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每到一国，必尽最大努力劝说该国君主实行仁政，以安邦定国，进而安定天下，就当时的历史阶段来说，对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积极而进步的作用。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很赞赏孟子的仁政思想，甚至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常引用他的一些治国格言，其原因盖在于此。

唐志龙编著的《孟子谋略：内圣外王》围绕孟子仁政学说这个中心内容，阐释其谋略与睿智。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他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仁政王道，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王道，才能达到统一天下与治理天下之目的，其所有论述几乎都密切联系着仁政学说进行阐发。

唐志龙编著的《孟子谋略：内圣外王》是“谋略纵横系列”之一。

在对孟子丰富多彩的谋略思想进行分类归纳时，尽可见仁见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对其中民主性的精华与积极的方面予以批判地继承，细心研讨，使之发扬光大。《孟子谋略：内圣外王》围绕孟子仁政学说这个中心内容，阐释其谋略与睿智，以飨读者。

一、治政之策

1.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

2.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3.正君而国定

4.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

5.尊贤使能

6.进贤必慎

7.用贤必信

8.以德服人

9.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10.省刑罚

11.秉公执法

12.罪人不孥

13.薄税敛

14.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5.背仁善战，服上刑

16.两大之间能为小

17.仁交小国，智交大国

18.待时而动，事半功倍

19.所恶执一

20.有不为方能有为

二、保民之术

21.诸侯三宝，民为重

22.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23.民贵君轻

24.得民心者得天下

25.不嗜杀人，民必归之

26.救民水火，民必悦之

27.取民有制，民必敬之

28.仁民爱物，民必爱之

29.佚道使民，虽劳不怨

30.与民同货

31.与民同乐

32.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33.济寡怜孤

34.不可残民

三、修养之道

35.养气立德操

36.尚志明仁义

37.修身以事天

38.反求诸己

39.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40.欲当大任，必劳心骨

4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2.穷善其身，达善天下

43.得志不为奢

44.伤廉不取

45.交际以恭

46.与人为善

47.过则改之

48.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49.友其德

50.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四、教学之方

51.设学相教，以明人伦

52.善教得民心

53.智圣合一

54.教者必以正

55.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56.教亦多术，不教亦教

57.苟求其故

58.言近指远

59.引而不发

60.中道而立

61.贤养不肖

62.博学反约

63.学贵自得

64.学必专心致志

65.学贵有恒

66.善思则得

67.盈科而进

68.信书不唯书

69.好为人师则患

70.一傅众咻难成学

4.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自己的手足一样，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自己的腹心一样。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狗马一样，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一般国人。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土块草芥一样不值钱，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仇敌一般。”

孟子在此提出了十分鲜明而大胆的君臣关系新见解，可以将之概括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对等而正面的谋略。这一谋略与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思想完全一致，且更为形象深刻，言辞也更尖锐激烈。孔孟两人都没有把君主捧为神，没有把君主看成绝对权威，也不提倡对君主的“愚忠”。相反，在君臣对等关系中，倒是君主必须先“敬”臣，待臣如“手足”，才会得到臣下相应的“回报”，视君如“腹心”。否则，臣不敬君，甚至视之如“国人”和“寇仇”，都无可非议。这是颇具民主性色彩的谋略。

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愚忠”思想，是西汉中期封建制度高度中央集权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硬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说教套在孔孟头上，大加挞伐。实际上提出“三纲”的是汉武帝时人董仲舒。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是在孔孟之后近五百年才出现的事。至于“三纲”条文的具体内容规定，最早见于《礼纬·含文嘉》，它成书于东汉，在时间上距孔孟更远了。汉以后，我国封建统治者都把这一套奉为至宝，用以愚弄人民。时至今日，其流毒仍不可低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坐了龙椅后，读了《孟子》这段话，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君臣关系“宜非臣子之言”，容易使臣不忠，曾下令删去这些话，并将亚圣孟子的塑像撵出孔庙。然而，不少开明君主仍将这些话视为积极的劝诫，并在实践中尽力运用好这一谋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唐朝的李泌，自幼聪明好学，是个“神童”，长大后也很有才干。唐肃宗当太子时，就与李泌交际很深，常相往来于宫中，太子则把李泌当做老师看待。但李泌不愿做官，加之曾写诗讽刺过权贵杨国忠，受到了打击，他便跑到河南颍阳隐居起来。不久，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身边的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急需良臣相辅，肃宗礼请李泌出山。鉴于过去的友情，加之国家有难，李泌从大局考虑，便接受了肃宗的邀请，被任命为元帅府行军长史（相当于军师）。

肃宗对李泌十分器重，总是言听计从。李泌感知遇之恩，也竭尽全力相报肃宗，为肃宗出了不少好主意。有一次，肃宗对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已是宰相，位极人臣，将来如果他们恢复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平定叛乱，我该如何加封他们的官职呢？”李泌趁机进言陈述当时滥封官爵赏功的危害。他指出：“古代都以才能授官，以爵位赏功，只是近来才多以官赏功。以官赏功有两大害处：一是因受赏者缺乏担任这一官职的才能而使政务荒废；二是因为功多官高，造成权势过重，尾大不掉。这样，以功臣居大官者，大都乘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国家倘以爵位来奖赏安禄山的军功，他最多也不过拥有方圆百里的一块收租封地。从子孙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它，不会造反了。所以陛下在叛乱平定后，应以爵位赏功臣，这是有利于国家的万世大计。”肃宗颇以为然。

肃宗又问李泌：“将来国家安定后你要什么封赏呢？”李泌笑着说：“臣什么也不要，臣只想枕着陛下您的大腿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肃宗为之大笑。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肃宗来到泾州的安定郡（即今保定），李泌像往常一样，先为肃宗布置好行宫，因久等肃宗不到，就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肃宗来到，见此情状，就悄悄地爬到床上，把李泌的头枕在自己腿上。李泌醒来，大吃一惊，忙要起来谢罪。肃宗不许，并问他，你说平定天下后枕着我的腿睡觉，现在你的愿望已经实现，那么天下何时可以平定呢？李泌说：陛下放心，这件事就像此处郡名一样——保定，包在臣身上就是了。正是由于肃宗待李泌如兄弟手足一样，所以李泌也肝胆相照，为唐肃宗平叛出谋划策，颇多建树。这正是肃宗较好地运用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谋略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运用这一谋略委功于臣下，平等地看待臣下，常常也能使臣下心悦诚服，使君主自己受到更真挚的尊敬。战国时乐毅一举打下齐国七十余城，为燕国报了齐灭国之仇，燕昭王十分信赖、器重乐毅，乐毅也更加倾力相辅。有位大夫骑劫，与燕太子乐资亲密。骑劫忌妒乐毅，便在乐资面前进谗言。有一天，骑劫对乐资说：“齐王已死，齐国仅剩了莒城和即墨两处，其余齐地已尽在我燕军之手。乐毅开始只花半年工夫，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下齐七十余城，后来却又几年打不下这两座孤城，这是力量不够呢，还是别有缘故？”太子点了点头。骑劫见势，又进一步煽风点火道：“谁都知道，根据乐毅的才干和燕军的实力，他要是诚心去打这两座城，早就打下来了。听说他怕齐国人心不服，因此想拿恩德去感化他们。等到齐国人真正归附了他，他不就顺当地当上齐王了吗？那时，他就不可能是燕国之臣了，你的太子之位也就难保了。”乐资认为有理，就急匆匆地告诉了燕昭王。昭王一听，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揍了太子二十大板，直打得太子皮开肉绽，并痛骂太子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昭王教训太子说：“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是昌国君乐毅，他于燕之功简直没法说。无乐毅既报不了仇，也不会有燕今日之强盛。人不能有仇不报，更不能有恩不报。齐国是乐毅打下的，就是他真的做了齐王，也是应该的。”燕昭王的这种委功是很感人的，因为他不是当着乐毅的面，而是在斥责太子时说的，更觉其相待臣下之真诚。

后来，又有人当着昭王之面谗毁乐毅，昭王认为如不严惩，不足以止谗，也不利于彰乐毅之功和尽君主之道。于是大集群臣，当着百官之面说：击败齐国，为燕雪耻，完全是乐毅之功，齐地就该属他，他王齐是名正言顺的。燕有他为王的齐做兄弟，可以互相保护，彼此援助，长处安宁。立即命令将谗者推出斩首示众，又严词说：如再有毁乐毅者，均格杀勿论。随后遣使者拿了节杖到临淄去见乐毅，立他为齐王。乐毅听述前事后，非常感激燕昭王对自己的信赖和深厚情谊，他对天发誓，情愿死也不愿接受这封王之命。他决心终生辅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者回报昭王，昭王感动得落泪，更加痛恨谗者，也更加器重乐毅。

昭王运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谋略平等地对待乐毅，实事求是地评价乐毅，推心置腹地封赏乐毅，不仅使乐毅更为倾心辅己，众臣更加悦服，小人无机可乘，而且因此名震国外，都认为燕昭王确是英明之君，做到了“亲君子远小人”，君臣必然和谐，同心共德，不可欺侮。于是，诸侯不敢谋燕，列强无不敬燕，四邻争与燕友好。可见，君臣手足情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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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省邹县）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在世八十多年。年轻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其学说可算孔子嫡传。

孟子学成之后，乃以所学游说诸侯。所到之处，备受崇敬和礼遇，一度被齐宣王用为客卿。但终因不见用，退而设帐授徒讲学，与高足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坐而论道，著书立说。有《孟子》传于后世。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他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仁政王道，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王道，才能达到统一天下与治理天下之目的，其所有论述几乎都密切联系着仁政学说进行阐发。所以，长期以来，世人曾以为，孟子祖述尧舜，“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处世呆滞古板，难合时宜，似乎无“谋略”可言。其实不然。倘细品《孟子》全篇，不难发现，字里行间，仍处处闪烁着孟子哲人思维的智慧之光。从根本上说，孟子的谋略智慧，恰恰正潜存于他关于治政之策、保民之术、修养之道、教学之方等诸种言论之中。这里的“谋略”，是指智谋、策略与方法的统称。儒家一贯注重倡仁义而非权术，孟子的谋略便大都从正面阐述某种思想主张及做人处世之道，很少有如兵家、法家那样单纯追求权术、计策的韬略。这就使得对孟子谋略思想的理解只能从广义上去把握，然后再转化成一定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直接而切实的方法。不过从总体上看，正面阐述道理的谋略仍为其主流。这是我们在研究孟子谋略思想时应予特别注意的基本特色。

在对孟子丰富多彩的谋略思想进行分类归纳时，尽可见仁见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对其中民主性的精华与积极的方面予以批判地继承，细心研讨，使之发扬光大。受条件所限，本书仅围绕孟子仁政学说这个中心内容，阐释其谋略与睿智，以飨读者。

受篇幅所限，本书所列条目难免有管中窥豹之嫌，但也尽量做到了顾及诸方、撮其重要之主旨。尤其对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中的格言等，基本保留了原貌。各条目的名称，尽量利用原文词句或稍作斟酌提炼而成，以增加全书的可读性与科学性。由于《孟子》注本甚多，本书的标点、译文参考的主要版本有199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方元等译注的《四书今译》，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杨伯俊的《孟子译注》等。因体例所限，范例的使用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提供各种资料的作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因编著者水平有限，在对孟子谋略的选取、释义及全书安排上，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