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劳伦斯·里斯著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精)》力图在多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就是奧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奧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奧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人的行为和信念一再顷刻颠倒，因应自身处境而朝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奧斯维辛毁灭性的动态发展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极权统治和人性的深不可测。奧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一一这是一个更大的故事，我们其实从未真正了解它。

奧斯维辛，史上最骇人的名词，它绝不仅仅是“最终解决”、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而是纳粹德国整体价值观的一个实在体现。

由劳伦斯·里斯著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精)》大量来自不同个体、不同视角的叙述，打破了以往对奧斯维辛大而化之的认识，奧斯维辛是否专为犹太人所设置？对党卫军看守来说，拒绝服从杀人命令和从受害者身上掠夺财物。哪一个对自己的良心谴责更大，是否有人进了毒气室还能生还？为什么相比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府的积极配合，丹麦政府却举国协助犹太人出逃？文明的法国又在大屠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对奧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读者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徐贲

序言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第三章 死亡工厂

第四章 腐败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注释

致谢

图片出处说明

索引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千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都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不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一一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规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来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作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试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万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纳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入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

P27－28

序言（部分）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von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一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有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以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烈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他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一一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

但奧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劳伦斯·里斯

劳伦斯·里斯让我们深入了解奧斯维辛，它如何演变成最终那个恐怖炼狱，纳粹暴行的永恒象征。

这本令人钦佩的书值得广泛阅读。

——伊恩·克肖

《奧斯维辛》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以期引发学界和读者对纳粹德国更大的兴趣和更周全的认识，并思考这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对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可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