚。那年妈妈49岁,我11岁,妹妹8岁。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和妹妹还在家里热乎乎的被窝里躺着,忽然被妈妈和那个禽兽的打斗声惊醒,那个禽兽又在欺负妈妈。我眺下床,扑过去就咬那个禽兽的手——手正掐着妈妈的脖子。那个禽兽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妈妈赶忙过来护住我,那个禽兽又过来扭住了妈妈的手指,妈妈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妹妹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妈妈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那个禽兽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15公里左右路程。
当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妈妈才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咱们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于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杨东启,就是那个禽兽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名字对我家来说,是一个灾难。
我抱住妈妈:“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妈妈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直至多年后,我偶尔和一些朋友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朋友甚至半信半疑:“是你的亲身经历吗?怎么像电影或小说?”我只能苦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便你们不信。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童j童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穿过麦田,就进了桑树林,此时的桑树上已经没有好吃的桑葚了,叶子也已不再葱茏。这就是我曾经采过桑叶、吃过桑葚的桑树林吗?黑夜里它如此肃穆萧索,像在为我们的逃离表示哀伤。
跑着跑着,忽然我的脚踝处一阵刺痛,似乎被一棵树桩戳到了,我想一定流血了,这使得我们的逃亡更具悲壮色彩。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它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就这么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了吗?是否还有归期?我的书包也没带,我是否还能回来上学?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杨东启会追过来吗?……
我就这样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思考问题。我不知道,那时那刻,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正奔波在仓皇的逃亡路上?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边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妈妈轮流背着走的。到了天已经放亮的时候,妈妈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
20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妈妈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而这一夜的逃亡,只是我家苦难剧的第一集。苦难的种子,是从母亲那一代就埋下的。
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如皋市),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要吃不少苦的,但也许没有哪个女人吃的苦有我母亲的那么多。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故乡如皋是个迄今已有近1600年历史、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是中国花木盆景之都和世界长寿养生福地。“如皋”确实够老的,老得上了《礼记》的木牍和《左传》的竹简。据《太平寰宇记》载:“县西北五十步有如皋港,港侧有如皋村,县因以为名。”而“如皋”之名的意思是:到水边的高地去看美丽的日出。“如”,往也;“皋”,水边的高地。
可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却没有给母亲留下美丽的记忆,留下的只有干疮百孔、不堪回首的往事。
1939年,日寇占领如皋城,从此如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之中。日寇杀人如麻,母亲曾亲眼所见,村里有户人家因有人加入了军队,就在大年前夕,全家被日军残忍砍杀,大小几颗人头齐刷刷地摆在门口雪地里的凳子上……
还有一次,日军在附近的港口枪杀了一批无辜百姓。之后就有人传说:每当夜晚路过此地,就会听到一片凄苦的哭声,从此没人敢在夜里路过那个乱坟岗,宁愿绕道而行。但是我的母亲,在多年之后,却多次在夜间急慌慌地穿过此地,从婆家杨庄镇逃回娘家沙家庄。如果那时恰好有人路过此地,也可以听到阵阵哭声,不过不是那些被枪杀的冤魂的,而是我的母亲的。
母亲是外公最小的女儿,母亲的前面有两个哥哥。我的大舅不幸在50多岁时死于食道癌,小舅舅在10多岁时便加入了新四军,一路作战,辗转到了福建,之后便在福州成家,生下一堆儿女,是姓沙的家族里混得最好的。
母亲虽是老幺,备受外婆宠爱,可惜生不逢时,连一天学堂都没进过,每天不是下地干活,就是洗衣做饭。母亲知道自己名叫“沙玉芳”,但笔画该怎么写,却不得要领。但千万也别因此以为我的母亲一无是处,年轻时的母亲是沙家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样样精通。但不幸的是,母亲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为受苦而来。
母亲的苦难,始于她的第一桩婚姻。外公早在母亲出生之前,就指腹为婚,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结拜兄弟的儿子——杨东启。杨父在临死之前,曾拉着外公的手,恳求外公不要食言,一定要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否则他死不瞑目。濒死的杨父是了解自己的儿子的,除了这桩指腹婚姻,是没有人肯将女儿嫁到他家的——杨东启从小便热衷于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在杨庄镇早已臭名昭著。杨父利用外公的义气,为自己的不肖子争到了一个女人,却将我的母亲送进了噩梦的深渊。
母亲曾拼死不从,但终究拗不过脾气耿直的外公。外公甚至天真地以为,土匪也会对“压寨夫人”畏惧三分。他以为,以自己女儿的贤良淑德,加上以后有了孩子,杨东启一定会浪子回头的。
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的,墙上大洞连小洞,那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火烧的。他的眼盲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盲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
不幸的是,母亲结婚后不仅没有成为“压寨夫人”,反而成了“粗使丫头”“人肉沙袋““兽欲发泄工具”等。杨东启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而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之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在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本生性胆小的母亲,曾独自一人.多次在深夜穿过那片日军枪杀百姓、白骨森森的乱坟岗,哭哭啼啼地跑回家,给外婆和大舅看她满身的伤痕。所以那段时间,曾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言:经常有个女鬼披头散发地从乱坟岗上飞快地跑过,边走边哭。此后,那片乱坟岗越发荒凉,野草丛生,除了母亲偶尔深夜哭泣着跑过,从未有人敢涉足其间。
多年后,每当母亲和我闲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冥想:把自己想象成母亲,被丈夫毒打后,伸手不见五指,独自一人,边跑边哭,穿过冤魂游荡、鬼气阴森的乱坟岗……从冥想中醒来,我往往会不自禁地打个哆嗦:如果是我,我会怎样?我是否有勇气穿过黑夜和坟岗,等待天明,等待新生?
那时我的外公已经病倒在床,行将就木,言行没有了威信,杨东启唯一惧怕的人就是我大舅。大舅曾手握菜刀,跑到杨庄镇,到处寻找杨东启,要为他的妹妹讨说法。杨东启吓得在外躲了好几天,待风平浪静后,便于深夜潜入家中,对着母亲一番温言软语,求得母亲谅解。只是三五天一过,他的恶魔本性便再次复苏,母亲的日子又充满了暴力和泪水……总不能每次都跑回娘家哭诉,何况大舅还经常外出打工。如果母亲常住娘家,大舅妈的脸色就会日日阴沉。母亲无路可走,只能在自己桎梏般的婚姻里忍辱负重,侥幸地等待浪子回头。
在母亲生下第一个女儿金莲后,杨东启开始流连于别的女人的床第之间,连他远房的年轻小婶婶也不放过,这在杨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母亲忍无可忍,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农场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母亲拽回家,搜刮完母亲挣的几块钱后,将母亲蹂躏再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其间,杨东启因流氓罪和盗窃罪蹲了两回监狱。在他第三次因打架斗殴致人伤残后蹲监狱时,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母亲才下定决心离婚。
为了抓住这段濒死的婚姻,杨东启从苦苦哀求到垂死挣扎,再到恐吓威胁,母亲都不为所动。她狠心地抛下一切,包括她与杨东启唯一的女儿金莲,义无反顾地从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中挣脱出来。两年后,母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开始了她从地狱到天堂的幸福生活。P1-7
2013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我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家中,面朝湖泊,敲打着键盘,修改着《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应广大读者要求,准备再版。
从当年那个在山坳里砸石头的采石女,到知音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再到现在的旅美华人、作家,连我自已有时候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一个魔术师为我变出的奇迹?
自从2005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首次出版后,首印三万册很快售罄。我以为,随着时光流逝,我的这本并不厚实的自传也会慢慢淹没在书海,不知所踪。可我没想到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热心的读者不减反增,很多热心读者辗转从网上找到我的QQ号码或邮箱,给我留言或写信,向我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因为他们大都是从学校的图书阅览室或公共图书馆看到的这本书,也大都残破不堪,而网上的连载也不全面。正是读者的热心支持,才使我有了修改再版《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的动力。
这次对《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的修改,应是一次大扩充,篇幅增加了十余万字,出版社的朋友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全新本了。应他的建议,择名为《谁的奋斗不带伤》。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喜欢我的这部“全新本”。
在修订版中,我补充了读者朋友们关心的情路历程——从初恋、结婚、离婚到再婚,毫无隐瞒,完全真实地展现了我的感情之旅。虽然通过拼搏和努力,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我的婚姻之舟却在生活的海洋中触礁而沉。在这本书中,我尽量客观地描写了我婚姻失败的原因,我一边回忆,一边分析,一边反思,一边吸取教训。这对我今后的生活会有一些帮助,或许,对读者朋友也会有一些启迪和帮助。在生活中,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所以总会有人作为前车之鉴,避免后人重蹈覆辙。
抚今追昔,宛如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穿过荆棘,泅过苦海,翻山越岭,风雨兼程,虽然经过坎坷挫折,但我并没有泄气和悲伤。所以最终得以到达这里。蓦然回首,在深深浅浅的脚印里,一段段往事浮浮沉沉,述说着我这奔波一路的艰辛与传奇……
又是一年芳草绿,我坐在休斯敦家中,修改着《我的苦难,我的大学》。手边,是一杯余香袅袅的现磨咖啡。放眼望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天高云阔,干净透明。四周如此宁静,微风吹过我亲手种植的玫瑰,花朵大若牡丹,摇曳生姿,灿烂热烈。在一株茂盛的玫瑰树下,掩藏着一窝白里透青的鸭蛋。一只母鸭每天上午恪尽职守地趴在窝中孵蛋,大约四个星期后,一群小生命便会破壳而出。傍晚时分,当夕阳挂在西边邻家的屋顶处摇摇欲坠时,我会站在湖边的木码头上,掰碎面包洒向湖面,野鸭们会扑棱棱从远处飞来吞食,水里的大嘴鲶鱼也会钻出水面,与鸭子们进行一场抢食大战。而我家后院的菜园里,豇豆已经开花,韭菜郁郁葱葱,小葱细嫩翠绿,莴苣正在成长。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你现在是阔太太了,不会再想工作了吧?”如今,经常有读者朋友在QQ上戏谑我。我回答他们:“工作好比我的左手,家庭好比我的右手,任何一方的缺失,我的生活都不会完整。而且,对我来说,工作着是自信、充实和快乐的。人,如果没有目标地活着,便成了一个空心人。”
何况,单位领导十分善解人意,并没有要求我立即辞职,而是准许我以“《知音.海外版》驻美国特约编辑、记者”的形式,继续为单位写稿和组稿。
常常,我写罢稿件,便去洗手做羹汤。从前我不会的,现在都要一一学起,蒸一条鱼、炖一锅肉、炒一个青菜,都是女人的必修课。即使我的文字中从此多了一丝烟火气,但我相信,那也是香浓味美的、令人回味的。
如今,我已逐渐适应了休斯敦恬淡悠闲的生活。从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会开车去附近的一个社区大学学英语,从最低的Lower1开始学起。对于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熟的我来说,学英语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这是我在美国生存下去的必经之路,再难,我也得走过它。我相信,命运把我推到这里,对我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激励。也许数年后,我会用英文写下我的故事,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一个中国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