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后人尊封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所著《孟子》七篇十四卷，为《四书》之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子（全本无障碍阅读本）》呈现了该著作的原文，且对文章要义进行了解说，另外还有注释和译文，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孟子》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是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轲及其门人所著。主要记载了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及其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孟子（全本无障碍阅读本）》呈现了该著作的原文，且对文章要义进行了解说，另外还有注释和译文，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序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离娄章句上

卷八 离娄章句下

卷九 万章章句上

卷十 万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

公孙丑问孟子：“先生您要担任齐国的卿相大官，能有机会实行您的王道抱负，即使因此成就霸业，都不足为怪。要是这样，您是否会动心呢？”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时就已做到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照这样说来，先生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做到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公孙丑说：“做到不动心有什么诀窍呢？”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而不退缩，眼睛被刺而不逃避，即使有一根毫毛被他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鞭打一样；他既不受挫于卑贱的匹夫，也不受制于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畏惧国君王侯，受到辱骂必定回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没有两样。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强弱然后才前进，思虑胜败然后才交锋，这样的人必定会畏惧众多的敌军，我怎么能有勇气一定战胜呢？我只是能够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的培养勇气像曾子。北宫黝却有点像子夏。这两个人哪个更好些，我也说不准。但我认为孟施舍能抓住养勇的要领，即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从前，曾子对他的学生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呜？我曾经听孔夫子说过大勇：反躬自问如果没理，即使对方是平民，我也不能去凌辱他；反躬自问确有道理，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将勇往直前。’孟施舍虽说有点像曾子，但他所守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到底不及曾子守着有理这一要领。”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立即回答道：“告子说：‘对于对方语言的意思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便抛开，不必用心琢磨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对于一件事的道理心里未弄清楚，就要抑制自己的心绪，千万别为此动气。’对于一件事的道理心里没弄清楚，就要抑制自己的心绪，千万别为此动气，这是对的。如果认为对方语言的意思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便应当抛开他的话，不必在自己心上琢磨他的话有没有道理，那就不对了。意思是说志是气的将帅，气是充满身体的兵卒。志达到了什么境界，气也会随之到达哪里。所以说人要坚定自己的志，不要随便用自己的气。”

公孙丑又问道：“既然说‘志达到了什么境界，气也会达到那种程度’，又说‘要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回答说：“志专一了就会鼓动气，气专一了就会鼓动志。现在看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气反转过来牵动了他们的心。”

公孙丑问道：“请问先生擅长于什么呢？”  孟子说：“我了解别人话语的意思，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个很难说透，它作为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用正直去培养而不要损害它，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作为气，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否则，就显得软弱乏力，它是义在内心积累起来所产生的；不是个别的仗义行为而取得的。如果行为中有件事使内心感到愧疚时，马上就没有力量了。我之所以说告子未曾了解义，就是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一定要努力培养它，但不要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心里不要忘了它，但也不要违背它生长的规律去用外力帮助它生长。千万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高的人，他把禾苗拔高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告诉家里的人说：‘今天简直累死我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帮助没有益处的、放弃不干的，就是那不锄苗的懒汉。那不按照规律用外力帮助它生长的人，就是那拔苗助长的人。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伤害它。”

公孙丑又问道：“怎样叫作了解别人话语的意思呢？”

孟子说：“听了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病根在于闭塞；听了浮夸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病根在于失实；听了邪僻的言辞，我知道他的病根在于偏离正道；听了搪塞的言辞，我知道他的病根在于理屈词穷。上述四种言辞如果萌生于内心，便会危害于施政；如果萌生于政措，便会妨碍于施行。今后再有圣人出现，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见解。”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讲话谈论，冉牛、闵子和颜渊善于阐述德礼，孔子则兼有他们的长处，但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就不擅长了。’如此说来，先生已经称得上圣人了吧？”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老师您已经成了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还不敢当，我只是能做到学习不感到满足，教诲不感到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感到满足，是智的表现；教诲不感到疲倦，是仁的表现。有仁有智，老师您已称得上圣人了。’圣人，孔子都不敢当，你讲我是圣人，这是什么话呢？”

公孙丑问道：“从前我听说过：子夏、子游和子张，都学得了孔圣人一方面的特长，冉牛、闵子、颜渊都大体上具备了孔夫子的才德，只是不及他的博大。请问先生，您在上面这些人中间与哪个更近似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些吧。”

公孙丑又问：“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呢？”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并不相同。不够格的君主不侍奉，不够格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做官，世道昏乱就退隐，这是伯夷。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民众都使唤；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这是伊尹。能做官就做官，该退隐就退隐，能长久于就长久干，能高升就高升，这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个人的愿望便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并论吗？”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孟子说：“有。如果他们能得到方圆百里的疆土而又被拥立为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P41－43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享年八十四岁；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卒于公元前三〇四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号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宫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有关。“断织”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岐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候，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七篇，赵岐将这七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十一篇。赵岐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一一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

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

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国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纣”，而不是“弑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虽然这种思想与现代思想尚有差异，但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孟子则被后世儒者推为“亚圣”，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儒家仅次于《论语》的著作。关于《孟子》的崇高地位，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论语》者，《五经》之轄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在赵岐看来，《论语》是解释儒家经典学术的枢纽，而《孟子》与《论语》类似。对于《孟子》的重要性，赵岐还说：“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乎、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也。”

尽管赵岐认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将它视为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也就是说，《孟子》一书是“传”，不是“经”。但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孟子》一书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终正式上升为“经”。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将《孟子》和《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一起楷书刻石。到宋太宗时，又加以翻刻。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对《孟子》非常重视，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摘出，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之为“四书”，并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使之与《五经大全》相并立，《孟子》从此确立了儒家经典的地位。

历代整理注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后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北宋孙奭的《孟子音义》、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对我国上古社会的民本传统和孔子的仁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穀梁传》桓公十四年中说：“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见，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传统。“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广泛存在，它是我国上古社会的朴素人文主义传统，孔子将它整理为一种学说。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其推广到人性论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创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论。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例如：荀子继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爱民”、“利民”的主张。他还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王制》）西汉初年，贾谊总结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的观点（《贾谊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人，又进一步将民本思想发展成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黄宗羲认为，国家应该“为万民非为一性”（《明夷待访录·原臣》）。在封建君臣观念极为浓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敢于大骂帝王，可谓惊世骇俗了。他认为帝王“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黄宗羲还批判封建制度无公法，“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君》）。与孟子一样，黄宗羲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减少赋税，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无独有偶，唐甄也大骂帝王，他说：“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唐甄不但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还提出了“富民”的主张：“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说，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骑马向南。唐甄喜欢谈兵，他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观点与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孟子之所以不能为诸侯所用，是因为他的学说“迁远而阔于事情”，也就是说太迂腐了，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但在孟子之后，“仁政”学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重大的政治理论。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顺应或利用这一理论治理天下，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本》）他还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同上《论政体》）。正是由于对“仁政”学说的重视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唐太宗才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对《孟子》也极为推崇，在他要求变法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本身并没有针对整个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转化的因素。孟子虽然认为武王伐纣是“诛一夫”，但这只是针对个别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体。他仍然希望出现像“先王”那样圣明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实行“仁政”。但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还是让帝王们感到刺耳。据《明史．钱唐传》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阅《孟子》，当他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下诏，若有人敢于对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孟子》一书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韩愈反对佛教，为了与佛教的“祖统”相对抗，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孟子序说》引）在这一“道统”中，孟子是最后一位，可见孟子的重要地位。韩愈认为学习《孟子》是追求儒家圣人之道的门径。他说“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杨墨，以排挤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记载，有人赞扬“徂徕先生（即石介）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于孟子，真百世师也”。

宋明理学家更注重从《孟子》中吸取思想养料。因为孔子重视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论述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去认识深刻的东西。相对来说，《孟子》中对天道性命论述得较多，而理学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谓的“天道”、“性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而见天意，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宋史·程颐传》上说，程颐的学问是“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还亲自作了《孟子集注》，在书前的《孟子序说》中广引前人对《孟子》的评论，阐述《孟子》一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人性本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也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孟子认为人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论，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孟子》的养气、寡欲等修养功夫对理学家的心性修养功夫影响也很大，例如理学创始者之一的张载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部分，提出了“穷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相当于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气质之性”则是禀赋的本能和后天习惯所养成的各种欲望。所以，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克服“气质之性”的影响，返回“天地之性”的本来面目。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诚明篇》）他还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认为，人有各种欲望，它们虽属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满足，是由命运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在此张载也认为，“气质之性”中的很多东西，君子不把它们当作“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对孟子的养气说也进行了发挥：“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遗书》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风对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文章诗词、科举考试等等，也有一定影响，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