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选本，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发表于2010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中篇小说选本，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文学佳作年选，对于专家来说，是文学流年的历史见证，是对作品流变过程的分类赏析，而对于大众来说，就是一种普及、传播文学的快餐。省时、便捷，各得其所。文学佳作年选，如同收割庄稼，割了一茬又催生了下一茬。文学似乎在年度的收割中长快了。当下的文学作品还未来得及尘封，便有人抢着为它搜微、存档、检索、点评，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对文学的垂青。

中篇小说：容量大小、篇幅长短、人物多寡、情节繁简等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只是截取主人公一个时期或某一段生活的典型事件塑造形象。

序 “成熟”的塔尖

阎连科 亲爱的，西班牙

方方 刀锋上的蚂蚁

范小青 嫁入豪门

叶兆言 玫瑰的岁月

朱山坡 败坏母亲声誉的人

林白 长江为何如此远

赵玫 寻找伊索尔德

魏微 沿河村纪事

林那北 息肉

张惠雯 古柳官河

田耳 友情客串

亲爱的，西班牙

阎连科

1．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一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日落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开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币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现在却久恒地呈着炊烟般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密布的天气，在这个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关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五颜六色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至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外，只剩下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呼吸和心跳。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处，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如果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艾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

当然，从我心深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一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一员。我希望硬币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我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将出来了。

那枚五分钱的锡制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拿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掷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那样，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把眼睛做作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间。

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虽然是死亡的去处，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

我的死只是因为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提出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熄的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了，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了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中犹豫一下，突然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是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的线路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先是响起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厚，几乎完全混在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细微差别了。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一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缓地滚动着立住了。

倒下去了——

那是西班牙。

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哥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我熟悉得犹如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感到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头发和后脑勺内的深度，我无法得知，也不愿认识。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我似乎熟悉反倒陌生的国家。硬币的选择让我觉得唐突和无奈。我站在地图的边上，望着三角裤头般的那个国度的艳黄和热辣，想到我应该用三抛二胜的方式再选择两次，而不应该就这样选择西班牙。

我没有弯腰去西班牙捡那枚硬币。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枚回形针。回形针是不会滚动的。我认定，它落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命运确定的选择。朝天空看了看，我把一枚回形针朝上一抛，在转瞬即逝的工夫里，它就落下了。可我明明抛的方向是拉美的天空，然而在它落下时，却落在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处，而且那两公分长的回形针，只是别着法国国土一点儿，有三分之二竟是别在西班牙北部韦斯卡的山脉和林地上。

我有些惊奇我的命运对西班牙的钟爱了。  惘然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朝后退两步，把眼睛闭起来，将另一枚锃亮的回形针捏在手上，深深吸一口气，重又呼出来。我把这最后一抛用了双倍的力气，迅速抛后撤开手。我听到了回形针撞着天花板的钝响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脆朗朗的声音。我知道，这一抛因为我过度用力已经抛偏了，回形针并没有抛在地图的上空与顶端，而是抛在了办公室中央靠西的天花板上去了，而地图是铺在靠东窗口我的写字台前的。

我把眼睛睁开来，朝地图上看了看，又去靠西宽阔的地板上找那最后落下的回形针。只见地板上除了纤尘不染的洁净外，就是我扔在那儿的报纸和杂志。

P1-3

“成熟”的塔尖

——《2010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王侃

新世纪到了第十个年头。十年，不只是一个时间段落；在中国新文学的传统里，十年还常常是一个文学史段落。尤其是在这第十个年头：它是文学史段落的节点，兼具总结与开端的微妙，是链接诸多不同话语维度的文学史叙事的张力点所在，因此，它总是别具意义。在对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体现着“现代转型”的晚清文学，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作为“当下文学”的新世纪文学进行比较后，陈思和先生认为，“其成就高低是明摆了的”，因为“一个是老年的余绪和少年的学步，另一个是中年的成熟和恢宏”。我也相信，以百年新文学而论，我们的文学正处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的一个时段。而2010年，当是这“成熟和恢宏”中之尤甚者。

但是，因了这“成熟与恢宏”，小说则无可争议地进入了长篇时代。为一个短篇或一个中篇而争鸣四起、聚讼纷纭的时代，似乎烟尘渐远。当下“文学现象”中的某些悖逆总是让我们疑思难解：一方面，公众的文学兴趣早已被稀释，另一方面，“文学生产”正以前所未有且急剧膨胀的巨大规模撞溃了我们阅读承受的阈值；一方面，公众的阅读耐心早已被腰斩，另一方面，考验耐心的长篇小说却醒目地占据着阅读的焦点。涉此悖逆现象的种种疑思姑可搁置，此时，另一个问题却在逼视着我们：在小说的长篇时代里，短篇何为？中篇何为？——在这个问题获得解答前，它们早已默不作声地各自向隅。

中篇小说曾力量蓬勃，魅影丛生，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蔚为大观，成为最具思想与美学辐射力的文体。那时，中篇小说在题材分布、叙事话语与文本形态上的鳞次栉比，不遑多让地代表着当时文学格局的地形图，是我们对着当下文学指点江山时所必须凭借的沙盘。当时出版的品类并不繁多的中篇小说选本，则具体形微，是进入、领略和把握当时文学格局的导航仪。而今，中篇小说的这些功能已被褫夺。在阅读兴趣与阅读耐心饱受摧残的时代里，它奇怪地让位于长篇，在以长篇小说为地貌的某种文学构造中，它正成为潜隐的岩浆或死火。人们正在漠视它的存在，像漠视一座死火山曾经爆发过的能量。不要说争鸣或聚讼，即使是职业批评家，如今也不会为一部中篇多费笔墨与口舌，否则会被视为颇不“低碳”的排放之举。

实际上，中国当代的中篇小说虽先天地不“恢宏”，但就“成熟”而言，却早于长篇。毫无疑问的是，它迄今仍行走在一个丝毫不逊色于长篇的“成熟度”上。它失去的，只是“关注度”。这反倒使作家在进行中篇小说写作时可以减少考虑，甚至可以漠视“关注度”，使其对写作本身的用心进入更高的纯粹度。2010年，在这个微妙的、富于张力的文学史节点上，由林建法编选的这部年度中篇小说选，体现着我前面所说的数“度”。它同时使我相信，就“成熟”而言，中篇小说仍然是中国当下文学水平的塔尖。

生活在别处

“全球化”已不是眼下的时髦话题，因为它已不是堤岸后头骚动汹涌的洪水，它早已一举漫过堤坝，水线已实实在在涨到了我们的脖颈。它成了我们休戚与共的存在：2008年，华尔街的蝴蝶一振翅，中国海沿岸就留下了飓风过后的资本景观。就具体的作家个人而言，“全球化”还使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在继从乡土到校园的题材跨越后，再度把笔伸向了异域。他的《亲爱的，西班牙》(《青年文学》2010年第6期)讲述的是一段有关“活着”之命题的异国之旅：一个在经济腾飞时代无耻上位的不义商人，却在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中遭遇不义的反治，随着财富的丧失殆尽，随着附丽于财富之上的其他人生构件的同时丧失殆尽，“活着”则成了无所附丽的虚无；他决定在西班牙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次意外的旅行，最后却必然地延宕了死亡的登场。读这个小说时，我猛然想起，阎连科以往的写作其实长期以来都在执著于“活着”的主题。《日光流年》就是关于“活着”的：三姓村人卖皮、卖淫、卖棺材、卖嫁妆、卖一切，只为突破宿命的寿限。“活着”成为他们活着的唯一目标与终极意义。这是阎连科笔下苦难中国的乡土人物：他们没有如何安放灵魂的谋划，只有如何苟延肉体的焦虑。姑且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活着”。如此卑微的“活着”，其实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发生或曾经发生。但有意味的是，当“活着”需要额外的意义附加时，“活着”需要与灵魂捆绑时，阎连科的叙事便会大幅度打滑：先是《风雅颂》，一个未名湖畔的知识分子，现实社会的零余者，只能存活于乌托邦式的诗经古城；接着是这部《亲爱的，西班牙》，一个阅世甚深的中年商人，不义世界的亲历者，只能在异族异域驱除死灭的阴霾。这是一个文学性的批判设计，它喻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下”与“中国”的组合，最终只允许置身其中的生命卑微地“活着”，所有试图挣脱卑微状态的努力，只可能发生在“当下”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甚至，为“活着”而活着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这其中含有“意义”，属于一种额外的添加。

阎连科的文字不光滑，不讨巧，有些笨。他对异域风情的描写也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可以写得流光溢彩，满目绚烂，气韵盎然，让人流连。看得出，阎连科试图就此用力，但显然这不是他所擅长的，因此他的用力并没有使他的局限有所突破，就像一个画家无法让自己的钢琴弹得像李斯特，一个铅球运动员无法让自己的足球踢得像马拉多纳。阎连科有他自成风格的熟练招数，这招数使他在当代文坛不胜枚举的“苦难叙事”中脱颖而出。这招数的核心方式是，他很少去追究“苦难”的发生，也不作出反思的“理性”状，他只写下了苦难碾过世界的痕迹，并且纤毫毕至，让人骇异。同样的，这一次，他也不会让主人公在长城坠亡，以留下“政治解读”的线索或把柄，他只是写下了“活着”的域外境遇，写下了只能发生在中国之外的生命感悟，却把其中的滋味留给小说中返身回国的作家“阎连科”，以及国内诸多无法瞥见洞外火光的读者去咂摸。

同样是讲述“生活在别处”，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意味隽永。一个有着“文革”惨痛生活经历的中国画家，自喻其人生如“刀锋上的蚂蚁”，卑微，无助，险象环生。在一个德国入的帮助下，他功成名就，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他却自此疏远、拒绝了所有在危难时支持和襄助过他的人们。这个小说要表现的主题之一是：惨痛的历史伤害了人性，同时也改变了人性；惨痛的历史会告一段落，但被扭曲了的人性则仍然会制造新的惨痛。小说中，德国人帮助画家的动机很简单，他只想证明自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画家的思虑却很复杂，他的经验不断地暗示他，所有的动机都是云诡波谲的。“简单”与“复杂”的错位，导致某种荒诞感的出现。最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对无辜的人群造成了伤害。荒诞感是这个小说要表现的另一个主题：人生总是在该“简单”时却“复杂”了，该“复杂”时却“简单”了。但是，人又怎么能知道何时该“简单”，何时该“复杂”呢？因此，“简单”与“复杂”的错位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伤害和惨痛也将永不停歇，而人性也会在这永无停歇的伤害中继续扭曲，直到所有的悲剧一起爆发。《刀锋上的蚂蚁》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故事，也不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面比附；实际上，它是关于世界、关于命运、关于人性的巨大寓言。

由“错位”而引发“荒诞”，是方方这些年小说写作中运用自如的内在叙事结构。从早些年的《埋伏》《结局或开始》起，在错位处参悟世相与人性的写法一直被沿用，只不过，用于表现“错位”的世相与人性在近年来逐步升级，逐渐放大。与此相反的是，她早些年小说中那种急于呈现“悟果”的“哲学家心态”却在缓缓收拢，渐趋平复。她的小说，有了更多“未经安排”的生活细节，有了更显自然更趋饱满的感性经验，也慢慢地修复着因“理念”和稚拙的“象征”造成的叙事体裂隙。亨利·詹姆斯说过：“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越是看到‘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相信，方方现在的写作方向，是在将我们引向真理，而不是将真理引向我们。她的写作，正在完美地贴合于文学性的理想海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讲述的是“生活在别处”，并有着超越性的寓意指向，但阎连科和方方都写下了扎实的中国经验。商人或画家，在他们的身后都拖着浓重的属于中国历史的身影，以及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被赋予的属于中国的现实烙印。由于有了“别处”的参照，“中国”的属性反而显得格外明晰。之所以这样说明，是想强调这两部小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学，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  被隐喻的当下与历史

不知道是不是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当今一些“好看”的小说里布满了无巧不成书的情节设计，紧凑，缜密，线索暗伏，悬念迭起，竟能将阅读的意兴撩拨着一直拖到故事的终局。终于松了一口气，会心一笑，却又并不觉得胸中有所释然。田耳的《友情客串》《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当属此列。

诚然，一些通俗小说的元素支撑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警察、妓女、瘾君子，律师、官员、俏女子，以及性交、毒品、破案子。但小说在通俗之外有超拔的命题。它在高尚与堕落、庄严与亵渎、诚实与阴谋、纯洁与污浊之间，艰难地辨识着真伪、善恶和美丑。它使我们对世道与人性的判断陷于失措。

一个因男友嫖娼而失恋的省城女孩，去一个小城寻找多年不遇的闺密、女友倾吐胸中块垒。不料，女友也是妓女。她们之间隔着岁月的距离，更隔着身份的鸿沟。她试图消弭这种隔阂，唯一的途径是对妓女角色的“友情客串”，以使自己可以和女友站在相同的岸沿。当她通过与一个网友的交媾象征性地完成这个角色体验时，她并不知道，与她的努力相反，一场由女友参与的、针对她的猎色阴谋正在步步逼近。她同时也并不知道，因为一个与她并不太相干的吸毒男子的挺身而出，这场阴谋被瓦解，并被带进另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与另一个严阵以待的政治阴谋发生了链接。在这个小说里，腐败官员、不良律师、无耻妓女是分布在这个社会躯体上的溃口，吸毒男子的正直、不轨网友的良知以及省城女孩的苦心孤诣则是开在沤腐社会的恶之花。但这里的问题是：是不是必须穿越污浊才能发现纯洁？是不是必须遭受亵渎才能恢复庄严？是不是必须经历堕落才能飞升高尚？是不是必须在伪中求真、在丑中求美、在恶中求善？是什么导致现实社会该真的不真，该美的不美，该善的不善？是什么导致当下的人们求真、求美、求善的路径变成几难跋涉的畏途？——故事会有终局，小说会有结尾，但这些问题却无法求解。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性始终无法摆脱迷局，并且临崖而立，摇摇欲坠。

《友情客串》这样的小说，好看，但并不意味着能看透。这个构思机巧的小说，其实蛰伏着众多可以继续生发的线索，这使得这部小说有着很大的潜在阐释空间。它可以被读解或发展为有关妓女生活的“底层叙事”，也可以是有关权力运作的“黑幕叙事”；可以是有关人性碰撞的“伦理叙事”，也可以是有关价值理性的“历史叙事”；可以是有关身份对立的“阶级叙事”，也可以是有关性别政治的“身体叙事”。它近乎戏剧“三一律”的封闭结构，机巧横生的情节设置，简洁流畅的叙事体，与它暧昧不定、混沌、开放的语义指向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小说可以被视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这个社会，就是由名目繁多的各种“叙事”织成，结构封闭却机巧横生，它死水般的历史面孔泛着表情不定的人性涟漪，它也“好看”，但你却看不透它。谁又能说不是呢？

在这个选本中，魏微的《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如果说《友情客串》是当下中国的现实隐喻，那么《沿河村纪事》就可以解读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寓言；如果说《友情客串》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一个断面进行共时性展布，那么《沿河村纪事》则是对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段落进行历时性叙述，虽然叙述的时间跨度不过数十年。不过，同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寓言，《沿河村纪事》在文学性上超越了《坚硬的稀粥》式的形态，有着举重若轻的灵动、流利和不落言筌的机智、大气。与此同时，《沿河村纪事》的思想性所抵达的深广度，也丝毫不逊色于后者，甚有过之。此外，这个讲述乡村变革的小说，也可以与作为文化寓言的《爸爸爸》比肩，它以其特有的生动，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在传统、历史、文化作用下的当下中国形态。

一个处于中越边境的偏远、闭塞的山村，为九十年代的经济浪潮所裹挟，被“现代性”历史彻底打开。数年间，这个曾经闭塞的小村与外面的世界强烈地呼应着，休戚相关，同气相求。它前后发生了两次“体制”变革，围’绕着这两次变革，主战派和保守派、兵团制和村寨制、政治与经济、效益与公平、民主与强权、自由与人权、劳资与贫富，这些似是而非但又耳熟能详的名词，在这个小村里前赴后继，风起云涌。这小村，实在是当下经济时代中国的缩影。发生在小村的每一次涉及“体制”的变革诉求，都源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并牵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争夺。在利益之鞭的抽策下，一切奇迹都会发生，一切怪象也会登场。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穿着假军装、驾着假军车追逐被歹徒劫持的警车的情景，其中的怪诞、谑谐，不禁让叙述者嘘唏感喟，她借此说道：“历史正在发生惊人的倒错，而现实却不管不顾，只管自己往前走。”小说中的乱象，不正是我们眼前的浮世吗？不正是我们茬口尚新的历史经验吗？

小说中去小村进行社会调查的三个大学生，喻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他们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小村的历史变革。但最后，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历史中随波逐流，难主沉浮，他们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更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与大时代同步的小村，不管变革如何发展，终究逃不出暴政的历史定势，于是他们不辞而别，“隐遁于生活，只做一个看客”。自此，有关小村的一切，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益，无论是自由还是人权，都不再进入他们的焦虑，他们只是听着，并将其付之一笑。——扪心自问，这三个大学生形象，是否可以让我们从自我满足的骄矜中清醒过来？我们是否只是历史的看客而一直蹲踞在真正的历史之外？我们究竟是无奈中被历史驱逐，还是因为我们的缺席，历史才步步迷乱？我们是否还有重返历史的可能？

古典的终结

不久前曾与师友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如今，为何在纯文学中难得读到爱情小说——那种只为爱情而写作的小说？爱情是否正逐渐在纯文学的主题谱系里降级甚至被从中剔除出列？因此，那些诸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情人》这样的让入感动至深的爱情小说，是否将从此不再出席我们的文学派对？——这一切，又因为何故？我记得，那次讨论的结论之一是：古典时代已经结束了。

赵玫的《寻找伊索尔德》(《作家》2010年第2期)与其说是_部爱情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讨论爱情在当下世界之合法性、有效性的小说。一个中年女人，着迷于瓦格纳在歌剧《特里斯坦》里表达的爱情境界，自以为可以像剧中的伊索尔德那样为爱情出生入死，为爱人心碎而亡。但是，当爱人真的意外死去时，她发现自己并未像伊索尔德那样毅然迈向绝路。是因为爱得不够至深，还是因为爱情一开始就不够纯粹？思之再三，她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伊索尔德。因为中世纪结束了，如今也已不是瓦格纳的时代了。所以，同样是表达伊索尔德的爱情，瓦格纳的音乐充满了庄严与讴歌的激情，而在托马斯·曼的小说里则徒剩嘲弄与反讽。因此，这个中年女人在小说最后隔着桌子与彼此背叛的丈夫相吻：在让爱情褪去神话外衣后，他们彼此谅解，互相妥协。

一个全面解构爱情神话的写作运动早已展开。女性作家，更是其中的奋力者。有人说：“我们人类需要神话。神话是我们的信念的经纬：我们相信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事实，背后都有一个神话在作支撑。一切社会都运用神话来维护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化方面，更是如此。”很显然，那些维护了“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化”的，正是爱情神话以及紧随其后的经典爱情叙事。即使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当代女性作家的爱情叙事，我们也能发现，正是对经典爱情叙事的颠覆，使小说主人公，也使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重新考量自己原有的生活信念，使原来在“神话思维”里以为“本来如此”的生活显出了“未必如此”的歧义。

寻找伊索尔德而不得，这样的结局揭示了爱情_的当下状态。这喻示着我们期待中的诸如《安娜·卡列尼娜》式的爱情小说将长期付之阙如。即便出现了，它也必在公众的阅读中备受嘲弄。一个热衷于解构的时代早已开启，至今热情不衰。说实话，这多少让我们沮丧。

巧的是，在林建法先生的这个选本里，张惠雯的《古柳官河》(《莽原》2010年第2期)则展示了另一方向的爱情叙事。在由“古柳”和“官河”这两个唐诗意象组合而成的古典意境里，爱情进入了诗意与纯粹。这小说由三个故事拼贴而成。第一个故事，讲述一段无始无终的情感经历，讲述一个乡村少女怀春的初始，讲述一缕似有似无的情愫在心灵上空飘飞的痕迹。这故事让我想起张爱玲在小说《爱》描绘的经典场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那种欣逢的轻喜，以及不得不擦肩而过的轻愁，在张惠雯的叙述里，婉婉约约，影影绰绰，但却跃然纸上。第二个故事则讲述初恋的进发：爱情没有在患得患失中被淹没，相反，对爱情的坚执，鼓舞了内心的勇气。第三个故事，“古典”与“现代”发生了撞击：女人被进城赚钱的丈夫抛弃，愁肠百转后，她搭上了另一辆驱向新爱情的自行车。这部小说其实是三个短篇的合集，但它在整体上营构了经典爱情所必须置身其间的古典情境。毫无疑问，不是这些经典爱情使得“情境”迈向古典，而是古典情境使经典爱情得以发生，并受到支撑。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在语言与意境的建构上更胜。它是一部文入小说，展示的是文入对于田园的诗性想象，一如沈从文对于“边城”的追忆。它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情结，通过“田园”与“爱情”的结合，通过对“田园爱情”之“思无邪”的伦理与美感境界的追抚，痛惜于“现代”的礼崩乐坏。这个小说，从另一个方面再’次印证了已有的结论：古典时代早已结束了。

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则是在“现代”“城市”背景下的凡俗化爱情叙事。一对因书法而结缘的夫妻，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有太多的世俗障碍让人有理由质疑他们的婚姻前途：年龄、身份、性格、名气、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隔阂与背叛。但奇怪的是，经过岁月的淬炼，到头来这两入却生死相依，彼此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支撑。我想当然地认为，“书法”作为“古典”，是叶兆言有意植入“现代”的叙事道具。叶兆言的叙述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平实，看似琐碎实则真实，看似世俗实则真诚。他的叙事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他的小说不造作，不“超越”，不黏不脱，却自有一种引入入胜的凡俗风格。不过，叶兆言的小说虽看上去并不特具“古典”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却也并非在日常与世俗中放任自流的精神侏儒。他不独写出了日常的琐碎与世俗的黯淡，写出了日常与世俗对精神光芒的磨损和对道德污泥的激扬，他同时也写出了人生与人性的缺陷如何在日常与世俗的沧桑中修炼研磨，炼石成金。叶兆言的小说有着“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和在传奇里找普通人”的叙事思维，有着“百炼钢”与“绕指柔”的双重品性。如果说托尔斯泰、福楼拜让他们的小说人物在欲望的坠落中发现了爱情的至真，叶兆言则让其小说人物在滚滚红尘的迷乱无措中触摸到了生命的定海神针，觑见了通往灵魂归宿的林中路。因此，我想特别称道一下叶兆言的这篇小说：它在庸常中写出了不凡，在黯淡中写出了光亮，在“现代”中写出了“古典”，由此，我们对世道、人生与人性的信心才能得以被坚持。

顿悟

不读林白的作品，已有一些年头。因为我以为，林白已是个被定型的作家，属于她的文学空间已经被填满了。但这一次，《长江为何如此远》(《收获》2010年第2期)让我有些吃惊。“长江”对于林白来说，意味深长。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里，一个女孩在第一次出远门时，就在长江的航道上一步迈进了女人的命运轨迹。由此开始，这个女人开始了弃绝、背离整个世界的人生之路，开始了与世界的“战争”，并且是“一个人”独力而为。我以为，在林白那里，“长江”是人生的初始，是“世界”的比喻。当她说“长江为什么如此远”时，她实际要问的是，现实世界为什么如此远。无论是作为作家的林白，还是作为小说叙述者的今红，都一直是生活在幽暗狭窄的个人记忆与个人体验中的女人。她们敏感于世界、人生对她们的伤害与折损，敏感于自我、个人的受伤体验，于是用硬茧一层一层地包裹自己，从此与世界渐行渐远。

但小说《长江为何如此远》不只是表达了“如此远”的感喟，更是表达了“为什么”的自我反问。这样的自问，发生在今红大学毕业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发生在聚会时得到林南去世消息的刹那间。林南，比今红年长十岁的大学同班同学，曾经的上海知青，上大学时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有着比今红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同时也有着比今红更多的磨难与创伤。但她乐观、热情、博爱、勤奋、胸怀宽广，大学毕业后坚持给今红写信、寄物，并在人到中年后远渡重洋试图积极开辟新的人生疆域。但今红却在个人并不起眼的生活挫伤中远离了人群，向世界彻底关上了心扉，以至于林南去世的消息她也是在最后的时间里知道。刹那问的顿悟与忏悔，让今红心灵的厚茧被瞬时软化，她狭隘的“个人记忆”也瞬时露出了自私、冷漠和无情的底色，她在自责中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江如此远？

作家写作的转型，往往发动于心灵的转型。当我们的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一直在考问外部世界的恶意侵害时，同时也一直缺乏必要的自省。无论是作家的性别自我，还是个人自我，一旦被置入“绝对”的写作位置，就会是可疑的，并将会是把写作导入丧失自省力的境地的。当她们的“为什么”只投向外部世界而从不让自己勇敢面对时，她们的写作就不会得到提升，她们的文学空问就非常容易被填满。

与以往的写作相比，虽然同是坚执于“个人记忆”，但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却别有意义。十年前我读林白的中篇小说《米缸》耐已注意到她试图迈出“个人记忆”之苑囿的写作努力，注意到她试图改变以往偏重于“飞翔”的叙事惯性。但我不认为她2004年的《妇女闲聊录》是成功的转身；这部长篇的失败，不在于她对“个人记忆”之苑囿的跨越进入了某种误区，而在于“文学性”的严重流失。一个小提琴手，不应该以改拉大提琴来证明自己的“转型”。这使我错过了对她的《致一九七五》的阅读。而《长江为何如此远》则使我相信，这一次，林白又将领衔于新世纪的女性写作。

范小青的小说，也许不是那么“锐利”，也不特具“知识女性”的自矜、叛逆与特立独行，也不吟风弄月，也不在痛苦的碾压下辗转反侧，发出“心灵的吟哦”。范小青的小说有浮世绘的特点，她善于在世相的流转中不经意地抖落生活的灼见与命运的谜底。《嫁入豪门》(《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是她这一写作风格的纯熟代表。豪门家中的一个鸡翅木茶几，让与之有关的众生皆为之颠倒。历史捩转，革命者会变成流窜者，官员会变成商贾，砍树的会变成种树的，穷人会变成富翁，幼稚的会变成老练的，但这些人唯一不会改变的是对财富、对门第的觊觎和占有。他们因为一个名贵的茶几而进进出出，实际上他们都不过是可以摆放在茶几上的“杯具”而已。但“我”的丈夫是个例外；他虽经从豪门到寒门的沧桑变化，却一直处变不惊，宠辱不惊，且大智若愚。也许，丈夫就是一个名贵茶几，甚至“豪门”本身就是一个名贵茶几，而摆放进这个茶几的，只能是“杯具”。这是一个寓意可以不断放大的小说。但范小青讲述得并不刻意，她完全进入了一个市井主妇的叙述角色与语态，时而市侩势利，斤斤计较，俗不可耐，时而不识深浅，，大惊小怪，喋喋不休。但就在她的讲述中，我们抵达了对人生与命运的顿悟。我想，这是范小青的高明。

除了选本中已有的中篇小说，以我的阅读，我认为王松的《牛皮吊》以及陈昌平的《非生意关系》等都是这个年度中篇小说的优秀者。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及。林建法的这个选本自有属于其个人偏好的倾向性，但通过阅读与比较，我相信这个选本代表着这个年度中篇小说的高端水平。这也是中国文学在这个关键的文学史年份递呈的一份文情报告。在由文学批评、文学选本所承担的“经典初始化”工作中，林建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的勤勉与眼力，深为文学界同仁感佩。

承林建法美意，邀我为这个选本作序。向来以为，作序也者，应由才识卓越、德高望重者为之。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我对这个选本中的主要作品的阅读感受，且粗浅、疏略。当然，我写下的这些阅读感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我相信，随着这个选本的问世，会有更多的阅读意见加入进来，从而提升“经典初始化”的工作。毕竟，无论你我，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关注。

2010年11月11日，于杭州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