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托芙·扬松一百周年诞辰。

托芙·扬松（1914—2001）是世界著名童话大师、奇幻文学大师。她多才多艺，集油画家、小说家、插画家、漫画家、连环画家、作词家等身份于一身，用芬兰著名作家图拉－卡尔亚莱宁的话说，她几乎无所不会。

为了纪念托芙·扬芙一百周年诞辰，图拉·卡尔亚莱宁经多年研究，于2013年底出版了托芙·扬松的传记新著《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由图拉·卡尔亚莱宁著）。这是一部对托芙·扬松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作了精辟、深入的研究的著作，被芬兰文艺评论界视作迄今最全面的展示托芙·扬松生活和思想的传记。

图拉·卡尔亚莱宁著的《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是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理论和资料书第二辑）中的一册，这是国内引进的托芙·扬松唯一的个人传记，由中国前驻外大使、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杜钟瀛先生倾情献译。全书围绕世界童话大师托芙·扬松传奇而精彩的一生展开，深入而细致地讲述了托芙的成长、创作、家庭、交友等生活经历，展现了这颗璀璨的童话之星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诠释了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极具天赋而勤奋执着的作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对生活始终洋溢的信心。

第一章 父亲的艺术母亲的形象

第二章 青年时期与战争

第三章 工作吧，爱吧

第四章 姆咪世界

第五章 向着闻名于世前进

第六章 姆咪正在征服世界

第七章 孤身一人甚至谁都无法从贝壳中得到享受

第八章 重新作画

第九章 送给孩子的书和关于孩子的书

第十章 找到了自由和色彩

第十一章 生活与关于生活

第十二章 告别了

感谢词

译者的话

第一章

父亲的艺木母亲的形象

受到战争伤害的父亲

父亲是托芙的第一个榜样，也是在她的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榜样。父亲认为，艺术是伟大的、严肃的。看来托芙很早就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这一点。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充满伟大的爱，又交织着深刻的恨。维克多·扬松希望他和妻子——两位艺术家的第一个孩子托芙能够成为艺术家。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许许多多对父亲来说是陌生的、无法理解的，甚至厌恶反感的问题。不过，由于托芙也是艺术家，他又感到无比骄傲。

父亲维克多－扬松（1886—1958）出生在芬兰一个瑞典族商人的家庭中。当他还很年幼时，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守寡的母亲继续经营灯具商店，年轻的维克多经常同他的弟弟一起在店铺里帮助母亲。生意并不怎么赚钱，日子始终过得不容易。尽管如此，年轻的维克多·扬松还是数次得到了去巴黎学习雕塑的机会。

一开始，维克多·扬松的雕刻艺术生涯似乎很有发展前途，然而他没有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这对一个雄心勃勃和力求上进的人来说，压力一定是沉重的。当时的芬兰雕塑艺术，很长时间里笼罩在崇拜凡伊诺·阿尔托宁的气氛之中。在一个小国，有一个被称为天才的艺术家就足够了。

在那个时代，对男人来说，做一个艺术家或者一家之主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按照时代的价值观，一个做了丈夫的男人，为了保住面子，一定要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家庭。可是对于维克多·扬松来说，他却不得不让妻子外出打工挣钱。脸面上自然是过不去的，更不用说时不时地还要向妻子富裕的瑞典亲戚借钱，来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

维克多家的经济状况与当时普通艺术家的差不多，经常是不稳定的，时好时坏。雕刻家的收入取决于各种因素，比如偶发的情况、成功与失败和对陕速变化中的艺术世界的评估。他家的生活是窘迫的，有时几乎是贫困的。对家庭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可是所得的报酬实在是太可怜了。维维卡·班德勒回忆起已经成年的托芙与金钱的关系，说她是一个有素养的人，因为她对不是艺术家的人都是采取怜悯的态度。这种对待贫穷的态度也缓解了与财政困难所带来的必然相关的苦难。

如同20世纪2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芬兰雕刻家，维克多·扬松因为白卫军纪念碑和墓碑而有了工作。“法范”是人们当时对他的习惯称呼。他创作了四座独立纪念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座耸立在拉赫蒂市和坦佩雷市。它们是铜铸的男子，赤身裸体，健壮美丽，好像是古希腊风格。纪念碑（1921年揭幕）雕刻的是一名战士，他手握利剑，直指天空，正要发起攻击。他站立在高高的基石上，就如凌驾在世间一切日常的繁琐事之上。给人总的印象是，那是一座英雄主义的雕塑作品。优美、进取和无畏精神，那些在时代和意识形态中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也必须加以强调，并把它们和战士融汇在一起。对于维克多·扬松来说，可以肯定，创作英雄纪念碑与其说是出于他真切的意愿，倒不如讲是经济状况的逼迫。不过他的作品中大多数是温柔的、能诱发性爱激情的女性形象和可爱的孩子。托芙在其一本名为《雕刻家的女儿》的著作中曾经写道，她的父亲并不喜欢女人。父亲认为，女人过于喧哗，看电影还戴着宽大的帽子；她们缺乏社会观念，在战争中不听命令，只有被创作成为雕塑作品时，她们才成了女人。唯独妻子和女儿才是他真正能够接受的生动、逼真的女人。

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习惯于做艺术创作家的模特儿，当缪斯①。维克多·扬松的妻子西格内，也就是哈姆（1882—1970），曾经是她丈夫许多部雕塑作品的原型。托芙还是小女孩时就已成了模特儿。维克多·扬松1920年的作品《小姑娘的头像》就是将女儿的面孔刻在了大理石上。细腻的面部轮廓和安静的表情通过浅白色大理石柔和的光亮表现出来。扬松也创作了一些喷泉雕塑作品，在安斯帕拉纳迪小教堂前的雕塑中，美人鱼的原型就是玩耍时的托芙。当父亲以女儿为模子来创作名为《旋花》的雕塑时，她已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了。这一作品的名称来自一般被称作“生命之线”的藤类植物，作品里的姑娘美丽可爱，柔韧得像是向上蜿蜒缠绕的根茎物。这座雕塑于1931年建于卡伊莎尼米公园，现在仍旧屹立在那里。托芙曾描述自己1937年在拉卢卡举行的夫人素描晚会上充当裸体模特儿时的感受：“我照着父亲的要求摆好旋花的姿势，向前一步，两手稍稍举起，动作极为细微，几乎原地不动，脚尖略为向里，手做出摸索的动作，表现出觉醒和青春。父亲就是这样说的。”

托芙与父亲由于种种矛盾而很难亲近，有时候他们甚至怒目相视，相互仇恨，不过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终止。两人各有严肃的社会见解和政治观点，然而差距太大，以致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世界观。母亲告诉孩子们，是战争使父亲心肺撕裂，使他的心灵受到难以医治的创伤。战争使昔日那个阳光、幽默和乐观的男子汉变成了一个苛刻、易怒的人。他甚至连笑都不太笑了，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露出笑容。对他来说，表达自己的感情极其艰难。父亲远离家庭的中心，家庭的核心由母亲和孩子们组成。然而托芙又无比钦佩她的父亲，在艺术方面，她对父亲一直唯命是从。

法范是他那一时代典型的爱国者。同许多战争时期的英雄一样，他的精神也与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与参加过战争的男人一起，反复回忆着经历过的战斗。阴暗的思想与狂热的欢庆交织在一起。他们在餐馆聚会，把妻子们留在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尽情地饮酒，无拘无束地大谈野心勃勃的计划，谈论艺术和生活，而不让女人、孩子和日常琐事干扰他们。烈性酒使夜晚酒气弥漫，尽管在禁酒法实行的时期是很难搞到酒的。P1－3

“什么事情我都会做，但是我决心什么事情都不做。难道什么事情都会做不让人感到高兴？”这是米曼利在托芙·扬松名为《姆咪谷的十一月》的一书中叽叽喳喳地讲出来的。

至少在欧洲，我们芬兰人乐于严格照章办事是无人不知的，但是我们的人生观并没有被认为是愚蠢的或者懒散的。尽管如此，我们芬兰人至少有一条腿是强有力地站立在姆咪谷的糊里糊涂、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的。我们芬兰人是与姆咪一同成长起来的，孩童时我们读姆咪书、看姆咪连环画，在长大成人后我们仍旧愿意用姆咪装饰我们的家，不仅装饰孩子的房间，而且装饰厨房、浴室和卧室。我们熟知姆咪谷所有形象的特性，我们每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个形象，从他的身上我们最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姆咪谷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由油画、素描、书作，甚至由艺术家托芙·扬松与她的伴侣图蒂基·毕埃蒂莱一起制作的小模型组成。现在姆咪也成了生意经，一切已经画成和可供销售的产品都在其中。

在这部著作中，艺术史学家图拉·卡尔亚莱宁不仅给姆咪的创造人，而且还将涵盖了20世纪初艺术家部分路径的托芙·扬松的人生做了评价，给读者提供了基本看法。卡尔亚莱宁揭示了姆咪的诞生过程，同时也描绘了当时作为女性艺术家和油画家托芙·扬松的思想背景。

托芙·扬松的艺术赋予世界各地的许多代孩子和大人以影响。我谨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卓绝地翻译了这部作品的杜先生表示祝贺。我希望这本书的译介给众多的中国读者提供享受托芙·扬松艺术的醉人时刻。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杜先生长期献身的、旨在将芬兰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工作。

我祝愿你们大家也在姆咪谷度过愉快的时刻。我希望许许多多中国读者前去芬兰旅行，亲眼看一看她的曾经激励托芙·扬松产生灵感的景色。

姆咪谷中同我最像的形象是：努斯卡莫伊库宁。

芬兰驻华大使吉泽森

2014年是托芙·扬松一百周年诞辰。

托芙·扬松（1914—2001）是世界著名童话大师、奇幻文学大师。她多才多艺，集油画家、小说家、插画家、漫画家、连环画家、作词家等身份于一身，用芬兰著名作家图拉－卡尔亚莱宁的话说，她几乎无所不会。

为了纪念托芙·扬芙一百周年诞辰，图拉·卡尔亚莱宁经多年研究，于2013年底出版了托芙·扬松的传记新著《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原名为《托芙·扬松：工作吧，爱吧》）。这是一部对托芙－扬松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作了精辟、深入的研究的著作，被芬兰文艺评论界视作迄今最全面的展示托芙·扬松生活和思想的传记。

出于帮助我国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伟大而奇特的芬兰人的生活和艺术成就的考虑，我决心将图拉·卡尔亚莱宁的新著从芬兰文直接译成中文，并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在这一意义深远的工作中，芬兰驻华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给了我多方面的关注和热情友好的支持，在此谨向吉泽森（Jari Gustafsson）大使及其夫人，以及尤玛丽（Maria Joenusva）总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芬兰文学协会（Suomalaisen Kiljallisuuden Seura）通讯会员，我在为增进中芬文学交流的努力中，始终如一地得到芬兰文学交流中心（FILI）的帮助和支持，为此我感到高兴，并向它表达深切的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UPM），感谢它们总是热心地支持我为增进中芬文化交流所从事的工作。

我与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虽是初次合作，但合作得很愉快，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合作。

本书的芬兰原版本中还包含参考文献和人物索引，但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故将这些内容删去。

杜钟瀛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