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资源和方法论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柳传志，他的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他做企业过程中的方法论已经被大陆商业圈熟知，其中最著名的如“拐大弯”、“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入模子”。他的这些管理理念和思想也被那些已经成名的民营企业家们推崇。比如史玉柱，他总是说他在征途网络和健特生物营造的企业文化如“说到做到”和“只问功劳不问苦劳”正是受到柳传志的启发。在史玉柱意欲成为中国IBM的巨人集团遭到那次著名的失败之后，他曾经向柳传志请教公司之道。
“谈不上思想，真的谈不上，无非是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东西进行总结”，在谈及这些已经流传很广的理念时，柳传志说，尽管他的下属和推崇者们都颇为热心地在总结他的“管理思想”。他也否认这些理念是东方化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联想的做法有哪些是属于中国类的，有哪些事儿是属于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的。我只是考虑怎么做正确，应该怎么做。我是这么去想问题的。”他倒是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受到毛泽东作品的很大影响。尽管有人戏称说，成功人士要远离两样东西，一样是神秘的宗教大师和风水大师，一样是“主席著作”，但是在大学时期，因为全中国人都在读《毛泽东选集》而读过多次的毛泽东的著作，还是无可避免地烙在柳传志的思维之上。“我从《毛泽东选集》还算是真的学习到了一些我认为很有用的东西”，柳传志说。《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和第四卷成为这位大陆商业世界顶尖人物的重要精神食粮。“关于矛盾论和实践论，特别是第四卷中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并不觉得是在用它来影响我，但它会在无形中对我的工作起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方法论，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路线方针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些说法确实跟我做的事情衡量起来很一致”，这个时候，认定“规矩不能轻易定”的柳传志就会觉得，“这可能是规律性的东西，因为毛主席他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与此同时，柳传志说，他并不是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评价自有自己的标准，“我不是对他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是他的很多做法，包括军事上的很多做法和想法，让我有很多的受益和体会。”
他和联想一直奉行的“复盘”的方法则起源于早年学习脉冲理论时的学习方法——从2001年开始，他和联想控股开始把“复盘”挂在嘴边。“尽管我在念书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学生，很多课如果我觉得没意思或者不太重要，就会放弃。但是我会对某一门功课深耕细读。”他会在上完课和看完参考书后，在笔记本上用自己的话重新复述一遍学习到的知识与理论；每一章节讲完之后，他会去想这一章节和整本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章节的目的和整本书以及整门课程的目的之间又有何关联。“我们的总目标是什么？雷达原理的总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完成这个总目标，课程又会分成若干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当时要学习好几门课，比如非线性电阻技术、晶体管技术，这些课综合起来才能实现理解雷达原理的总目标。这样去想问题的话，你就不会被过程转移了视线，而是一直牢记着目标。”
从这种学习方法中延伸出了今天柳传志总是在讲的话：“做任何一件事儿，把目的先想通透，到底你想干什么，这个要反复想，然后选择一条业务路径直奔而去。”接下来，等到做完之后，就开始习惯性的复盘，“做成了，那就对了；做得不太好，我们就反复复盘。”尽管他的一些提法深入人心，比如“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但他也不是一个规律至上的机械论者，通过复盘甚至可以颠覆规律。
这样就形成了他的最基本的方法论：1.确定目标，首先是通过反复思考确定目标，然后把目标分解成一定的步骤，而且在奉行以下方法时，也要时刻记住自己的最终目的，不能因为过程而遗忘目的；2.寻找规律，不能够轻易形成规律，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实践证明之后，经过反复的研究，开始形成自己奉行的规律；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规律的指导之下，遇到具体问题和具体业务时，奉行毛泽东也提到过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而不能教条；4.随时复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目标，或者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出现和规律不一致之处，就要进行复盘，“如果说做一件什么事儿，一定不能建班子，非得个人去做，有班子反而是不对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得复盘，反复研究。”
此外，坚持“说到做到”，这是由于父亲柳谷书的影响。对商业世界的骗局和复杂性的认识，则来自于早年读过的“乱七八糟”的书。
他到今天仍然能够复述出《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故事：甲找商人乙借钱，第一次借完之后，稍晚了几天才归还，在晚的这几天中，商人乙难免在内心嘀咕，认为甲此人不可信赖；但当甲随后还钱，同时解释说自己这几天确实家中遇到一些急事，所以晚还时，商人乙难免觉得自己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此，当甲第二次再来借钱时，就很爽快地借给甲；甲如期归还借来的钱，如是再三，终于让商人乙觉得甲此人颇可信赖；接着，甲又向商人乙借了一大笔钱，鉴于甲的良好信用纪录，虽然数额大，商人乙仍然借了，但是甲却从此消失，再也没有还这笔钱。“看多了给有钱人设局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不百倍警惕……你要不看书，就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非得要摔两下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杂七杂八的书上来的。”
他曾经因为工作的忙碌而一度没有时间再去读这些“杂七杂八”的书，以至于曾经是家里兄弟闲谈和朋友聚会时聊天中心的柳传志变成了众人抱怨的对象，“他们都说跟你柳传志聊天最没意思了，聊来聊去都是你们联想的那点事儿。”如今，他又重拾起自己广博的爱好，从《明朝那些事儿》到《两代军人的对话》，再到《中国震撼》——他想了想：“我倒很想问一问张维为（《中国震撼》的作者），他认为，非经济因素会对经济因素有什么样的影响？”显然，他对此也有话说。不过，这时候他需要赶着去赴下一个约会了。同样，他不会迟到。和他提倡的公司文化一样，他“说到做到”。
P15-17
“对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企业家。”
——乔治·吉尔德，当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经济学家
追寻商业的正能量（代序）
吴鸥
2012年的7月份，我随一个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奔波于英国的几个城市，我想找到牛顿的那棵砸中他脑袋的苹果树，寻觅由莎士比亚发轫并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创作土壤，辗转于铁血首相丘吉尔抗击希特勒德国留下的二战遗产，当然我最想找寻亚当·斯密留给这个曾经的帝国商业精神方面的蛛丝马迹。
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在他另一部闻名于世的巨著《道德情操论》里关于企业家的描述屈指可数，他写道：
“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一、商人的命运
斯密认为企业家的活动最终还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最早为企业家立传的是司马迁。他发现了企业家，这比亚当·斯密的发现，要早了一千八百年。
司马迁的《史记》里记述了范蠡、子贡、弦高、白圭、吕不韦等30多位企业家，张维迎称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但汉代以后的历史就没有企业家可供历史记述了。这是因为大汉以后国家加强了对资源的管控，从此，企业家精神在这个看似强盛统一的帝国就没落直至消失了。
商人阶层在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登上过历史的舞台。
1932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另一位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叙述中，从1600年到1989年民生多艰、国运多舛的389年间，也是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可供记述。
这是一群从来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群人。
直到了过去的30年间，中国才达到了百余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企业发展最为壮观的年代。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崛起，出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这是过去30年现代中国最具深远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事件。正是企业家们一往无前、反叛、意志顽强、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创造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奇迹。
茅于轼毫不掩饰他对这个阶层的赞誉。他在2004年有一次讲话说：“前面的140年，我们什么事也都没有干成，最近25年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些事。是什么人在这个事业中间有功劳呢？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都有知识分子、都有共产党，但改革以前没有企业家，改革以后有企业家，他们为我们的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甚至称企业家才是“改革功臣”。
无论如何，企业家群体在这个国家的出现与长成，让这个大国展现出无穷的活力。但这种乐观的情绪很快就被另一些事件所驱散。商业伦理与道德底线开始大面积的失陷，怀疑与愤怒重新笼罩在企业家的周围，让这个国家充满了更多的不安与躁动。20世纪80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曾让这个阶层陷入了公众嘲讽甚至仇视的对象，但很快这些巨大的困难逼迫他们迅速走上了一条革新的道路。如今面对这些挫折与坎坷，我们需要去重新找回商业的本质和传统。
二、商业的传统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但商业作为“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活动”，从商业诞生的那天起，商业伦理就相伴而生，要求商业要讲诚信、讲公平、讲道德。
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论语》里面说，子曰：“富与贵，是入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提倡要用“仁道”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因为仁道是商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后来的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三国的关云长是一名骁锐武将，但我们现在却奉关公为“财神”而不是其他神？这是因为关公已经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把曹操赏给他的金银绸缎，列表列支，除去给两位皇嫂置办衣物用于生活开销外，自己分文未取，最后挂印封金，离开曹营。此无它解，惟“信义”二字。
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从此他们开始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派生出来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逐渐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清末民初的儒商是中国商业史的一个高峰甚至是黄金年代。无论是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还是胡雪岩的江浙蚕丝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荣氏兄弟的无锡纺织厂、面粉厂，范旭东的天津永利碱厂，卢作孚的重庆民生船运公司，他们都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比起其他阶层，他们似乎也更有能力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甚至支持并参与到政治的改革进程当中，无论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抵制日货，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活跃的身影。
三、大商的心灵
随后的“三反五反”和“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的商业进程。因此，对于二十余年前中国的制度环境而言，开创企业本身就是一项惊人之举。40岁的柳传志在北京的一间传达室创办了联想，然后开始“土拨鼠式”的苦心经营，挤进世界500强后志在成为一间“伟大的公司”。浙南的李书福刚开始连个照相馆都开不起，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巷给人拍照，而后造冰箱、摩托车、汽车，直至全资收购沃尔沃挤进世界500强，但他似乎总也不能放慢前进的脚步。
他们还有，朱新礼在不惑之年辞职下海，直至今天还激情四射地怀揣着“大农业”梦想；有着令人艳羡的创业和职业经理人履历的田溯宁，再度点燃创业激情；商业地产翘楚王健林最想成为的人不是财富领袖，而是中国最大的“慈善家”……
这是一群“大商人”。远在三四百年前，斯密就强调了企业家在增加自己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推动社会进步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个人觉得，“大商人”至少有四个特征，或者说他们做到了这些：
一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传统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这是他们的内在源动力，也是最典型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把企业家的工作定义为“创造性破坏”，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再成长，这也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吉尔德则在《重获企业精神》里鄙视那些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那些囤积财富的，寻求政府保护的，陶醉虚荣消费的，隐退孤立的，只给不予的，不愿承担风险的，希望收益不愿牺牲的，希望得到赞美的，不谦卑的。
二是他们的责任担当。比尔·盖茨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这条大船的船桅上了”；当65岁的柳传志在联想最艰难的时候毅然复出，“联想就是我的命，需要自己往前站时，义不容辞”；李东生在TCL国际化最困顿的时刻选择了“鹰的重生”……雄心勃勃的梦想赋予他们伟大的力量、激情、能量、勇气与坚韧，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份责任心。
三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李东生是个典型的实业狂，他认为“实业乃国之根本，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实业，谈何兴国”；胡葆森把自己的企业简化为六个字“在河南，做地产”，他“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目的是要让亿万中原人住上好房子；李书福把他的新梦想定义为“每一辆车都像一棵移动的树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紧紧地建立在核心价值观之上，从而实现持续领先。
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经世致用见长、以天下为己任的“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商业思想，整整影响了中国这一代“大商人”。他们以实业兴国为己任，但他们胸怀天下，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向最善于在环境和制度间拿捏平衡的柳传志，一边说自己一点也没有政治雄心，另一边又在忧心忡忡地关心“湿润社会空气”的问题。他们的使命与信念，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四、致谢
对于他们，我想我不再需要重复那些溢美之词。我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获得正能量，来自这些商人、商业、商事的正能量。 今天能够出版此书，首先应该感谢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刘东华，他在把俱乐部扶上正轨之后开创了自己的新事业。这位“理想主义者”坚信这个世界需要正和的力量并把这个新平台命名为“正和岛”。在这之前，他已经扮演了20年商业与世界的“连接者”的角色。于我而言，刘东华是把我带进并认识企业家阶层的领路人。
其次，没有写作者们的努力与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我有幸能结识到当下最好的商业史写作者们。迟宇宙是位很会讲商业故事的老媒体人，他用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来思考中国本土最好的企业领袖和他所领导的企业，尤其擅长于把企业家置于一个大的视野背景下叙事，以独特之风开启了商业史写作的新方向。李翔是个以写作为志的年轻人，他也是目前中国最好的掌握了西方商业新闻叙事技巧的记者，而不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僵化的新闻语言，我常惊叹于他不断变幻的文字驾驭技巧以及惊人的记忆力。还有王瑞斌和贾林男，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前同事，也有很多的媒体工作经验，我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
最后要感谢读者们。在今天，处于大转型大变局的中国，已然走到了这里。何处是正气商业之光？哪里是影？光线被遮蔽之处，遮蔽得越多，正气就越难以生长，正能量就越发挥不出来。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地追寻正气的商业正能量，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地倡导要给这个复杂的社会“加湿”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容产品总监、绿公司杂志主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百万富翁的朱新礼为何要在不惑之年辞职下海，直至今天还激情四射地怀揣“大农业”梦想；
感叹“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执著的傻瓜”的李书福，为何总也不能放慢前进的脚步？
有着令人艳羡的创业和职业经理人履历的田溯宁，是如何在遭遇事业瓶颈后，再度点燃创业激情的？
一向最善于在环境和制度间拿捏平衡的柳传志为何一边说自己一点也没有政治雄心，另一边又忧心忡忡地关心“湿润社会空气”的问题；
中国商业地产翘楚王健林最想成为的人为什么不是财富领袖，而是“大慈善家”？
……
在道农作品编著的《大商之心：商人·商业·商事》中，你将寻找到上述答案。这不是一本传统的描绘企业家财富路径的财经读物，而是一本企业家的心灵独自。阅读《大商之心：商人·商业·商事》，你就会明白，他们之所以能成功者，原因就在“财富”之外，而他们追逐的终极目标，也与财富无关……
柳传志、王健林、李书福、俞敏洪、李东生、朱新礼、王文京、田溯宁、胡葆森……这是一群有情怀的“大商人”。
他们代表了现代中国商业的方向和灵魂，他们有着现代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商之大者，在于创造力、责任心、价值观、民族情怀……
道农作品编著的《大商之心：商人·商业·商事》不是一本传统的描绘企业家财富路径的财经读物，而是一本企业家的心灵独自。阅读本书，你就会明白，他们之所以能成功者，原因就在“财富”之外，而他们追逐的终极目标，也与财富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