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精神》收录了作者郭运德这几年积攒下的随感类文字。大体可分为言论、评论和综合理论三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文学的时尚与流行》《何必拿“美女”说事》《历史遭遇娱乐潮》《变革中守望京剧的精魂》《敲响和平年代的国防警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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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守望精神 |
分类 | |
作者 | 郭运德 |
出版社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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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守望精神》收录了作者郭运德这几年积攒下的随感类文字。大体可分为言论、评论和综合理论三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文学的时尚与流行》《何必拿“美女”说事》《历史遭遇娱乐潮》《变革中守望京剧的精魂》《敲响和平年代的国防警钟》等。 内容推荐 《守望精神》是由郭运德编写,《守望精神》共分3个章节,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具体内容包括《历史遭遇娱乐潮》《打造文化产业的菱形结构》《尴尬的文艺批评》《从风光到文化的深刻置换》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目录 第一辑 文化的定力 文化塑造社会形象 弱者的骄傲要不得 找准文学的历史定位 要畅销更要长销 文学的时尚与流行 文坛拒绝“注水肉” 流行与品位 文坛恶意炒作当休矣 “秀”出泡沫“秀”不出华彩 有几多“红楼”可入梦 娱乐泛化实堪忧 历史遭遇娱乐潮 历史题材创作的“真实”界说 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判断 经典的改编与“戏说” 名著难当重拍之苦 何必拿“美女”说事 良知的宽度 打造文化产业的菱形结构 “大片”的误区 票房·品味与文化价值 摸清家底方可延续文脉 “申遗”少留后遗症 关于“申遗”一文的答问 变革中守望京剧的精魂 尴尬的文艺批评 “重赏”之下 激活文艺评论的生机——从《“重赏”之下》获奖谈起 文坛需要真正的批评——跋仲言系列文艺短评《直面文坛》 第二辑 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传奇·信史·命运 本色就是力量 荧屏呼唤阳刚之气 响鼓无须擂重锤 从风光到文化的深刻置换 历史风云的精彩呈现 风雨之后见彩虹 胡笳汉月奏壮歌 真情传递感动 在质朴中感受震撼 一个深刻主题的轻松阐释 军事题材创作的新境界 红色影视剧的审美新开拓 敲响和平年代的国防警钟 “热带风暴”淬军魂 在反差中凸显艺术张力 于平淡中开掘浪漫 善良最具亲和力 让人物命运演绎历史 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迁 传统美德的当代演绎 艰难推启变革的大门 荧屏涌动改制潮 外乡人正融入城市生活 让舞台上的英雄走向永恒 第三辑 让民族艺术瑰宝重放异彩——关于京剧继承创新的几点思考 “上来”与“下去”的辩证法 关于副刊的几点思考 艺术发展的三个关键词 不断提高文化的竞争优势 全球文化的趋同与求异 新时期文艺:风起云涌30年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成功实践 关注文艺的价值取向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后记 试读章节 文化塑造社会形象 通常人们习惯于用经济发展、文明程度、民主状况和生活水平作标准来评判某个国家或地区,岂不知文化特别是文艺作品对于展示地域风貌、塑造社会形象,有时并不比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和作用来得逊色。一部《雾都孤儿》让伦敦与雾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巴黎圣母院》成就了一座教堂,一部《水浒》令梁山好汉名闻天下,一部《少林寺》使嵩山少林声名远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最近,那位曾因饰演电影《小花》封过影后、因出演《大班》引起华人一片责备之声的著名演员陈冲,在经历过好莱坞近二十年的打拼之后,深有感触地发现:“在好莱坞,包括李连杰和成龙,片商只会看到你的东方特征——男的要会打,女的要有东方魅力”。“会打”指的是武功,而“东方魅力”无非是些“打女”、妖女、妓女、小妾之类。陈冲的感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除了洋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无知和浅薄之外,还有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形象的扭曲地把握。这其中,排除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因素,文化传播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塑造”也难辞其咎。 走向世界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是社会进步必需的。但文化的过度入超和一味地投其所好、按照别人设定的路数去生产适应洋人口味的文艺产品的做法,确乎影响着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对外形象。在我们对外文化交往中,古代文化的介绍多于当代文化,当代文化的介绍中描写蛮荒、武侠、情爱和宫廷政治斗争的东西多于正面描写当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作品之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许多外国人通过文艺作品了解到的中国多是些荒蛮古拙的原始生态、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革命斗争的恩怨情仇和以打打杀杀为主的中国功夫,尽管我们不否定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但它们一蜂窝传播的结果,无疑在不自觉中为洋人塑造出一幅另类的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甚至助长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偏见。对此,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与警觉。 长期以来,我们在毫不犹豫地认可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时候,往往不去认真注意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文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不察觉中塑造着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象。尽管这种“社会形象”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完成,但这种由文艺塑造出来的“形象”一旦定型,就会在人们心目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域评判的挥之不去的固定印象。在我们通过文艺作品读出有关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高傲和美国人的强悍之时,好莱坞的导演们却从中国作品中仅仅读到了有关中国的功夫、带神秘色彩的蒙昧和集贩毒、盗窃、色情、暴力于一体的黑社会之类的东西,以至在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科学殿堂,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留长辫穿马褂的形象,这恐怕是生活在当下时代的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香港。过去若干年,香港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反复被凶杀、暴力、色情和黑社会包围着,给人的印象那就是冒险家和邪恶势力猖獗的乐园,香港也成了世人心中的文化沙漠。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更多的全面了解香港的机会,看到了香港大量的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方面,然而在思想意识深处有关香港的不良印象却一时难以根除。对此,不少香港艺人都有过深切反思。 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意在提醒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增强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绝无意否定艺术家在题材、体裁和主题方面的选择自由。我们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创作个性的同时,对于那些一味地戏说经典、歪批圣贤,一味搞下半身写作、宣扬滥情,一味渲染暴力、追求感官刺激,一味搜奇猎异、迎合不健康文化需求的恶俗化创作倾向,必须坚决抵制。这种不顾职业操守、不讲社会效果的做法,既是对中国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亵渎,也是对当下文化受众的恶意伤害。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要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塑造并维护中国社会的良好文化形象,为改革和建设营造一个和谐文明的文化氛围,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古老民族在新世纪焕发新生机的精神风貌。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艺术从业者都承担着一份义不容辞的社会道义。 《弱者的骄傲要不得》 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在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成果全球共享的历史进程中,组织些科技、文化、体育和物质产品的评选和竞赛活动,以促进国际交流和行业发展,肯定十分必要;积极参与各类竞赛,力争拿个奖项,以提升国家或行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是无可厚非。然而,热衷于各种国际评奖,削尖脑袋挤进某个奖项,甚至不惜花大钱买个假奖,以此来标榜自我,招摇过市,挟洋奖以自重,这是一种典型的极度不自信的弱者心态。 自大与自卑是对孪生兄弟。当开放的清风吹绉闭关死水的时候,一些人从锁国形成的盲目自大一下堕入极端的自卑之中。技不如人,一切皆不如人的感觉,导致“外国月亮比中国更圆”。急切渴望得到洋人认可,一切均唯洋人马首是瞻,西方的标准成为他们衡量周围事物是非优劣的惟一尺度。于是乎,忙碌于在各种场合寻求洋人的认同,成了某些人抬高自我的不二法门。为了能够拿到一个可怜的奖项,背着产品满世界转悠,从这个展台到那个赛场,真正的国际大奖一个没拿到,捡拾个毫无知名度的小奖回来,立马觉得自己身价倍增。他们大言不惭地高调呼喊着“为国争光”的口号,大肆炫耀,胡弄百姓,替自己镀个金身。不论这个“国际奖”掺了多少水份,只要拿到了,就仿佛有了“尚方宝剑”,有了在国人面前堂而皇之吹嘘的资本。岂不知,这种弱者的可怜的骄傲,恰恰是内心虚弱的狂妄表征。 事实上,在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各种国际游戏规则面前,发展中国家祈盼平等相待的愿望有时只能是天真的幻想。不仅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由强势者制定,文化交往也受制于国家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指标服从于强势集团利益,强势文化也易于影响并同化弱势文化。弱势者往往把强势一方预设为一种现代的、发达的、时髦的东西,在享用它们的方便、快捷和实用的同时,也伴随诸多价值观念的认同。这认同的背后,实际上是弱势对强势的响应和臣服。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自甘沉沦,以强势者的认可为价值导向,那么就可能在急切的心理焦虑中乱了自己的阵脚,在一片盲目的“国际影响”的狂热中迷失自我。 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且不说东方文化圈的影响力,仅在启蒙主义时期就作为欧洲崇拜摹仿的偶像,成为西方改造神权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原动力。莱布尼兹、伏尔泰、歌德、康德、托尔斯泰、毕加索、卡夫卡等世界级文化大师,都十分钟情中国文化,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中汲取过丰厚营养。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在舍本逐末中坠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优秀科技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争取平等的国际发言权和国际交往的主动权。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能靠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来争取,而是靠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情,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靠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和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来确立。 依赖各种虚有其表的奖项换来的弱者的骄傲,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自强、自信和底气,或许比别人廉价的认可更为重要。 P6-10 序言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在银幕上再现,一个个悲惨的镜头,让我们的心头滴血。《南京!南京!》的二个惊叹号,分明象征着警世钟,紧迫地告诫国人,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我替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的这套读书随笔文丛,起名《书声!书声!》,决非跟在陆川身后“东施笑颦”,而是受其启发,在“书声”后加上惊叹号,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是到了确有紧迫感的时候了! 谁能说得清当下有多少农村儿童失学?多少农村小学关门?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说吧。1942年,我虚岁六岁,在江苏建阳县(今建湖县)蒋王小学上学。这是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办的新式小学。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小学,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有英才出现。但我三年前返乡,这所学校已关门大吉,宽敞的校舍,成了祭祖的场所。如果列祖列宗地下有知,当为子孙的失学而“长太息以掩涕兮”,无可奈何。我家曾请过几位小保姆,都很聪明,却因家贫而早早退学。第一个小保姆只读到初小四年级,我问她知道周恩来、朱德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妻叹息着说:“这简直是新一代愚民。”另一位小保姆,读完高小,算术、语文、美术的成绩都很好,但未学过地理,一次问我:“伯伯,上海是不是在内蒙古呀?”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夸她真有想象力。其实,这样的女孩,国中又何止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大量的学校不断关门,大量的儿童不断失学,如果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发展下去,我们的民族总有一天必遭报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文坛耆宿吴江先生已年逾九十,去年书一联语赠我:“人生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何其有味也!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提倡读书的传统。在农业社会,“渔、樵、耕、读”,是家家户户遵奉的信条。即使在工业文明昌盛的当代,这一传统并未断绝,石在,火种就在,读书的种子始终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天寒地冻、狂风暴雨,都不能摧垮它。非典肆虐的那年,我在京中谈非典色变、形势严峻的日子里,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仍有几百位读者在买书、看书;在三联韬奋中心,也看到有几十位读者在买书、看书,而且其中还有几位小朋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一个学者、作家,还有什么情景,比看到在如此严酷的日子里,读书入仍痴心不改,更让我感动呢!我认为,当今世风浇漓,浅薄浮躁,日甚一日,读书的形势相当严峻。但是,悲观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我们要不断为提倡读书鼓与呼,编这套读书文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加入本文丛的作者,有学者、编审、评论家、作家,虽然岗位不同,但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手不释卷的饱学之士,而且都是思想者。显然,他们的作品,是值得读者认真一读的。 20lO年8月24日下午于老牛堂 后记 在文化这个圈子里淘换生活一晃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十年。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参与其中并为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我们这代人的荣幸。 大学读中文,毕业分配时选了个文化单位,从此把自己定位在书生的位置上。尽管比较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读的书很少,掌握的学问很有限,能拿得出手称得上学识的东西更是少的可怜,但书生的情怀和读书的韧劲从不敢懈怠,心底深处总留存着对文化的一份虔诚和敬畏。尽管面对世俗的诸多诱惑,灯红酒绿、腰缠万贯、职隆位显、华衮玉食之类,似乎与书生的情趣都相去甚远,因而个人固然穷酸些,却未被虚名浮利所动心,从没有过脱离文化行当的想法。好不容易走进媒体专职做文化,但每天平均两万字的阅稿量,字斟旬酌的那份编辑工作绝不轻松,能静下心来看书写文章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是每当看到杂乱的来稿变成整齐的铅字印刷品时,才有了某种成就感,从辛苦中找寻到一种自得的乐趣。尽管这种书呆子气有点不合时宜,但自己却无怨无悔,甘之如饴。靠了对文化的一种痴情与热爱,也就有了这份信念的坚守。 当然,迂腐总有迂腐的理由。更何况,世上的时髦也会随着时序的变化而变化着。想当年,上山下乡是时尚,参军入伍是时尚,回城招工是时尚;到后来,考大学是时尚,搞科研是时尚,下海经商是时尚……而今,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在通常多以硬通货为标准来衡量价值高低的当下,说不定,能坐住冷板凳,守住清贫的书桌,也许将来也能成为某种新的时尚呢?人么,总需要那么一点阿Q精神。 三十年间,文艺界发生过许多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此兴彼长的事情,作为一个见证人与亲历者,当然会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因工作所系,每天需要处理大量与文化相关的信息及评论文字,判断这些信息准确与否,观点正确与否,都需要亲自阅读、观摩与体悟,以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看多了,进入了角色,也会有所感悟。兴之所至,有感而发,随手记录下来,投给相关的文艺报纸和刊物,也就积累起一摞文艺随笔与杂感。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东西,都是近些年积攒下的随感类文字。大体可分为言论、评论和综合理论三部分。这里既有对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的观察与点评,有对热门作品的分析与鉴赏,也有对文艺现状及发展态势的判断与期待。正因为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所以,有时比较理性,分析评判或许较为中肯;有时比较感性,表述方式较为自我;有时不免激愤,面对文坛的一些不良现象,言语中带些锋芒,甚至有几分尖刻。然而,无论口气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作为一个相对超然于圈子之外的旁观者,其中绝不掺杂个人私心杂念以及对于被评者的亲疏好恶因素。即便是愤激之语,肯定也是对事不对人。所凭的仅是个人的审美感受,表达的也是对文化现状的一份坦诚的个人管见,得罪之处,非不牵涉与某个艺术家个人的关系。所谓心地无私天地宽,想来只要出于公心,流露的是真情实感,至于人家认可与否、评价高低,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早在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的世界》中曾经警告说:“我所担心的是,我们虽然没有禁书,却已经没有人愿意读书;我们虽然拥有着汪洋般的信息,却日益变得被动和无助;我们虽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却被淹没在了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却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渐渐爱上了并开始崇拜起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娱乐世界”。尽管这种警告并不能完全符合现实,但浮躁的世界确未给书生留下多少思考的空间。即便是你思考了,你呼吁着,你又能改变现状多少呢?值得怀疑。因为你的爱憎褒贬,你的分析判断,你的现实忧虑,你的良好愿景,或许被赞许,或许受责备,更多的是石沉大海、毫无声息,并不对文化现状发生任何影响。然而,书生依然唐·吉诃德式地执著表达着,这完全出于书生对文化的一片忠诚,尽的是一个精神家园守望者的匹夫之责。如果哪位同道能静心读上一两篇,或许多少也能体察出个中的甘苦和心愿。所以,给这个集子取个《守望精神》的名号,虽有几分迂腐者自我安慰之意,但也确实代表了此时此刻自己的真实心境。 感谢王春瑜先生的热情关照,他在主编这套丛书时,想到了这个后学,其忘年之谊让我感动。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宋玉成社长,他的鼎力支持,让这本拙作有了面世机会。在图书市场一片娱乐化的浪潮中,有人还能一如既往地关注学术积累,乃学人之福,文化之幸也。书中浅薄孤陋之处在所难免,敬候方家教正。 郭运德 2010年4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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